第十章 北上与回师 1933 年11 月,驻福建的国民党第19 路军,在陈铭枢、李济深、蒋光鼐、 蔡廷锴诸位爱国将领的领导下,提出抗日反蒋,与我们联合行动,并订立了秘密的 联合作战协定。他们公开建立了“福建人民政府”,与国民党南京政府相对抗。蒋 介石为消灭19 路军,从进攻中央苏区的北路军中抽调了10 个师去福建,于1934 年1 月开始进攻延平、古田等处的19 路军。 中央红军根据联合作战协定,从江西向北发展,以牵制蒋军,配合19路军的行 动,同时也是为了打破敌人对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围剿”。当时,进攻中央苏区的 国民党军分东、西、南、北四路,东路军即19 路军,西路军是湖南军阀何键的部 队,南路军是广东军阀,北路军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 1934 年1 月14 日,我们接到中央军委以朱德、周恩来的名义发来的电报, 令“第17 师应速向宜春、分宜地段渡过袁水,北出配合第16 师向南浔路永修一 带行动”。当时,军委并没有明确告诉我们北上的战略意图是配合第19 路军,只 是在通报“福建事变”的情况下,要我们去配合中央红军向北发展。对“福建事变”, 只认为他们反蒋是好的,却没有把他们作为同盟军。 红17 师是规模较小的游击兵团,全师才4000 多人。军委指示我们北上的主 要任务,是破坏南浔铁路。南浔铁路是南昌到九江的交通要道,是敌北路军进攻中 央苏区的主要后方联络线、补给线。如果能破坏南浔铁路,对中央红军北上是有力 的支持。 当时,我们驻在安福的枫田、固江一带,接到上级指示后,立即做出发准备, 补充兵员,打草鞋、做风帽等。1 月26 日早晨出发,进到分宜以东的萧公渡。萧 公渡对面有条河,河对面有地方武装防守。那时是冬季枯水期,河水不深,我们在 天亮前涉水冲了过去,把地主武装打跑了,还抓了些俘虏,查明情况。这一天全军 乘胜渡过袁水,驻在鹤巢、双林一带。 27 日,国民党的飞机来驻地轰炸。为了引开敌人,我派小分队去打鹤巢附近 的碉堡。平常打碉堡是先把周围的电话线割断,那天我们特意不割电话线。我们一 打,碉堡里的敌人就打电话告急,说红军的大部队来了。这样就把敌人的飞机引到 碉堡附近。我们又在碉堡附近搞了些假目标,飞机把炸弹抛完也就回去了,我驻鹤 巢的主力部队得到了休整。这个方法很合乎孙子说的“兵者,诡道也”的原则。 过了袁水,我们继续向北。蒋介石得到情报紧张了,急令敌第18 师朱耀华部 和第62 师钟光仁旅驰往铜鼓,从西面堵截我们。我们却由华阳渡过锦水,向高安 前进。一路上,到处都是敌人筑的碉堡。我们多半晚饭后战备行军,前面打开一、 二个碉堡,放火一烧,火舌从堡顶冒出,冲向天空,附近碉堡中的敌人都被吓跑了。 我军继续前进,沿途烧碉堡,熊熊的火光把马路照得通明,好像一条大火龙。我们 每到一个地方,都要做群众工作,打土豪,捣毁国民党的区、乡政府和食盐公卖处, 把没收的盐、粮食和其它物资发给当地群众。群众高兴得很,青年纷纷参军,从鹤 巢到华阳,不过一天行程,参军的就有二百多人。 部队进到村前村,住了一二个晚上,又转向西,经花桥到了宜丰的黄沙。 到黄沙时,天已黑了,地形没有看,就在村子里住下来。黄沙是修(水)、铜 (鼓)、宜(丰)、奉(新)苏维埃联合县的中心区,距上述各县各五六十华里, 近一万人口,是一块小苏区。我们去了以后,地方同志向我们介绍了情况。 第二天刚吃了早饭,我们正准备去看地形,突然西面的潭山、天宝方向打起来。 这时,敌人又攻占我驻地西面的连哨位置。警戒阵地有我们的一个营,把敌人顶住 了。不久,该营撤到山上抵抗,这时主力也陆续上山。因为没有看地形,上山时找 不到路,是从柴篷中钻上去的,既困难,又耽误时间。 上午八、九点钟,敌人的飞机来了,在我们阵地上丢炸弹,丢了又回去,回去 又来,轮番轰炸。主力还没有大打,就伤亡了七八十人。后来我们发起冲锋,夺回 了前面阵地,但敌人主力还占领着对面的一个山头。 中午,敌人的飞机来得更多了。我用望远镜观察敌人的阵地,发现敌人在阵地 上用白布摆了符号标记,好让飞机辨别目标。我看准了这一招,也用白布在自己的 阵地摆上同样的符号标记。敌机被迷惑了,不知该往哪里丢炸弹。双方对峙,一直 延续到下午三点。我们抓紧挖工事,把部队调整好,然后向敌人的主阵地发起了猛 攻。 正面山梁上,我们只用少量兵力控制,主力从山脊梁侧翼的柴篷里冲上去,几 个手榴弹一响,敌人垮了,乱做一团,从山上滚下去。我们紧跟着追,那时田里没 有水,就从田里追过去。这时敌人飞机又来了,朝前面丢了一二十颗炸弹,挨炸的 都是敌人自己。原来我们的追击部队与敌人尾部相接,飞机上分不出你我,认为红 军追得快,把他们后面的部队,也当做红军炸了。 当飞机分清后,炸弹丢光了,只好在我们头上飞来飞去。我们知道它没炸弹了, 也不管它,一直追到潭山附近,天黑,飞机不来了,我们才回黄沙。 这一仗是以劣势兵力打垮敌优势兵力的一场恶战。我们49 团、51 团,每团 3 个营(1 个营3 个连), 50 团才两个营;而敌人是一个整师。这个师是红一方 面军第一次反“围剿”消灭的张辉瓒第18 师的残部。当时,该师大部分在龙岗被 歼,另一旅朱耀华部住东固,没有参加战斗。后来国民党把该旅提升一级,扩大为 师,就是现在被我们打垮的这个师。打垮18 师,人人高兴,对我更有一层深意。 我是参加第一次反“围剿”“龙岗擒瓒”战役的,这个漏网的敌人,又被我们打垮 了!该师有师直属队、2 个旅、4 个团,战时有飞机助战,却被我们打垮了。俘敌 200 多人,打死打伤四、五百人,敌62师的旅长钟光仁也被我们打伤了,还缴获很 多枪支、子弹,缴的背包特别多。 因为敌人向我们进攻时,解下自己的背包、毯子放在山脚下,以便前进。到溃 退时,只顾逃命,谁也顾不得背包了。 这一仗,我军伤亡了400 多人,参谋长李达和一个团长负伤。对我们这支小部 队来说,这样的伤亡也是不小的。这一仗从总体来看,打得好,对湘鄂赣的群众和 我们自己,都是很大的鼓舞。 在黄沙战斗打得正紧张的时候,我写了封信给红16 师。当时,他们在九仙汤 附近的山间里隐蔽休息。接到信后,师长高泳生、政委温景惠带着队伍马上来增援。 他们晚上10 点钟才到黄沙,仗已经打完了。我们两个师会合在一起。当时是战争 环境,又在夜间,大家都很疲劳,就在那些小村里挤在一起宿营。分不清是那个师 的,只知道都是红军,共产党领导的军队。 打了黄沙以后,我们两个师一起行动,因军委早有指示, 16 师由17师首长指 挥。我们沿河边走了两天,路过澧溪,再从甫田桥渡过修河,沿着马路向武宁走。 这时,国民党军郭汝栋一个旅来堵我们,打了个遭遇战。我们夜间攻击,到离武宁 城北7 里的地方,转向北面,2 月12 日到横路铺。 横路铺离武宁大约30 里,这一带原来是苏区,被敌人摧残得很厉害。我们在 这里打了敌人的区公所,抓了国民党的一个区长,缴了几支枪,便继续向东行动, 到了瑞昌的小坳村。这时,军委来电,叫我们轻装急进迅速破坏南浔路。我们决定 红16 师留在小坳,警戒武宁方向,红17 师向马回岭车站前进。 当时,敌人沿南浔路驻有3 个旅,瑞昌是独立第3 旅,德安是第36 旅,还有 独立第7 旅,每旅3 个团,共9 个团。我们一向铁路靠近,敌人就从四面压过来。 一天晚上,进到离铁路约有2 里的地方,下起大雨,我们没有破坏的工具,也没有 破坏铁路的技术和经验,敌人又逼近了,我感到,不能再向前了。那个地方交通便 利,敌人坐上汽车很快就到,大势不利。 情况十分紧急,我等不得请示军委,当即决定部队马上撤下来,向西走,走到 九渡源山区。 我们在九渡源休息了两三天。一天下午,敌人的飞机来了,我们隐蔽在山上的 树林子里,把马牵到老百姓家的牛栏,什么也没有暴露。敌人飞机没有发现目标, 也就没有丢炸弹。但敌人又分3 路向九渡源进攻,第一路是敌第16 师的6 个团, 第18 师的4 个团, 62 师李国钧的一个旅,共12 个团。 还有第62 师另两个团,从西面向九渡源进攻;第二路是独立第3 旅,由瑞昌 的南面向九渡源进攻;第三路是独立第36 旅,从德安向岷山一带进攻。我们在岷 山方向有个连哨,见到敌人来了,就在路的两侧隐蔽。敌人的前卫连与他的主力相 距约有里把路,我警戒连一个冲锋,就把敌人的前卫连打垮了,除了打死打伤的外, 还俘虏了十几个人,这个小仗战果不小,最重要的是从俘虏中弄清了这一路敌人的 情况。 三面都发现敌人,我们只有从九渡源向南往秦山去的一条路。那天晚上,我们 上了一个两里路高的小山,又下了六七里路的岭。天下着雨,路很难走。 有个地方队伍老是走不动。我插上去一看,那个地方很窄,下面是悬崖陡壁, 只有十几步路,就是走不动。我估计这里离敌人较远,即使敌人在远处发现,夜间 也弄不清楚;就是被敌发现,也比困在山上更利于尔后的战略机动。我就冒点险, 叫人点了两盏马灯,以利于部队很快通过。向秦山撤退。我又让负责警戒的那个连 堵住敌人,后来增援到一个营,才把整个部队掩护到了秦山脚下。这就利于今后的 军事行动了。 虽然到了秦山脚下,但我们还没有脱离敌人的战役大包围。那天晚上,我们研 究了各方面的情况,决定向南,从柘林南渡修河。整整一个晚上部队没有合眼,第 二天天快亮时又出发了。侦察队走到前面,他们把缴来的国民党军服穿上,急行到 柘林。柘林的国民党区长和几十个民团以为是国民党军队来了,忙出来欢迎。侦察 队一冲而上,把他们都缴了械。船工很快架起俘桥,早上8 点钟我们过了修河,完 全跳出了敌人的战役包围圈。 过修河后,又经仰山、桃源、固坊、庙前街,进入上富山区。敌人的大部队被 我们抛在了后面,但他们调动得很快。国民党第16 师从德安乘火车到南昌(在南 昌,蒋介石还接见了16 师师长彭位仁,发给他德国造的20 响驳壳枪,给其撑腰 打气),又从南昌到高安,从前面堵截我们;另一路第62师的两个旅,经柘林、庙 前,从北面追来;岳森的第50 师从西面来堵;第19 师的两个团从西南面奔来, 企图将我们消灭在上富山区。 我们休息了两天之后,就向西运动,到了观前、郭城一带。这里原是苏区,后 被国民党占领了,一个个村子烧得光光的,老百姓都逃到山上,搭棚子安身。我们 一到那里,老百姓下山来了,带些干薯送给我们。他们自己本来够困难的,却把仅 有的一点杂粮分给我们,虽然数量不多,但对连日来吃不饱饭的我们,真是“雪中 送炭”! 我们一直向西,又打破了敌人在上富地区包围我们的计划。当时部队疲劳得很, 白天有飞机轰炸,只好晚上行军。有天晚上走了五十多里,于拂晓前三四点钟到了 修水县的漫江。我们住在靠漫江山边村子里,前面3 里多路有个小村子,住一个营。 因为太疲劳,大家都睡着了。敌人来袭击,连哨兵都睡过去了,结果我们那个营被 敌人包围。我和师部的其他同志在睡梦中听到机枪响,马上起来,集合部队上山。 敌人过了田段向山上冲来,我们一个冲锋号反击,把敌人打下去。敌人从田段里乱 退,我被围的那个营反守为攻,堵截溃退的敌人,打得敌人到处乱窜。 战斗结束了,俘虏80 多敌人,缴了90 多支枪,击毙敌连长两名,俘虏连长 一名。这一仗虽然消灭敌人不算多,但在我军当时吃不好,睡不好又极端疲劳的情 况下,堪称奇迹。 这次与我们交手的是敌第50 师的部队。50 师同18 师一样,也是我们的老 对手。第一次反“围剿”消灭张辉瓒后,红军在东韶把50 师也打了个落花流水。 这两个师都是湖南老政客谭延麟统治湖南时期建立的,参加了北伐战争,以后叛变 革命,成为新军阀“围剿”红军的主力。我军的干部都有种革命意识,对叛变革命 的军队特别痛恨,谭延阎又是我们根据地茶陵县人,他的父亲谭钟麟在满清政府当 过大官,许多战士都知道这些情况。战斗前,我们从谍报中得悉是50 师的部队, 都摩拳擦掌,想同他较量一番。没想到在我们疲惫不堪的情况下与他遭遇,靠着战 士们的英勇顽强,终于把他打垮了。 这一带也不能停留,我们就决定到幽居去。在幽居,又同红16 师会合了。 原来我们向东转移后,红16 师还在小坳地区。敌26 师向他们进攻,打了整 整一天,由于我们的电台失灵,同他们联系不上,他们就自己行动,向西突围,冲 破敌人的包围圈,到了幽居。 幽居是当时湘鄂赣省级机关所在地,四周都是大山,粮食非常困难。省委、省 苏维埃机关想了很多办法,饭是一成米,二成薯丝,菜是吃笋干,又没有油,连医 院里的伤员也是吃薯丝。我们本来准备在幽居休息一下,但休息不成。 这时,敌人又布置了新的进攻,兵力很多,东面是敌第18 师的一个旅和第62 师的两个旅,东南面是敌第16 师,西面是敌第19 师,北面是第26 师加上第50 师的一个团,还有独立第4 师,都向幽居包围过来。我们同以陈寿昌为首的湘鄂赣 省委共同研究部队的行动方向,他们介绍说鄂南有红3 师,那里是湘鄂赣最大的一 块苏区,人口多,富足些。恰好军委来了一个电报指示,也是让我们到湖北去,于 是就决定北上鄂南。 部队进到渣津,敌第26 师郭汝栋部赶来堵截。我们趁敌人刚到,立足未稳, 发起勇猛冲击,打垮了敌人一个团,乘胜到古市岭,跳出了敌人在幽居附近对我形 成的包围圈。第二天下午,敌罗启强的独立第4 旅追来,我们又继续向北,走到江 西湖北交界的修(水)武(宁)崇(阳)通(城)苏区。 这块根据地有4 千多人口,也是山区,地方不大,粮食困难。一到这里,我就 向湖北共产党的县委机关了解鄂南苏区的情况,才知道苏区已被敌人分割成十几块 了,回旋余地不大,而粮食又特别困难,我们两个师共有5 千多人(其中红16 师 有1600 多人),到鄂南苏区,吃什么?“军无粮食则亡”,我早就知道这个原则 ;自己多年的军事实践对这条原则体会更深,我感到再也不能向北走了,应立即南 返。 当我提出南返时,师政委陈洪时不同意,说没有接到军委指示。的确,向北是 军委指示的,但眼下情况紧急,军委又不在眼前,机械地执行或等待军委指示都会 贻误战机,陷于被动。我就向陈洪时分析战略大势。我说,再往北是长江,京汉铁 路,还有敌重兵所在的武昌,西面是岳阳,何健也可随时调重兵,东面有九江和南 浔铁路,处在这个三角地带,活动范围小,十分危险。陈洪时也承认当前的现状是 事实,但他还是要等军委电报。陈在大革命失败后去苏联留学,回国后长期做县委 书记,可谓满腹经纶,但缺乏军事素养和战斗经验,遇到复杂情况就拘谨得很。 我们在冷水坪住了一天,就为解决这个问题。那晚,我和陈洪时都在思索。平 时我们关系比较好,他对我的意见也尊重,就慢慢地说服他。师参谋长李达和政治 部主任袁任远同意我的意见,他们都看出敌重兵很快会过来,拖延不得,大家一起 做陈洪时的工作。我说,军委电报的末尾也有“你们可根据实际情况机断处理”的 话,我们一边向南,一边向军委报告。陈洪时终于同意了,但他担心向南会与追来 的敌人碰上。我说,不要紧。我们把前面的侦察连和前卫营派远一些,如果发现敌 人大部队,就改向西行。 第二天清晨,全军从冷水坪回头向南。中午,敌人果然来了,前面抓住几个俘 虏一问,知道是敌人第23 师和第77 师。我们立即向西,把前卫改为掩护部队, 在后面边打边走。敌人发现我们向西,已经被我们抛在后面了。 第二天早上,我们又突然向南,这样,敌人和我们就换了方向,由原来的从南 向北堵截变成由北向南追击了。方向一变,我们就摆脱了战略上被动局面。那几天 我们一直向南走,经过塘口、金港、获田铺、水源,到了朱溪厂,行动顺利。老百 姓看到红军又回来了,高兴得不得了。 3 月15 日,我们从水源向朱溪厂前进时,却得到了一个错误的情报,说敌第 19 师调到我们后面去了。其实19 师并不在我们后面,而在我们前面的长寿街一 带。由于情报错误,我们大意了,认为前面没有敌主力,就想靠近幽居,同湘鄂赣 省委商量整个行动。走到龙门厂附近的沙湾,发现敌人,认为只是保安团之类,就 发起攻击,结果敌人越打越多,打了几个钟头不得不撤下来,临时向西转移。这一 仗打败了,牺牲50 团团长李崇、还有49 团团政委,伤亡三四百人。我们队伍只 有那么大,损失是严重的,部队被迫向西转移。 到了虹桥,这里也是失败后的老苏区,但老百姓很好,把粮食、菜拿出来给我 们,还收留了我们的伤员。敌人离得那么近,群众还敢收留我们的伤员,我非常感 动,老百姓真是好啊! 第二天早上,继续向西走。走了二十多里,发现敌人又来追我们,便改道向西 南,到了平浏长苏区的周坊。这是大山中的小村庄,侦察队说红17 师来了,山上 的群众就送粮食下来。部队一到,粮食也到了,我们就在路边架起行军锅做饭。周 坊只有三四百基本群众,临时供应我们四千多人的粮食,不容易啊! 黄昏后,我们继续向南。那天晚上,我同侦察员一起走在前卫部队前面,那时, 我常常跟着侦察员走,这样发现情况可以及时做出决定,即兵法常言的“兵贵神速”。 走到汩罗河边上,我们知道冬季水浅,但不知究竟有多深多浅,有没有桥。走进村 子打听,有个老百姓说在嘉义、献钟之间有桥。我请他带路,队伍就在乾田坝里集 合,等齐了后面队伍又走,在拂晓前渡过了汩罗河。 过河四、五里,有个大村子,敌人筑了碉堡。但我们走得很疲劳,就在那个村 子住下。敌人知道我们是红军,也不敢出来。天亮,敌人吹起床号,我们也吹号。 天大亮了,敌人从碉堡里向我们打枪,我们也不搭理。吃了早饭,就向浏阳坳前进。 浏阳坳是连云山的主峰之一,海拔1600 米,上去一趟就是30 多里。刚到半 山,敌19 师追来了。我们望见他们沿河边走,他们也看到我们上山,但双方谁也 无可奈何。19 师本来在我们前面,我们向西一摆,夜间又向南,就把他们甩到后 面去了,这样减轻了我们一个很大压力。到下午二、三点钟,我们登上了浏阳坳。 没有饭吃,就杀了五、六匹马,那时,马本来不多,但又非这样不可。红16 师也 杀马。那天晚上,就在山上露营。 浏阳坳的东面是黄金洞苏区,从山上翻过去就是。晚上,两师首长商量军事行 动。16 师师长高泳生提出,他们的队伍现在不足千人,如果继续向南不好收容。 他说的这个情况我是很理解的。农民军容易跑散,情况艰苦了有的就回家,过些天 又回来。16 师与我们会合时有1600 多人,打来打去就剩900 人了。我认为,16 师是湘鄂赣的主力,离开本地,很难保卫苏区。何况去年秋已将湘鄂赣的18 师调 到湘赣苏区,再把16 师也调走,这个地区就没有红军主力了。虽然16 师只有900 人,但留在当地,便是个旗帜,后方的千把人就能回来;如果师领导机关一走,后 方的人就会散掉。所以,从大局考虑, 16 师以留在原地为好。 在讨论时,我提出了这个意见。16 师的同志非常赞同,但陈洪时不同意,还 是说,两师集中起来是军委决定的,应报军委批准才行。我说,我们回湘赣,多八 九百人起不了大作用;但八九百人留在湘鄂赣,作用就不同了,应从大局出发决定 两师的行动,不应拘泥于军委的某个具体指示。我又从17师本身和当前军事形势说 明必须立即南下,不能等军委批准后再走。我认为,中国历来仗打得好的指挥员, 并不是唯“君命”是从,而是根据瞬息万变的战场形势机断专行。我提出,先这样 决定,同时向军委报告。从冷水坪回师南下,就是这样做的,我们行动两天后,军 委回电批准了我们的决定。 由于我和高泳生的坚持,陈洪时终于同意了,没有使用政治委员的最后决定权, 对此我是满意的,说明他能够接受我的意见,信任我的指挥能力。 冷水坪和浏阳坳的两次决策,都是在紧急情况下,从战略大局出发独立自主做 出的。后来的事实证明,这两次决策都是正确的。如果没有冷水坪的回师南下,就 不能保留红17 师这支主力;而没有浏阳坳决定留下红16 师,湘鄂赣这块根据地 (以后成为游击区)也很难保住。 建国后,付秋涛(曾任湘鄂赣省委委员及16 师政治部主任,建国后为总参民 兵部部长)还对我说:你那时决定把我们留下是对的,好多兵都归队了。 16 师一直在湘鄂赣坚持斗争到“七七事变”后红军改编时期,这一地区也成 为我党在南方的重要战略支点之一。 那天作出决定,离天亮只有两、三个钟头了,天一亮,我们两个师便分开行动, 16 师向东返回湘鄂赣基本苏区,17 师向南,返回湘赣苏区。两个多月的战斗、 奔波,部队减员很大,我们下了浏阳坳,把50 团解散,分编到49 团、51 团去, 三个团变为两个团,然后从官渡过浏阳河继续南进,到孙家煅住下来。 那天正下毛毛雨,下午发现敌人来追我们,后卫营等敌人接近,一个猛冲抓到 几个俘虏,才知道是保安团,但那个保安团的武器不次于正规军,不能轻视它。半 夜,保安团突然从山上打枪,天下阴雨,我军在营地坚守,他也不敢接近我们。第 二天,我们继续走,离路不远也有敌人的碉堡,老百姓带着我们拐了过去,到桐木 南面八里路的地方住了一晚。第二天继续往南走。 走出一二十里,湖南敌人的3 个补充团又追来,我们一面走一面打,先是改道 向西,然后又折转向南,摆脱了敌人。黄昏后到了离栗市不远的一个地方做饭吃, 当晚就迅速从芦溪、宣风之间过了袁水。就是那天傍晚,我们的前卫营(周仁杰部) 在公路上堵截了敌人从萍乡开来的一辆军用汽车,消灭了敌人一个班,俘敌14 人, 缴枪十多支。特别珍贵的是缴获了敌人西路军第二纵队司令刘膺古的一个文件,刘 奉何键命令从萍乡来堵截我们,还有其他军事部署。 得到这个情报,我们立即靠近南山,这是湘赣苏区的边缘地域。我们估计北面 的敌人一定会来追击,西面萍乡的敌人也可能出来,便令已经渡过河的前卫49 团 在南山埋伏。不久,萍乡的敌人果然来了, 49 团勇猛出击,一下就把敌人打垮了, 然后上山。1934 年3 月22 日,我们渡过袁水,又打了个胜仗,回到湘赣苏区的 边缘,大家高兴得不得了。 我们北上湘鄂赣的队伍并不大,才4000 人。两个月中,纵横驰骋,在白区走 了2500 里,赤区500 里, 3000 里路云和月,算是“小长征”吧!敌人调动了46 个团围、追、堵、截,蒋介石亲自在南昌督战。但我们打垮了敌人6 个团,烧毁了 敌人无数的碉堡,冲破了敌人5 次大兵团的战役包围。由于我们积极行动,钳制了 敌人大量的兵力,起到了配合中央红军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作用。 之所以能够起这个作用,完成这一艰巨任务,调动那么多敌人,首先,红军是 共产党领导的军队,是团结、勇敢的军队。我们的指战员有着共同的理想和奋斗目 标,团结一致,一往无前。任何艰难困苦,大家都能忍受,也克服得了。 第二、我军在战略、战役上采用游击战、运动战,打得赢得就打,打不赢就走, 不管遭到敌人怎样的大包围,大堵截,我们都能打破敌人的进攻,保存自己的力量, 并在运动中调动敌人,抓住机会消灭敌人,从而摆脱被动地位,达到自己的战略意 图。 第三、我们这支部队有良好的军政素质。从我带这支部队起,就注意抓养成的 教育,在战术上,从单兵到分队和小部队,对现有武器技术及散开、前进、冲锋、 集合等动作,要求精通熟练。以前我读历史,看到项羽退至乌江只余28 人,还保 持一正一奇的战斗态势,未自杀前,汉兵不敢轻易接近。 17 师也能达到这个要求,班跟排,排跟连,走散了相互找,总要在一起。战 斗时,攻得猛,守得住。即使打败仗也能保持建制,上不失指挥,下也听指挥。遇 到敌人,只要在运动中,甚至刚刚进入防御,都会给他一个猛冲。反之,任何时候, 敌人刚到我阵地前,各部不待命令就反冲锋,必有缴获和俘虏。这已形成了部队的 作风。战争时期,指挥员最重要的指挥艺术,是指挥部队打胜仗。打败敌人,缴枪、 抓俘虏,最能提高士气,也能提高指挥员的威信。红17 师处于那么多敌人的围攻 追堵,仍士气旺盛,回到湘赣苏区,还没有得到休息补充,又继续打大战,就是因 为大大小小的胜利,上下都树立了信心。 第四、也是最重要的一条,苏区的群众太好了!我们每到一个地方,群众、地 方政府、游击队就把周围的情况告诉我们,极有利于我们了解情况。 我们行动的地区,多为失败了的苏区,敌人摧残得特别厉害,群众粮食本来就 很困难,他们还省出来给我们吃。像幽居、寒婆村、周坊等地,群众生活很苦,他 们还是省出薯丝、米、笋干来供给我们。我们在湘鄂赣苏区,有时一天只吃一餐, 但大多数日子是吃两餐,就是在浏阳坳杀马吃那天,我们早上也吃了饭。群众带路 就更不用说了。还有寄养伤员,龙门厂一仗我们伤了二百多人,到虹桥,抬又抬不 动,就把重伤员分散在群众家里,老百姓也接受。没有这样好的群众,要保留那么 多的力量是不行的!所以我讲,湘鄂赣苏区的人民群众对革命有很大的功劳。从红 17 师短短两个月的行动中,可以看出群众对红军的胜利起了多大的作用。 但是现在回想起来,红17 师的北上行动,是失策的。军委要我们北上,是因 为那时福建19 路军发生事变,中央红军要向北发展,才要我们由河西向九江马回 岭、南浔路牵制蒋介石。我们的配合行动是积极的,可中央当时在“左”的思想指 导下,认为第三势力主要是民族资产阶级,比蒋介石还危险,虽然双方定了作战协 定,但没有积极配合他们,却去进攻永丰地区敌人的堡垒地带。从军事来说,我们 一个小游击兵团加上不足2000 人的16 师,北出南浔路,很难达到破坏南浔路的 目的,也就不能有力地配合中央红军,对支援19 路军的行动也起不了多大作用; 其次,从湘赣苏区来说, 17 师北上与18 师分开行动,致使湘赣苏区的中心根据 地受到损失。待17 师回到湘赣,与18 师会合时,永新县城已经失去。这时红18 师实际只有52、53 两个团共五个营,红17 师也削弱了。应该说,这是受中央 “左”倾错误影响造成的后果。 我们回湘赣苏区后,敌人乘我长途行军疲劳和严重减员之机,大举进攻。 当时, 49 团有个文书在莲花叛变投敌,把我们北上时遇到困难和损失的情况 告诉了敌人,敌人瞧不起我们了。我们一到永新地区,敌人就来找我们决战。4 月 5 日,敌第15 师加上16 师一个旅,共8 个团,由永新向里田、沙市前进。那时 永新城虽被敌人占领,但群众是我们的,城里还有我们的秘密组织,敌人什么时候 出发,有多少队伍,我们前一两天就得到了情报。 4 月5 日清晨,我们以3 个团进入里田到沙市大道北侧四五里地隐蔽。 战术部署是:首先集中力量打击敌人的先头旅,即在敌先头部队进入里田与沙 市之间尚未集结构成战斗队形前,三个团同时突击敌人的先头部队。我把突击重点 选在沙市至汤溪陇一段五华里的山坡上, 49 团、51 团为右翼, 53 团在左翼; 红军学校摆在禾水南岸,侧击敌后续部队增援和先头部队回窜。 这样的布置,从战略和战役上说是劣势,但从战术上说,我在5 华里的行军道 上,集中了3 个团,却是优势。 上午9 时许,敌第15 师43 旅进至沙市东面的小高地,我51 团首先向敌发 起攻击,将敌人的先头部队冲乱了。49 团和警卫连同时冲上山头, 52 团和其他 地方武装也向敌人猛攻。只40 分钟,便把敌45 旅两个团击溃,残敌仓皇向东逃 窜,我军一直追到里田,全部消灭了敌人的先头部队。这时,敌人的后续部队赶到 了里田。敌人有8 个团和15 师直属的特务营、工兵营,消灭了它两个团,还有六 个团两个营,仍占优势。我们处在运动中,建制较乱,我下令停止进攻,撤到台岭、 南坟,准备迎击敌人的再度进攻。 下午2 时,敌人来进攻了。我命令部队,一枪不打,让敌人进到工事前三、四 十米时,手榴弹一投,立即反击。敌人抵挡不住,我军奋勇追击,到黄昏,歼敌一 部,残敌向里田退去。 沙市战斗是一场成功的伏击战歼灭战。消灭了敌人一个旅,活捉旅长侯鹏飞、 团长徐本桢及参谋长赵楚卿,并给敌另两个旅以重创,这是河西战场五次反“围剿” 以来一个最大的胜利。 我们回到湘赣苏区的前几天,前往中央苏区参加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 王震也回来了。他带回来两个本子,一本是军委关于战术的指示,讲堡垒对峙下的 战术动作;一本是“支撑点构筑法”,讲支撑点的构筑法及与敌堡垒对峙的战术。 我们回来看到这个材料,感到这种战法主力很难集中,与过去运动战、游击战不同, 但当时也没有意识到是错误的军事指导思想。 既然是军委的指示,当然要照此执行了。沙市战斗后,我们在松山、钱市打了 两次阻击战,搞阵地对峙,虽有缴获,但付出很大代价。尤其是金华山争夺战,虽 从敌人手中夺回了阵地,但我们自己却伤亡400 多人。 这时,敌人又从中央苏区调来了李抱冰第53 师和鲍刚独立第46 旅,在永新 与莲花之间构筑碉堡封锁线。军委强调所谓阵地防御战略,我们也到处修碉堡。主 力被派去修工事,地方武装也去修工事。如永新埠前区少年模范队有3 个连, 200 多人,都有枪,有战斗力,但全部去修工事。碉堡修好后,同永新城的敌人对峙起 来。 第五次反“围剿”后期,敌人对苏区层层包围,严密封锁,占据苏区中心永新、 钱市、石灰桥和里田等地,我主力与几方面的敌人对峙,他攻我顶,我攻他顶,堡 垒对堡垒。敌人子弹多,有重武器,我们没有,伤亡大而战果小,整个战局越来越 被动。省委及后方机关,被迫转移到石灰桥南牛田去了,我军主力集中于石灰桥东 南山区,很难机动。我因子弹少,不愿和敌人对抗,有时对进攻之敌顶一下,也带 着战术上的取巧心理,并非大计。6 月下旬的一天中午,永新、钱市几方面的敌人 向我进攻,我看打不出好仗,没有时间请示军委、省委,就离开永新地区,翻过南 山到牛田一带和省级机关一起行动了。 当时,我的心情是很沉重的,红军总应该打胜仗,可这两个月为什么仗总打不 好?离开了基本根据地,今后如何办?但我又想,天无绝人之路,总会有办法的。 省委和省军区开会,对局势进行研究,决定向遂万泰和井冈山地区发展。 7 月18 日至19 日,我们围攻五斗江,7 月23 日围攻衙前。这一带都是山 区,包括拿山、关背在内,地域广,回旋余地大。如果工作做好了,我们是可以不 走的(指后来的西征)。但是,由于“左”倾路线的错误,实行过“左”的社会政 策,如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损害富裕中农利益,对“反水”农民不注意争取, 对知识分子也以其成份作去留使用标准等等。这样,就使群众情绪对立,增加了我 们工作的困难。特别是1929 年1 月红4 军下井冈山后,对井冈山原来的“绿林” 武装领导人后来成了共产党员的袁文才和王佐,作了错误处置,使湘赣苏区长期背 了一个大包袱。当时,我们想恢复井冈山,可是上山后,老百姓都躲起来了,不和 我们接近,井冈山的恢复工作,没有实现,我们的活动范围没有扩大。 7 月下旬,中央命令我们西征。这时,我们确实十分困难,必须突围转移了。 -------- 泉石书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