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湘鄂川黔岁月 1934 年10 月28 日,红二、六军团从四川西阳的南腰界出发,向湘西龙山、 永顺、保靖、桑植地区开进。这一行动惊动了湘西土著军阀陈渠珍,他急调龚仁杰、 周燮卿和杨其昌三个旅万余人,进至永顺和保靖方向,企图阻止我军进入湘西。我 军经湖北省来凤县的百户司,向招头寨和龙山前进。将敌人向北牵动。当敌人进到 招头寨南面的贾家寨时,我军即由招头寨突然东进,乘虚袭占了湘西的永顺县城。 在永顺,我们分析了敌我态势。当时湖南军阀何键的部队,正在湖南追击我中 央红军;湖北军阀徐源泉的部队,大部分散在鄂西和洞庭湖滨的津市、澧州;当面 之敌只有陈渠珍这一股。该敌虽然数量多于我,但其内部派系林立,指挥不一,官 无规束,兵无严纪,战斗力不强。我二、六军团8000 子弟,都是经过革命战争锻 炼出来的战士,加之两军指挥统一,团结一致,群众支援,我们能够消灭这股敌人。 也只有消灭了这个敌人,才能够在湘西打开局面,站住脚。我们定下了歼灭陈渠珍 部的决心。 这时,陈渠珍的追击部队逼近永顺。为迷惑敌人,我们故意示弱,主动放弃永 顺县城,向北撤退。果然,敌误认为我军怯战,就经永顺城向北追。 我们一边走,一边看地形,选择有利于伏击、侧击敌人的地域和时机。第一次 在永顺城北附近设伏,因敌主力没离开城市,其先头部队易退回固守,便继续北撤。 第二次拟设伏于吊井岩,后又考虑在颗砂和塔卧等地设伏,都因地形不利于大量杀 伤敌人而作罢。最后,我们看准了龙家寨及其东北地区的地形。以龙家寨为中心的 十万坪谷地,南北长约15 里,东西最宽处为4 里,谷底平坦,村庄较多,两侧林 丰树茂,山势较缓,既利于隐蔽,又利于出击。 于是,就决定在这里伏击敌人。 贺、任、关率二军团军团部和4 师部署在毛坝附近,我和王震率六军团分别埋 伏在杉木村的东山、北山。11 月6 日下午4 时左右,敌先头部队龚仁杰、周曼卿 两个旅进入我伏击圈。我乘敌立足未稳,六军团从侧翼向敌本队发起猛烈攻击,二 军团从正面猛打敌前卫龚仁杰旅。敌在运动中突然遭我猛烈冲击,兵多摆不开,枪 多不能发扬火力,无法构成有力的防御体系。只两个钟头,龚仁杰、周燮卿两部就 被我们打垮了。 我们乘夜追击。追了10 多里,发现敌杨其昌旅在距龙家寨北5 里左右的把总 河构筑工事,企图顽抗。这时,六军团的51 团赶到了。一会儿,二军团的18 团 也来了。18 团团长高力国一来就找到我,要求分配战斗任务。我一看手上有两个 完整的团,就决定消灭杨其昌的部队。杨其昌是贵州军阀,二期北伐时,他曾任26 师师长,我所在的那个团归26 师指挥(实际上,他并没有去河南,是由副师长吴 仲禧指挥的)。大革命失败后,杨其昌走上了反共的道路。今天在这里相遇,冤家 路窄,我们下决心消灭他。 我把两个团集合,进行战前鼓动,晚九、十点钟开始行动。那一带的地形前一 天我都看过了,河流岔道等心中有数, 18 团更熟悉这一带的地形,我就令18 团 从右侧的干河沟去,攻击敌人的侧面。51 团从正面进攻。18团动作很快, 51 团 立即从正面发起冲锋。不到两小时,就把敌人大部消灭了。两支不同建制的部队, 战场上临时组合在一起,动作协调一致,配合很好,我想,这只有共产党领导的部 队才做得到。18 团团长高力国是位好的同志,顾全大局,听指挥,可惜在长征途 中牺牲了。 第二天,我们一直追击到永顺县城,敌狼狈南窜。这一仗缴枪2000 支,打垮 了长期盘据湘西的军阀陈渠珍。从战略上说,作战方向选得好,敌人主力都追中央 红军去了,湘西敌人较少而战斗力不强,我向湘西进军,正是“避强击弱”。从战 术上说,采取了诱敌上钩的办法。我连日步步撤退,示之以弱;敌步步前进,将骄 兵怠,越来越麻痹。战场选得好,攻击时机也抓得好。 敌刚进入伏击圈,立即出其不意地攻击。这次胜利,极大地鼓舞了士气,振奋 了民心,对我军在湘西的战略展开和在广大区域发动群众十分有力,这一仗是六军 团西征以及与二军团会师以来扭转困难局面的一个转折点,是开辟新苏区有决定意 义的一战。 龙家寨战斗后,省委决定,展开湘鄂川黔边革命根据地的各方面建设。 两军团主力随后进攻大庸,歼灭了湘西另一支土著军阀朱华生旅一部,并占领 大庸城。部队在大庸稍加休整,即向南打沉陵,因敌凭坚固守,我转向东,在梧溪 河、慈利地区给罗启疆的独立第34 旅以歼灭性的打击,继而占领桃源,包围常德。 一周之后,转向北面,攻下慈利城。 在一两个月时间内,红二、六军团纵横驰骋于湘鄂川黔边区,打垮湘西地头蛇 陈渠珍和蒋介石派来的独立第34 旅,包围湖南第二大城市常德,震动了统治阶级, 打乱了蒋介石在湘黔地区追堵截击中央红军的行动。湖南军阀何键怕我们打长沙, 湖北军阀徐源泉怕我们向北发展威胁长江交通。 蒋介石和两湖军阀,在中央红军向西急进和二、六军团积极在湘西北活动的情 况下,除已令在江西的26 师增援常德和正在湘西南堵截红军的19 师兼程北进外, 又令正在追击中央红军的16 师和26 师从通道之新厂北调,这就减轻正在西追的 中央红军的压力。我们的行动,是对中央红军的行动的有力策应。 二、六军团,从11 月中旬打永顺到12 月打开慈利县城,是发展最快的时期, 军队扩大了一倍。我们经常能听到兄弟同参军,姐妹齐入伍;举家共从戎的感人事 迹。我的夫人蹇先佛就是在我们打到慈利时参加红军的。她的哥哥和姐姐都是大革 命时期的党员。姐姐先任是湘西第一个女红军;哥哥先为1928 年秋参加红军,历 任警卫营营长、游击梯队参谋长、特委巡视员等职,1931 年不幸牺牲。红军到慈 利时,先佛不满20 岁,小弟先超仅16 岁,他们已知道哥哥牺牲的消息,但还是 毅然地加入了红军。长征过草地时,小弟先超也牺牲了。中国革命的胜利,是无数 这样的革命家庭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 二、六军团会师以后,能够很快地建立和发展湘鄂川黔根据地,有三个原因: 第一、两个军团会合后,领导机关和全体指战员要求建立新的革命根据地的愿 望十分强烈。二军团离开洪湖和湘鄂西苏区后,两年的游击活动,深感没有根据地 是不行的;六军团离开湘赣苏区,长途行军,虽然几次试图建立根据地,如在湘南 之阳明山、湘西南之城步、绥宁地区,但都未能实现,整整3 个月,既不能休整, 也不能练兵,同样感受到无根据地之苦。两军会师后,具有共同的理想。加以贺、 任两位主要领导人的德高望重,所以会合之后就能团结一致,万众一心,为完成当 时重大的政治任务——配合中央红军和建立湘鄂川黔根据地而战斗。8000 子弟兵 一条心,形成一股巨大力量,就能一战而胜。 第二、正确选择了战略突击方向和采取机动灵活的作战方法。我们根据红军传 统的作战方法,对统治势力比较强的方向采取守势,对统治势力比较弱的方向采取 攻势,两军会合以后,战略上首先指向敌人统治比较薄弱而我党又有较大政治影响 的湘西。在湘西攻势中,我们改变了六军团退出湘赣苏区前所采取的以主力对主力、 堡垒对堡垒的机械打法,与敌人打游击战、运动战。 在战术上采取诱敌人毅、怠而歼之的方法,这本是过去在根据地桑件下运用的 战法,我们刚到湘西,还来不及做根据地的工作,敌人就进攻了。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认真分析,认为虽没有根据地那样好的条件,但战役态势与江西苏区反“围剿” 时近似,就大胆地采用了这个战法,结果一举获胜。 龙家寨战斗胜利后,我军立即转为游击战、运动战的战略进攻,打下永顺和大 庸,南逼沉陵,转而东进,战胜罗启疆,攻桃源,围常德,又占慈利。这个战例, 使我认识到,在白区同样可以运用诱敌深入的战法。当然,与根据地的诱敌深入又 不完全相同,例如在白区就不能像在根据地那样坚壁清野,而坚壁清野正是诱敌深 入的重要内容。在江西苏区反“围剿”时,曾把坚壁清野和诱敌深入,两句成语并 列提出来的。 第三、批判夏曦的错误,明确了政治上的是非。夏曦执行了四中全会的“左” 倾错误,使湘鄂西苏区和红军都受到了重大损失。二军团以前曾发展到两万人,但 到与六军团会合前,只剩下4000 多人了,特别是执行“左”的肃反路线,错杀了 经过长期革命斗争考验的领导干部,使革命力量严重受挫,红军处于极为困难的境 地。 夏曦是中央派到洪湖苏区的,执行“左”倾路线,犯了严重错误。两军会合后, 对他进行了严肃批评,这是正确的。但当时我们思想认识水平不高,同时处在紧张 的战争环境,没有从理论上指出错误的实质,所以,也不能从“左”倾路线中解脱 出来(从当时全党的认识水平来说,也不可能解决“左”倾路线问题。解决此问题, 是遵义会议后)。比如批评夏曦犯了路线错误,但又说他不执行四中全会决议。本 来他就是执行了四中全会路线而犯错误的,我们反而批评他没有执行,这就没有说 服力。他说,“我犯了严重错误,但我是坚决执行四中全会决议的呀!”又如我们 只从他主持起草的一些文件中,抓住某些不科学的提法,用推理的方法给他带上取 消主义的帽子,也使他接受不了。他说:“我没有像陈独秀那样不要苏维埃,不要 红军,算什么取消主义呀!”在组织处理上,把他的领导职务全都撤掉,就更不恰 当了。 中央于1935 年3 月31 日来电指出:夏曦虽有错误,但不能说发展到取消主 义,这种说法是夸大了他的错误;在内部开展批评斗争是应该的,但作的组织结论 是不适合的;反倾向斗争的主要目的是在教育犯错误的同志,而不应该处罚这一同 志;夏曦应继续在领导机关工作,在实际工作中纠正他的错误。 根据中央指示,省委安排他担任省委委员、军委分会委员和革命委员会副主席 的职务。 革命者犯错误,对革命事业是不利的,甚至是有危害的,但对一个人的功过, 应根据历史事实,作出实事求是、公正的评价。对夏曦应当从他一生的革命活动来 评价。我认为他的一生是两头好,中间错。1920 年10 月,毛泽东在湖南创建社 会主义青年团时,夏曦和郭亮等是第一批人团的,他同毛泽东、蔡和森、邓中夏、 郭亮、李维汉等一起搞过工人运动、学生运动及统一战线工作。后来毛泽东去广东, 邓中夏到长率店,夏曦留在湖南活动。他是湖南党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与郭亮同享 盛名。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夏曦还是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中央候补委员。李维 汉在十多年前,曾同我谈,在党的初创时期以及大革命时期,夏曦是有影响的革命 家。杨尚昆在党的“七大”上也讲过,夏曦在苏联学习时,开始还和王明作过斗争。 他在湘鄂西苏区所犯的错误,是第三次“左”倾错误路线下的产物。因此,在批判 他的错误的时候,不能过分强调个人责任。 我和王震主动请夏曦到六军团当政治部主任。1936 年2 月,我们长征经过贵 州的黔(西)、大(定)、毕(节)地区,夏曦积极做当地开明士绅的统战工作, 当他去野马川、七星关地区做贵州抗日救国军第一支队队长席大明的工作时,得知 红军主力要撤出毕节,匆忙回返,过河时不幸溺水身亡。 他的牺牲,是党和红军的损失。 1935 年初,蒋介石调集6 个纵队,向我建立不到3 个月的湘鄂川黔根据地发 动进攻,这是敌人对我们的第一次“围剿”。敌人为保障其追击我中央红军的侧后 安全,企图趁我军在湘西立足未稳,迅速将我军孤立、限制和消灭于湖南湖北的西 部边境地区。敌人的战略方针基本上还是堡垒主义。在军事上,采取分进合击、严 密防堵、攻堵结合的手段;在政治上,一方面对人民群众进行反革命的欺骗宣传, 同时收买土匪,加强地主武装,在根据地内部实施破坏;在经济上,进行封锁,断 绝我根据地与外界的贸易,禁盐、禁布匹入苏区。 面对敌人的“进攻”,我们积极进行反“围剿”的准备,制定了作战方案。军 委在得知湘鄂敌人联合作战的计划后,于2 月1 日来电,要求我们“应利用湘鄂敌 人指挥上的不统一,与何键部队的疲惫,于敌人离开碉堡前进之时,集中红军主力, 选择敌人弱点,不失时机地在运动中各个击破之。总的方针是决战防御,而不是单 纯防御;是运动战而不是阵地战,辅助力量是游击队和群众武装活动。”军委的提 法和过去不大一样了,这是怎么回事啊?就打电报问中央,中央就把遵义会议决议 摘录电告我们,这时我们才知道有个遵义会议。从塔卧撤退前,贺龙、关向应要我 在部队中传达《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即遵义会议 决议),通过传达学习,把运动战、游击战提到战略高度上来认识,抛弃了“左” 的军事原则。两军会师之初,我们的战略方向和战斗行动,都是根据敌我实际情况 确定,实际上也就是游击战、运动战的方针。遵义会议决议收到后,战略思想更明 确了,认识到: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在军事上犯了单纯防御和短促突击的错 误,今后战略上要采取积极防御的原则,选择有利时机,集中兵力,在运动中各个 歼灭敌人。 过去那种“搬家”式的行动,避战和不放下包袱不打仗的观点,是完全错误的。 这样,我们就自觉地为二、六军团争取反“围剿”的胜利定下了总方针,并根据中 央军委指示,决定利用湖南何键和湖北何成睿、徐源泉两个派系步调不一致,指挥 不统一的矛盾,先集中主力打击从湖南方面来的敌人。 3 月,我们发现湖南敌人一部由王村向永顺城前进。六军团去迎击,消灭了敌 人1 个团,取得了反“围剿”的初战胜利。 4 月中旬,敌人深入到根据地的中心地区——永顺一带。当时我们的思想很明 确,机动灵活,有机会就打,时机不成熟就转移,在内线没有歼敌可能,就转到外 线去寻找战机。 队伍从中心区向北走了1 天多路,到达桑植县陈家河,发现东面离我们15 里 地新到敌人两三个团。这股敌人是来袭击我们,但动作不灵敏,我们认为这个敌人 不强,可以打。第二天早上占领阵地,我看了一下,那个阵地对我们很有利。正在 这时,敌人向我发起攻击,我们稳住阵地,打退了敌人的第一线兵力。在敌人刚溃 下的时候,抓住时机,突然反击,一直打到敌人阵地的纵深,两三个钟头就把敌人 1 个旅打掉了。 打掉这股敌人,就把情况摸清楚了。驻桑植的敌人是陈耀汉的58 师,我们打 掉了他一个旅,还有一个旅和一个师部在驻桑植。我估计,桑植的敌人会撤退,因 为一个师打掉了一半,剩下的势孤力弱,不会继续控制桑植了。 我就同任弼时和贺龙商量;认为桑植城的敌人会向南退往塔卧,以便与那里的 敌人靠近或集中,任弼时和贺龙都赞同我的意见,就由我带两个团去截击。 那时,刚打完仗,队伍都散开了,一下子调不拢,我只调齐了49 团和51 团, 马上出发,走山路,一口气跑了80 多里。走到离桃子溪8 里路的地方,发现小河 里的水有些浑,就问老百姓,他们说,上游刚有大队人马过去。 我判断是桑植的敌人撤退下来了,立即决定打,虽然不知道他有多少,但估计 最多是一个旅加一个师直属部。他们刚到,而我们是从距桃子溪80 多里的陈家河 赶来的,马上打,正是“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在离桃子溪8 里的岔路上,把两 个团展开,一下子冲到敌人的师直属队和前卫团。敌人措手不及,很快就溃败了, 残部退到后山。我军乘胜继续攻击,一直打到晚上八九点钟,把陈耀汉的师部和另 1 个旅也歼灭了。这一仗,战术上是以稍劣势的兵力击破优势敌人。以前我们从来 没有缴获过炮,这次缴获了两门山炮(日本造的),立即建立了炮兵营。 由于敌58 师的覆灭,震撼了敌人,各路“围剿”之敌纷纷后撤。这样我们就 粉碎了敌人的第1 次“围剿”,并为转入反攻创造了条件。 5 月,敌人又增加兵力,集中80 个团对我们进行第2 次“围剿”。这时,湖 北徐源泉的43 师、48 师和谢彬的85 师都来了。湖南敌人虽不积极,但数量多, 3 个正规师(1 师6 个团)加七八个保安团。我们决定采取东守西攻的方针,在东 南对湖南取守势;在西北对湖北、贵州取攻势。从5 月起到8 月初,3 个月内,我 们转到湖北靠贵州边界地区和敌人作战。在忠堡战斗中消灭了敌41 师师部、师直 属队及第121 旅和特务营,俘敌中将纵队司令兼师长张振汉;8 月初又在板栗园消 灭了敌85 师,击毙敌师长谢彬。这样就粉碎了敌人的第2 次“围剿”。 这里,有必要说说被俘的敌师长张振汉。张振汉是高级军官,我同他接触与交 谈中,知道他早年从军,又是保定军官学校毕业,有军事知识又有作战经验,根据 党的政策,对他宽待。不久,我们扩大了红军学校,选调有战争经验的干部及优秀 战士入学,全校有学员800 名,还有个高级班,都是营以上的干部,全班有七八十 人。我以兼校长身份请张振汉到红军学校当战术教员,并亲自与高级班学员听他讲 课。我这样做,一为使张安心,二为使学员虚心接受正规的军事知识。同时,我们 还请了其他有军事技术的几位军官当教员。有人间,打败仗的人怎么教打胜仗的? 我认为军事技术没有阶级性,一般战术原则,如行军,组织战斗、协同动作以及利 用地形地物等都是军事科学,不管红军白军都要用。至于运用的如何,则取决于不 同的阶级和不同的政治目的,以及不同的战略指导思想。打败仗的人还可以从反面 来进行教育,张振汉就举了他自己同红军打仗,以及军阀混战的战例来说明一些原 则。 我这样做,是从自己见到及自己经历的事学到的。一九二八年二月朱德率工农 革命军第一师第一团打马日事变的罪魁祸首许克祥三个团,战争之前,双方都使用 北伐军的典范令。但宜章之战,我军以一个团打败绝对优势的敌人,歼其大部。使 湘南起义的影响,震支中外,既然都是一样的典范令,为什么一胜一败?那是军队 的阶级关系与指挥员素质的不同(共产党的领导和马列主义思想的关系)。一九三 ○年八月文家市之仗,我纵队(全是新建的农民武装),缴了敌人四挺重机枪,我 立即成立重机枪连;但当时农民武装很少有会用机关枪的,我就使用解放过来的敌 方下级军官和士兵,(连长就是敌方的中尉排长)。只十多天,由他们教会了不少 工农士兵,打长沙的猴子石之战,该连在战场上就起了作用,不久打吉安也如此。 我当时敢于这样干,是一种感性认识。后来从书本上看到十月革命后,列宁不仅利 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各种专家来槁工业建设,而且还利用旧军官到高级指挥和技 术学校当教员,也听到过去苏联的留学生讲过。对我是很大的启发和教育。 1952 年林彪曾在怀仁堂军委会议上攻击我军使用旧军官任教。1967年,大野 心家江青也叫嚷:“世界上还有这样的笑话,常败将军教常胜将军,伟大的中国人 民解放军还让这些人来当教员”。江青这个不学无术之徒,又极端狂妄,她和林彪 的这些谰言,完全是形而上学,根本不懂得革命事业必须善于吸收历史上的优秀文 化和一切科学技术成果。我们不杀张振汉,还请他当教员,是合乎马克思主义的。 长征时,我们带着他走,到了延安,中央决定放他回去。后来参加了抗战。我军解 放长沙时,他还曾做过一些有益的工作。建国后任长沙市政协委员和副市长。有次 他来北京,谭家述(原六军团参谋长)请他吃饭,我以老朋友的身份作陪客。我们 早已是“一笑涡恩仇”,这时成为净友了。 粉碎敌人第二次“围剿”后,省委决定,主力向东,转为战略进攻,打到石门、 澧州、津市和临澧一带,扩大根据地。那时我们有个很明确的观念,打了胜仗,马 上转入进攻,向新区发展,因为新区更便于打土豪,扩兵和筹军饷。同时,新区的 群众受国民党残酷压迫,愿意当红军,也好扩兵。省委将领导机关分为前后两摊, 前面一摊领导打仗,后面一摊领导地方工作,其中包括红军学校和留守根据地的18 师。主力向东发展,后方抓紧建党、建军、建政以及青年、妇女等群众工作,加强 根据地内部对敌斗争。这样,前方取得新的胜利,后方也得到巩固和发展。红六军 团产生于湘赣苏区,是朱、毛红军在井冈山地区时的地方党和游击队发展起来的, 三大任务的光荣传统始终保持着。遵义会议后,这个传统在湘鄂川黔根据地建设中, 更加发扬了。 红二、六军团连续粉碎敌人两次“围剿”,根据地和红军都扩大了。二、六军 团会师时8000 人,刚过一年,即到1935 年10 月,就发展了两倍半,有21000 多人。在敌人新的大规模进攻将开始的时候,我们于11 月19 日离开湘鄂川黔根 据地,开始了新的战略转移。 反“围剿”既然胜利了,为什么要离开根据地呢? 第一、敌人来得多。从10 月开始敌人又组织第三次“围剿”。这次“围剿” 的规模比前两次更大。第一次“围剿”敌人有6 个纵队,四五十个团,第二次“围 剿”是80 个团,这一次是130 个团。敌人认为前两次“围剿”的失败,是使用杂 牌军多及指挥不统一。这次“围剿”,以蒋介石的嫡系、半嫡系为主。如汤恩怕部 的88 师、78 师都调来了;与红军打仗有经验的26 路军孙连仲3 个师和樊嵩甫 纵队也调来了。蒋介石还派陈诚到宜昌设立行营,统一指挥。在根据地四周不断增 加兵力,构筑大量的工事碉堡,形成了更大的包围圈,同时实行更为严密的经济封 锁。 第二、地形的限制。湘鄂川黔苏区周围,东有洞庭湖,北有长江,南有沅、澧 二水,西北是崇山峻岭,粮食困难。敌人利用山水要隘,建筑有战略作用的碉堡线 (纵碉线、横碉线),以绝对优势的兵力守备,形成重重包围、严密封锁、内外隔 绝的战略格局,对我大兵团的机动极为不利。 第三、根据地经济、文化落后。本地封建势力独霸一方,割据一地,在大割据 中又有若干小割据。湘西地方军阀陈渠珍,名为统治13 县,其中若干县又有人割 据,甚至有割据三两个区、乡的。有些大地主也有枪,在山顶上占据自然溶洞,他 打你容易,你打他困难。他们钻进洞子里,洞口建碉堡,洞里又加上些工事,你打 他就更困难。后来我们想了个办法,攻洞口之敌,把辣椒点燃熏烟,用风车吹进洞 内,一边熏,一边喊话:“你们出来,我们不杀你们。”这样打开了许多洞子,搞 了1000 多条枪。即便如此,民团地主的小区割据还是不少。 湘西遍地都种鸦片,地主军阀嫌一般收税收不多,就要老百姓种鸦片,规定一 亩地要缴多少鸦片,老百姓不种,就收“懒捐”。他们从卖鸦片中发大财。由于遍 地都是鸦片,人民较普遍地受到烟毒,这就给我们带来了一个问题,抽鸦片的准不 准当兵?我们在江西时说抽鸦片的是流氓,当然不要。 到湘西,抽鸦片的不只是流氓,很多农民也抽,如果不要,就无兵源。好吧, 只要是青年农民,愿意参军的就要。因此补的新兵,多数抽鸦片。但军队还是要戒 烟。开始还定量发鸦片。同时讲清道理,然后逐渐减少烟量,吃点戒烟药,最后以 蒸馏水溶化硫苦,静脉注射,个把月就戒了。这项工作是我军卫生部长戴镜华研究 出来承办的,解放后他任过军委卫生部长、总后勤部副部长, 1967 年不幸病故。 第四、“左”的社会政策,根据地不巩固。湘西的社会情况有两个特点: 一是土地特别集中,地主、宫农占人口不到10%,而占有土地却在70%至80% 以上;二是游民特别多,游民武装也很厉害。湘西自民国以来,出现过许多草莽英 雄,如汤子谟、周朝武等。为什么有那么多游民?主要是从清朝未年,外国资本主 义侵入,自然经济崩溃,土地更加集中,人民没饭吃,活不下去,就大批沦为游民、 半游民。省委对土地革命是积极的,抓得很紧。 根据地中心地区大部分都分配了土地。但那时的社会政策,基本上是三次“左” 倾路线那一套。划阶级成分,地主和富农超过10%,实际上是把有些富裕中农也给 划成富农了(地富比例,各乡村虽不一样,但平均应不到10%)。分配土地是地主 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甚至对富农过重地征收粮食(40%),这是错误的。还有, 对商业征税太多;对游、杂武装、绿林会道门武装没有注意改造他们,至少使他们 中立。袁任远对此很有意见。他是湘西慈利人,我军初到湘西,任大庸分区政治委 员,奉省委指示费了很大力气去争取游杂武装,来接头的有1300 多人,还集中了 400 多,带来了好多枪。但是,我们却把他们解除武装,杀掉头头,这就引起游杂 武装的敌视,又散为匪。由于过“左”政策没有纠正,就孤立了自己,把许多可以 争取或中立的队伍,推到敌人那边去了。所以在根据地的大半年中,一方面消灭了 许多反动的游杂武装,另一方面却产生了许多新的游杂武装,同地主武装结合,一 起反对我们,严重影响了地方工作的开展和根据地的社会秩序及政令的实行。 军队由于流民大量加入,政治工作没有相应地跟上去,土地革命也尚未在更广 大的地域深入,影响了部队的巩固,带枪逃跑,甚至有成班逃跑的。 如果当时的政策不那么“左”,就不会树敌过多,不会成为在强敌包围下非走 不可的因素之一。遵义会议以后,当时全党思想刚刚开始转变,我们还没有认识到 过“左”的社会政策的危害,就加重了自己的困难。这个问题,在长征出发前不久 接到共产国际提出统一战线政策,特别是我党中央制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之 后,才开始有感触,直到延安整风才完全解决。 从前述四个因素来看,根据地不巩固是关键问题,敌人不断增兵,形势当然严 重。但如果根据地巩固,加上正确的战略战术,可以打破敌人的进攻。 但当时我们还不够这些条件,于是决定退出湘鄂川黔根据地。退出苏区之前, 只是想转移一下,摆脱敌人包围,保存有生力量,到湘黔边或黔东地区建立新的根 据地,并没有想到渡金沙江,更没有想到长征到陕北。 -------- 泉石书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