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先遣西征 1934 年,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屡战不利,被优势之敌压迫到闽赣边境。 打破第五次“围剿”的希望不大了。湘赣苏区在六月以后,也没有这种希望了。在 这种情况下,苏区如何坚持?红军如何行动?大家都在思索着。 1934 年7 月23 日,中央军委给湘赣省委来电指示:“中央书记处及军委决 定六军团离开现在的湘赣苏区,转移到湖南中部去发展扩大游击战争及创立新的苏 区。”电报还明确地讲了撤出湘赣的理由:在粉碎敌人五次“围剿”中,敌人正在 加紧对湘赣苏区封锁与包围,特别是加强其西边的封锁,企图阻止我们的力量向西 发展。“在这种情况下,六军团继续在现在地区,将有被敌人层层封锁和紧缩包围 之危险,这就使保全红军有生力量及捍卫苏区基本任务都发生困难。”来电还阐述 了军委这一决定的目的,指出:红六军团去湖南中部积极行动,将迫使湘敌不得不 进行战场上和战略上的重新部署,破坏其逐渐紧缩中央苏区的计划,以辅助中央苏 区之作战;这一行动,还能最大限度地保存红六军团有生力量,并在创建新的苏区 的斗争中,“确立与二军团(作者注: 1931 年3 月,原红二军团已改为红三军。电报中的二军团是习惯称法)的可 靠的联系,以造成江西、四川两苏区联结的前提”。电报并对红六军团向湖南发展 的路线、地域和行动作了具体规定:“六军团由黄坳、上下七地域的敌人工事守备 的薄弱部或其以南,转移到桂东地域。在转移中第二步应转移到新田、祁阳、零陵 地域去发展游击战争和创立苏区的根据地”,”以后则向新化、淑浦向北与红二军 团取得联系”。电报还就这次行动的组织领导作了规定:“弼时同志及部分的党政 干部应准备随军行动,弼时即为中央代表,并与萧克、王震3 人组织六军团的军政 委员会,弼时为主席。”在这个长电中。中央军委对中央红军的意图没说明。一天, 弼时同志对我说,中央红军可能要向西,到湖南方面去,这几句话,对我既有震动 又有启示。我早就听说过弼时的一段经历,他在担任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书记 期间,曾以团中央名义起草了《致党中央政治意见书》,并在一次中央紧急会议上 批判右倾机会主义,以及他们隐瞒共产国际指示的错误。后来,他到中央苏区,我 们就认识了,尤其是在1933 年6 月11 日,我们接他到湘赣苏区工作后,对他的 印象更加深了。我觉得他不仅对政治问题有深入的见解,而且善于观察战略大势。 后来我们在行动中体会到,中央红军也很可能向西撤,中央电令我们起先遣队的作 用。周恩来后来曾说过,当时组织红军第六第七军团分别西征和北上,“一路是探 路,一路是调敌”。博古更直接说明,“当时军事计划是搬家,准备到湘鄂西去, 六军团是先头部队”。当然这都是后来才知道的。 我们立即进行了转移的准备工作。任弼时主持召开了全军政工会议。他亲自作 了“争取新的决战胜利,消灭湖南敌人,创造新的根据地”的报告,分析了目前形 势,传达了任务,指出了有利条件和困难条件。六军团军政委员会对这次转移部署 作了慎密的研究,认为如按军委规定的方向突围,沿途山大路险,不便运动,容易 遭到驻宁冈的湘敌第15 师堵截和驻永新的第16师、62 师的追击,而且会过早地 暴露行动意图。因此,确定主力先向南再向西南急进,冲破敌人的战役包围。我们 觉得,南面是湘敌和粤敌的接合部,都是保安团队和地主武装,兵力较弱,间隙较 大,便于行动,同时也不至于过早暴露战略意图。我们在决定了突围的方向后,积 极打草鞋,做干粮,并实施了行军、侦察、警戒的教育。地方行政机关也进行精兵 简政,充实部队。 对留下的地方武装作了坚持根据地的安排。 经过充分准备,8 月7 日下午3 时,全军约9000 人,在独立4 团的引导下, 由遂川的横石出发,踏上了西进的征途。经日夜兼程行军,通过藻林、左安、高坪 等地。连续突破敌人四道防线,于11 日中午到达了湖南桂东县的寨前圩。12 日, 在寨前圩召开了连以上干部的誓师大会,庆祝突围胜利。 根据中央军委指示,由任弼时正式宣布成立红六军团领导机关,萧克为军团长 兼17 师师长,王震为军团政委兼17 师政委,李达为军团参谋长,张子意为军团 政治部主任,龙云为18 师师长,甘泗淇为18 师政委,谭家述为18师参谋长,方 礼明为政治部主任。 这次向西行动,中央军委指示我们一切都要带走。由于我们主要领导人不大了 解西征意图,也没有接受红17 师北上的经验,就把省保卫局的犯人,医院,兵工 厂,石印机,甚至连个老虎钳子都带上了。有个电台发动机很重,也带上走,你走 10 里路它就掉队一二里,后续部队也跟着掉队。这种搬家式的行动,使部队的机 动能力大大削弱,行军不灵便,打仗顾虑多,客观上影响了指挥员寻找机会打仗的 决心。特别是到了贵州,山高路窄,崎岖曲折。 我们从湘桂黔边进入贵州,带的东西扔得差不多了。就把情况报告了中央军委, 但那时是左倾教条主义统治时期,他们不仅不吸取教训,当中央红军从中央苏区向 西转移时搬的比我们还厉害,打仗是被动掩护战,因而吃亏也就更大。这种搬家式 的转移,是五次反“围剿”后军事保守主义的继续。完全违反了大踏步前进,大踏 步后退的运动战原则。 我参加军队以来,有三次亲切的感受,一次是南昌起义后南下广东,开始带了 被服、装备,一路走,一路丢,到东江后,留下不多了。第二次是朱毛红军下井冈 山,也带了些辎重行李,虽然不多,但走到闽赣边,也丢得差不多了。第三次是红 17 师北上,北渡修水后,军委还特令我们焚毁行李,我们执行这个指示。行动更 便利了。我认为军委的命令总的方面是正确的,但是,六军团西征,军委却叫我们 搬很多东西,我认为是不行的。我最担心的是战斗部队力行李辎重所累而不利于灵 活机动行动,打不好仗,不仅辎重行李会丢掉,连战斗部队也会损失。但又感到这 是军委指示的,不执行也不好,我深深为此发愁,就同张子意个别谈,他虽然理解 我的心情,但由于没有这方面的经验,认识不深,也就不了了之。 当时大家对中央军委的指令,十分尊重。本来就舍不得丢掉自己的家当,包括 公家的、私人的,都想搬走,而军委又恰好指示要“搬家”(后来语),大家就积 极执行。我虽有自己的想法,但没有坚持的勇气,不敢提,听之任之。 六军团西征一个月,我们经常向上级报告地形,敌情及行李辎重损失的情况。 可是,中央不接受我们的教训,“搬家”搬得更厉害,国民党报纸说我们是:前头 的“乌龟”扒开路,后头“乌龟”跟上来。此语虽近乎笑话,但对我们自己来说, 如果前头的“乌龟”走错了路,后头的“乌龟”应就警惕了,即所谓“前车之覆, 后车之鉴”。如果后头来的不知所“鉴”,就必然造成更大的损失。 红六军团突围的消息,震撼了湘桂两省军阀。湖南军阀何键一面急令刘建绪派 两个师追击我们,一面令一个旅和4 个保安团防堵拦截。广西军阀也令第7 军两个 师向北部边境调动。由于敌情变化,我们改变了在湘南地区停留的计划。8 月12 日晚,从寨前圩出发,越过了郴宜公路,绕过桂阳,于20日占领了新田县城,休息 一天。继续前进,到达湘江右岸的蔡家埠一带,准备抢渡湘江,向新化、淑浦地区 前进。 敌刘建绪发现我军将抢渡湘江,急忙调重兵防堵湘江,严令尾追我军。 与此同时,桂军第17 军廖磊部分两路向道县、零陵运动,堵我西进。这时, 湘江西岸有利地形已被敌人占领,严密布防,渡江已不可能。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放 弃由零陵地区强渡湘江的计划,东行到阳明山区,打算暂时立足,酌情建立和发展 根据地,我们就进入白果市,从4 倍于我的敌军包围中摆脱出来。绕过敌15 师的 侧翼部队。立即转而南下,日夜兼程,到达了嘉禾县城以西地区。 敌军继续追来,我迅速进至江华、道县之间,渡过了湘江上游支流滞水,攻下 湘桂交界之永安关,破坏了湘桂军3 个师的截堵我军计划,进入了广西的全县、灌 阳东北地区的文市。敌人又妄图阻止我军在此西渡湘江。我军一举击溃敌8 个多团, 于9 月4 日上午在全县以南的界首,渡过湘江,向越城岭前进,进占西延县城。 越城岭在五岭山脉西头,处于湘桂两省之间。西延是越城岭地区唯一的县城。 山高路险,形势雄壮,是湘桂两省要冲。我们进至西延城,有居高临下之势。但广 西敌人近来经常派飞机来侦察轰炸,影响我军行动,部队对敌机愤恨极了,虽然没 有防空武器,有个连的干部战士,同心一致,用步枪射击,打下一驾飞机。落在行 军道旁。飞机上的人员,全部被我俘虏。武器装具和用品全部被我缴获。从此敌飞 机来少了,来也不敢低空扫射了。大家说: “不要怕敌人的飞机,来了就打,看它再来不来!”六军团从湘赣苏区出发以 来,时而西,时而东,时而北,时而南。像神龙腾空,不可捉摸。9 月8 日,我们 在西延车田接到中央军委的一个训令,要我们在城步、绥宁、武岗山地区打击敌人, 最少保持到9 月20 日,然后沿桂边境行动,与红三军联系,在凤凰、乾城、永绥 地域建立巩固的根据地。 训令的主要意图是要红六军团牵制敌人,直接与即将长征的红一方面军配合行 动。 我们立即行动。这时,湘、桂、黔3 省敌军也先后集结在靖县绥宁以北地区, 防我北进。我们夺路南下,占领通道县城,渡渠水,西入贵州。我军这样迂回转移, 忽东忽西,行动灵活,使敌人难于琢磨。何键曾无可奈何地说,红军“时而声东击 西,行踪飘忽,作圈子策”,“我15、16 师跟踪追逐数千里”,“军队疲于奔命”, 他还破口大骂其部下无能。 进入贵州后,我们遇到一个很大的问题是地形不熟悉。贵州是个多山多雨的省 份,常听人讲贵州是“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到这里一看,果然如此。山高、 谷深,道路窄小。我们从江西、湖南带的马,不习惯那种道路,好多都掉到沟里了。 老百姓也没有受过我党和大革命多少影响,对红军不大了解,而国民党反动派一再 宣传什么“共匪、共匪”,还发生过这样的笑话:有些年轻人不知道“共”是什么, “匪”是什么,他们看我们纪律好,就不怕我们,但称呼照旧。我们问他们:“我 们怎么样?”他们盛情地说: “你们好!你们共匪好!”尤其困难的是,没有军用地图。全靠找向导问路。 对于一支独立行动的部队来说,在一个完全陌生的,又没有群众基础,甚至连 地图也没有的地区活动,困难是可想而知的。 这时,我们的辎重行李已丢得差不多了,敌人跟踪尾追。我们走到锦屏、黎平、 进入了苗、侗两族聚居的清水江流域。西征以来,我们对宣传工作和群众工作十分 重视,执行党的民族政策,我们在党内党外,军内军外,宣传两个口号:民族团结, 民族平等。这两个口号使我们逐渐取得了群众的信任和支持。在准备渡清水江北进 时,苗、侗两族人民,积极为我们寻找渡口,收集船只,绑结木筏,架设浮桥。在 人民群众的协助下,顺利地渡过了清水河,又突破湘、桂、黔3 省敌军共18 个团 的包围,强渡大沙河,攻入地主武装盘据的老黄平县城——旧州。 旧州处于贵阳市东偏北约100 公里处。虽已废除州治,而文化交通和人物等, 较之新设县治,声名更大,也是我们更注意的地方。 在旧州地区,我们扣留了外国传教士薄复礼和海曼。当时,正处于紧张的战斗 行军时期,对这些不明身份的外国人,自然不能放过,虽然我们很快查明了他们的 身份,并释放了他们的家人,但还是留下薄复礼和海曼。坦率地讲,我们扣留他们 两人的主要原因,是从军事角度来考虑的。西征以来,转战50 多天,暑天行军, 伤、病兵日益增多,苦于无药医治。我们知道几位传教士有条件弄到药品和经费, 于是,提出释放他们的条件是给红军提供一定数量的药品或经费。 在旧州教堂,还有一个意外的收获,就是找到一张晕滃式的贵州地图,有一平 方米大,对于不熟悉贵州地形的我们,这张地图是非常珍贵的。我马上把它取下来, 但上面所标的地名都是外国文字。稍懂外文的张子意和袁任远说不是英文,看不懂。 我听说那个叫薄复礼的传教士会汉语,虽然讲得不太好,但能听得懂,就请他来。 薄复礼看了地图,说是法文。我让他帮助把地图上的地名翻译成中文。于是,两人 就在一张四方桌子,展开地图,用一盏煤油军用马灯照明,他讲我记,整整干了大 半夜,把我想要知道的与二军团会合的那个方向的地名都注上中文。 在交谈中,我不仅知道了军事上有用的情况,还了解了他的身世。过去,我对 传教士的印象是不好的,认为他们来中国是搞文化侵略的,把他们当帝国主义分子 看待,财产要没收,拘留要赎金。这时,我们对统一战线的认识有提高,执行政策 不像过去那样“左”了。传教士帮助我翻译的这张地图,对我们在贵州行军作战, 决定部队的行动起了好作用。我总感到,他在困难的时候帮助了红军,尽管不是主 动的,但总是做了对我们有益的事情,所以,我对他有些好感。 这位传教士一直随我们行动了18 个月,这期间,我们一起谈过信仰问题,一 起搞过娱乐活动,一起利用长征中难得的休息日子聚餐,相互有了进一步了解。在 1936 年4 月12 日,我军进至昆明附近把他释放了,临别时,我还特意请他吃了 一顿饭,还给了他足够的路费。据说,他被释放后,不但没有诋毁我们,反而说了 不少赞誉红军的话。 就在扣留传教士的第二天,我们撤离老黄平,西进至松洞(梭洞)。这时,军 委指示:“桂敌现向南开动。据谍报称:二军团部队已占印江。六军团应照军委1 日13 时半电令,迅向江口前进。无论如何你们不得再向西移。”我们根据军委电 令,由松洞北进至瓮安县的猴场(现草塘),先头部队进抵乌江南岸,设法与红二 军团联系。但军委于当日两电严令红六军团:“军委绝未令你们渡乌江向西行动… …绝对不可再向西北转移。”我军立即进入石阡县境,经河坝场,直至走马坪、廖 家腾地域。就在这时,敌军频繁调动,以近24 个团的兵力对我军实施大包围。 我军没有察觉湘、桂、黔敌的联合“围剿”部署,7 日拂晓,准备到石阡县的 甘溪大休息,然后利用夜暗越过石阡、镇远大道,向江口地区开进。 上午10 时许,参谋长李达率17 师51 团和49 团先后到达石阡西南30 里 之甘溪。前卫51 团侦察队在甘溪街上俘敌侦察员两名,得知桂敌第19 师一部正 向甘溪开进。在这紧急关头,李达即率49、51 两个团部和机枪连,共六、七百人 向石阡的大地方及江口方向转移,与主力失去了联络。 我51、49 团,在甘溪东西街与敌奋战4 个小时,打退敌人多次冲击,顶住了 正面进攻之敌,是日下午,王震亲率53 团,在大土村以南一座上下40里的大山中, 为全军开路,向东南面的大地方转移。我令50 团接替红军学校,掩护49、51 团 和红校转移。 甘溪战斗不利,我们被迫向西在石阡、镇远、余庆、施秉、黄平一带盘旋行动, 地形、敌情、社会情况和供应等都处于不利的地位。在桂、黔敌24个团的重围之中, 我军先后被截为四段,减员很严重,部队常在悬崖峭壁小路上攀行,有些部队一天 一顿稀饭,赤脚行军。中央代表任弼时害疟疾,手拄木棍,领导着全军行动。52 团是湘鄂赣久经战斗的部队,在行军中为后卫,遭敌包围,全团苦战数日,惨遭损 失, 18 师师长龙云惨遭杀害。 我当时已意识到战略形势很不利。如果不脱离这个地区及强敌的包围,就会陷 入极为危险的地步。我除了与任弼时、王震等一起注意全军行动方向和行军组织及 后勤外,更注意的是想法脱出危险的战略处境。弼时看出了我的紧张情绪,问我: “怎么样?”我说:“坚决向东去,脱离这个地区,争取主动。”一天下午,我们 进至石阡至镇远敌之封锁线上,击溃了敌之巡逻警戒部队后,占领了东去江口的路 口,并向南面之镇远及北面之石吁派出了强有力的警戒。我当时最大的顾虑是敌人 控制这个路口,堵我东去之路。这样就得回到原来不利的战略地区。幸好,这个路 口我们及时控制了。并在当地老猎户引导下,深夜进到一条人迹罕见的谷涧水沟 (贵州称为夹沟)从沟底鱼贯而东。这时,南面的湖南补充第2 纵队陈铁侠部,北 面的桂系军队早已发现了我军主力。将近黄昏,敌人从南面进攻,黄昏后北面也打 响了,这时,我军除警戒部队外,陆续东去下到夹沟。我亲自站在路口指挥部队行 动,午夜,绝大部分过去了,我又令两侧掩护部队,撤到路口改为后卫,随大部队 跟进。 天亮,我与后卫一起出了夹沟,看到了正在东升的太阳,才松了一口气。这是 一个极端紧张而又关系到全军团大局的军事行动。直到现在,一经忆起,心胆为之 震惊。我曾写了一首《红日东升》的诗,记录当时的心情: 封锁重重往复返,满腔热血九回旋。 通宵苦战见红日,百战老兵为一叹。 从此,六军团脱离了贵州和广西、湖南军队的围追堵截,同贺龙、关向应、夏 曦同志领导的红三军相距日近了。 这次行动历时80 多天,跨越敌境5000 多里,历尽千辛万苦,冲破了绝对优 势敌人的围追堵截,实施了大规模的战略转移,我们探明了沿途敌人兵力的虚实, 查明了道路、民情,沿途播下了革命火种,实际上起到了为中央红军长征进行侦察、 探路的先遣队的作用。 这时期,我体会最深的是红军战略方向要对头,战术上也要搞好。作为一个独 立的军事指挥员,在考虑与决定战略方针时,就得考虑为完成战略目的的战术问题, 如行军、作战、宿营、警戒等。中国古代兵书多讲过此类问题,历史上的淝水之战, 东晋之谢安如果没有刘牢之部渡淝水后的奋勇攻击,打开突破口,晋军就不可能全 面展开,也就无法击溃符坚的大军。大革命时期,广东革命军北伐采取长驱深入的 方针是正确的战略,如没有前线大大小小的战役、战斗胜利,就不可能进至武汉。 我们在西征的整个过程中,始终处于四面受敌的境况,不仅没有战略优势,战术上 也很少优势,要取得主动,关键在于寻找优势,化劣势为优势。敌人在分进合击, 分路围攻,我们就可以找到局部的优势,以自己的猛勇果敢的动作,战胜敌人。进 攻中是这样,退却打败仗时也要这样,这就要求指挥员必须善于审势与审机。如在 贵州东部,敌人是大优势,但当时在石阡至镇远大道60 余公里的地段,并非优势, 何况我们又是突然来到的呢! 我们总是希望打胜仗,大胜最好,小胜也是好的。我们没有兵工厂,缴一支枪, 一袋子弹,就能激励士气。我总是提倡这样一种精神“勇敢冲锋”。 这句口号是第一次反“围剿”早晚点名的第一句口号,很能振奋军心。我对部 队的要求是,只能赢不能输。有个不成文的规定:前卫与敌遭遇,立即冲锋。打死 打伤几个敌人,就可以弄清敌情。即便战略不利,战术上只要不输,就可以鼓舞和保 持士气。永安关之战,击溃敌两团,歼其半团,对制止湘敌的战略追击有很大作用。 甘溪之败,被敌压到西面,使我在贵阳以东,乌江以南,清水江之北地区,陷于严 重的危机,经过十余天的回旋作战,既会打,又会走,达到战略目的。 回忆西征以来的战斗,心情很不平静,那时我年壮气盛,耳聪目明,手脚敏捷, 图囊、望远镜,从不离身,工作起来得心应手,打仗无论胜败,都有直接责任。 1934 年10 月24 日,红六军团抵达贵州印江县木黄,与红二军团胜利会师。 在此之前,军团参谋长李达率领甘溪之战被截的17 师49、51 团之一部,在黔东 根据地之沿河地区,与红二军团的一部先会合了。 在木黄,我和任弼时、王震等与二军团首长贺龙、关向应、夏曦等同志欢聚一 堂,并立即对当时整个形势和自己的任务,以及行动方针,进行了审慎的研究,认 为:刚刚退出江西根据地的中央红军,正与优势敌军在湘粤佳边苦战,夺路向西转 移,二、六军团就应积极行动,密切配合。我们两个军团会合的时候,二军团有4000 多人,六军团有3000 多人。当时人家说我们有万把人,其实只有8000 子弟。但 士气旺盛,武器齐全。 这里还要提到的是,红二军团在与六军团会师之前,在贺龙、周逸群、邓中夏、 段德昌、夏曦的领导下,在湘鄂西苏区建立工农兵政权和游击队、赤卫队,由于强 大敌人的残酷而长期地进攻,加上党内“左”倾路线的干扰,和肃反扩大化,革命 力量受到严重削弱,不得不退出根据地。后来,在湘鄂西分局的领导下,在湘、鄂、 川、黔边主要在黔东等地,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游击战争,创建了黔东革命根据地。 根据地内建立了苏维埃政权和各种群众组织;没收和分配了土地,同时在黔东各县 建立了地方武装。二军团有了这块不大的根据地,战略上,精神上有了依托,利于 争取某种程度的主动。同时,由于红军工作的恢复和加强,就保存了有生力量,在 四川、湖南、贵州广大地区保持了红军的强大政治影响。 尽管是这样,但黔东根据地纵横才200 里,人口只10 万以上,人少粮缺,从 两军团会师后的发展前程来说,是不理想的。很需要找到更好的发展方向,我们把 四周的地形、民情、经济条件及敌情统一研究一下,认为湘西澧水流域上游,最适 宜于开辟新的革命根据地。于是,我们决定向湘西进军。 湘西经济虽然落后,但我党的影响比较大,那里有些县在大革命时期就有党的 基础,土地革命时期是二军团活动的地区,有比较好的群众关系。贺龙在这些地区 政治影响很大,人熟地熟,有利于我们发展。湘西的敌人只有陈渠珍部3 个保安团, 和民警团防约万余人,加上杂牌军杨其昌、车鸣骥、雷明九、廖怀中等部约4000 人,总兵力不过两万,战斗力也不强,有利于我们向这个地区开展战略攻势。只有 向湘西进军,才能达到牵制、调动湘鄂两省敌人,策应中央红军的转移;才能在游 击战、运动战中建立根据地,发展、壮大,扩大部队。 10 月25 日,任弼时、贺龙等向中央军委提出了两点建议:第一、“以目前 敌情及二、六军团力量,两个军团应集中行动”,并具体说明“两军团的行动由二 军团统一”指挥;第二、在加强黔东根据地的党和地方武装的领导,开展游击战争, 巩固和发展原有根据地的同时,“主力由松桃、秀山间伸出乾、松、凤地区活动, 建立新的根据地”。 但是,中央军委没有采纳这一建议。在26 日的复电中指出“二、六军团会成 一个单位及一起行动是绝对错误的。二、六军团应单独依中央及军委指示的活动地 域发展,各直属中央及军委直接指挥”,“六军团应速以军委累次电令向规定地域 行动,勿在(再)延误”等等。 对于中央复电,两军团领导人经过反复研究,认为军委对我们的实际情况不够 了解。为此, 10 月28 日,我们又以夏、贺、关、任、萧、王的名义再次电告军 委,“建议二、六军团暂集中行动,以便消灭敌一、二个支队,开展新的更有利于 两军团将来分开行动的局面。目前分开,利于敌之各个击破。以一个军团的力量对 敌一个支队无必胜把握,集中是可打敌任何一个支队的。且两军在军事政治上十分 迫切要求互相帮助”。 我们的建议还没有得到批复,但当时的军事形势逼着我们还是集中行动了。因 此,当时既没有统一的番号,各自称原番号,也没有统一领导机构,只是在行动中 形成了以贺、任、关为核心的统一领导。组织机构和人员作了一些调整,红三军番 号改为二军团,贺龙为军团长。任弼时为军团政委,关向应为副政委,李达为参谋 长,甘泗淇为政治部主任。六军团仍由我和王震任军团长和军团政委,另决定谭家 述任参谋长,张子意任政治部主任。为进一步加强二军团的政治机关,将原六军团 政治部、保卫部改为二军团政治部、保卫部,六军团新成立政治部,还先后从六军 团抽调100 多名政工干部到二军团任师和团的政委及其它工作。两军团会师,指战 员欢欣鼓舞。在任粥时、贺龙、关向应的领导下,“八千健儿,挥戈东向”,发动 了创建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的湘西攻势。 然而,军委29 日复电夏、贺、关、任、萧、王,重申既定方针:二、六军团 绝对不应合并,仍保持两个军团组织,两军团均接受军委指挥;六军团可暂住苏区 休息,改编后向松桃、凤凰、乾城地区发展,创立新根据地;二军团则应背靠乌江, 箝制印、秀之敌,向敌积极行动。要两、军团利用湘敌大部阻击中央红军之机,向 湖南大发展。 直到11 月13 日,军委指示二、六军团应乘机深入湖南西北去扩大行动地域, 两军团在同一地区行动。16 日,中央书记处给二、六军团来电,对建立根据地、 肃反工作,特别是党政军统一领导问题作了指示。决定成立以任弼时同志为书记, 夏、贺、关、萧、王为委员的湘川黔边省委(即湘鄂川黔省委)。军事上,两军团 均改为现行编制的一个师,仍保留二、六军团名义,贺任、萧王分别为二、六军团 的军团长和政委。“两军团直受军委领导,但在两军团共同行动时由贺任统一指挥”, 贺龙、任粥时分别兼湘川黔军区司令员和政委。 11 月下旬,军委电报:“我西方军已过潇水正向全州上游急进中。你们应深 入到湖南的中部及西部行动,并积极协助我西方军。首先你们应前出到湘敌交通经 济命脉之沉水流域,主力应求占领沅陵,向常德、桃源方向派出得力的游击队活动 ……两军团为取得协同动作,暂归贺、任统一指挥。”军委同意我们的战略发展方 向。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主要有以下几种原因。 从军委决策人(主要是博古、李德)主观方面讲,中央红军离开中央苏区,转 移的基本方针是进入湘西,会合先遣队红六军团和在湘鄂边活动的红三军(即二军 团)建立根据地。博古说:“当时军事计划是搬家,准备到湘鄂西去,六军团是先 头部队”。李德后来回忆说,他们听说二军团巩固了湘鄂川交界处的根据地,觉得 这块三角地区位于长江附近,是中国内地几个最发达省份交界点,战略位置重要, 可以为广泛的政治和军事活动提供很好的立足点。李德坚持与红二、六军团会合, 博古也认为只有到湘西和红二、六军团会合,放下行李才能打仗。正是出于这个战 略意图,他们要求红六军团尽快进入湘西,为中央红军的到达和创建新根据地做好 准备。 但是,红六军团深入敌后,引起敌人警觉,湘江战役后,敌人判明中央红军将 转移到湘西的战略意图,便调兵遣将,部署了5 倍于红军的强大兵力,张网以待。 这时,军委对于第六军团的实力又估计过高,过多的给予红六军团箝制敌军、策应 主力红军的战略任务。也有不少不适合于游击战,运动战的硬性指令与批评,如要 求红六军团这支转战千里的3000 疲惫之师,继续去完成打击强大的湘敌和深入没 有群众基础地区的先遣任务,显然是不适宜的。 军委对红二军团的情况也不甚了了。当时红二军团已停止肃反,但已受到严重 的伤害,元气大伤,正处于逐渐恢复党团组织和创建新苏区中,军委却要他们以黔 东为依托,箝击黔敌,也是不切实际的。军委对湘西地区及敌方情况掌握很少,而 又作过多的具体指导,很不利于下级的灵活机动。 两军会师后,任弼时、贺龙领导下的两军团首长对军委不切实际的指示提出了 建议,并在向军委申述意见的同时,从实际出发,见机而动。不久,取得了十万坪 的胜利,攻占大庸。之后,继续执行军委南下的指示,逼近沉陵,从而调动正在追 击中央红军的敌人,同时也为建立湘鄂川黔根据地创造有利条件。 下级党组织有理有据地向上级提出意见,这是共产党人实事求是的原则和灵活 性的统一。我们的建议与行动,实际上是对“左”的领导一次有力抵制。其更为重 要的意义在于:有力地策应了中央红军的战略转移,巩固和发展了两个军团的有生 力量,为建立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奠定了良好基础,也使这两支部队发展成为中国 工农红军的三大主力之一。 也就是在这时,我对于“左”倾领导的中央产生了怀疑。 -------- 泉石书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