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 长征 1935 年11 月19 日,红二、六军团分别从桑植刘家坪和瑞塔铺出发,退出 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记得出发前,省委及军委分会在桑植讨论过多次,研究战略 转移的落脚点。当时决定到湘黔边,也就是江口、凤凰、石阡、镇远、黄平那一带。 我们分析,那里的敌人薄弱,可以建立新的革命根据地。 为了隐蔽向西突围的战略意图,我们采取“声东击西”的办法,故意向东南走。 这次撤退,我们吸取了红六军团自己行动的教训,只带一、二天的干粮,行李简化, 轻装前进,行动灵活自如。 从桑植地区向西,有澧水和沉江两道河流障碍。出发前我们考虑过如何突破敌 人这两道封锁线的问题。估计敌人的第一道封锁线虽然防守严密,但我突然行动, 易于突破。第二道封锁线就不同了,我军一过澧水,敌人便会发现我向南,定要加 强沉江的戒备。我们只有快速行动,赶在敌人部署尚未调整完之前,连续突破澧水 和沉江。 第一天出发时,我率六军团17 师一部以急行军赶到澧水,抢占渡口。我们一 天行军120 里,当晚就到了澧水边。那天,六军团的主力也走了七、八十里,我们 特意选大山中的小路,虽然难走,但好处是避开了敌机的侦察轰炸。晚上在张家界 外面的村子住下,做饭吃。1990 年我到湘西,看到张家界已成了风景旅游区,当 年我们从这里过时,根本没有注意到这一带还有这样好的风景。 第二天下午四、五点,六军团主力赶到大庸县城东三十里兴隆街地区,黄昏开 始抢渡澧水。直到这时,敌机还未发现我们。前卫团先过去了,后续部队乘夜过河。 对岸至大庸有敌19 师一个团筑碉防守,我们过了河就一直向西打,半夜打到离城 不远处,找到了从大庸城南通沉江北岸洞庭溪的大路。 第二天清早,我们顺这条路向南走70 里宿营,仍没有遇到敌机,真是顺利。 二军团主力21 日上午开始南渡澧水,这时敌机来了,炸得很厉害,部队有些 损失,但很快也都过去了。 22 日,我们急行军125 里,赶到沉江北岸的洞庭溪,找到几条小民船,过去 两个营。这时,敌人的一个营从沅陵来加强洞庭溪的守备。我们正在渡河,看到敌 人乘船来了,就在沅江两岸埋伏起来。等他一到,用重机枪朝船上打。敌人做梦也 没想到我们这样快就到了沅江,一个营全部缴械。我们在中央苏区时有个口号,叫 作“争取廉价的胜利”。这一仗真是“廉价的胜利”,没打几颗子弹,就消灭了敌 人一个整营,而且顺利地渡过了沉江。 这次突围行动方向选得好,行军路线也选得好,保密好,称得上是得意之笔, 当我站在沉水岸边,看到部队渡江,不禁长叹一声,如释重负。突破澧水和沉江, 这意味着战略计划初步实现了。 过沉江后,继续向东南猛进,直到湘中。我们早就知道湘中是富庶的地区,到 这里一看,新化、淑浦、锡矿山、辰溪这些县,不仅物产丰富,人口稠密,文化教 育也发达。我们原想从这里过一下,看到这样好的条件就打算停下来,搞块根据地。 那时我们都有一种观念,站得稳就站,站不稳就走,随时可站,随时可走。 我们经过的国民党区域,都是新地区,红军以前没有在这里打过土豪,统治阶 级没有多少对付我们的经验。筹款捐钱较容易;老百姓因受国民党的压迫,生活痛 苦,很多人愿意当兵,我们就在新化、淑浦一带筹款、扩兵。 撤出湘鄂川黔之前,我们接到共产国际关于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指示,又 接到中央关于统一战线和抗日救国的指示。国际和中央的这些精神,我们认为适合 中国当时的政治形势。南渡澧水后,夏曦起草了“抗日反蒋”的六言韵文布告,用 六军团政治部的名义发出。前面几句是:“我们工农红军,志在救国救民,实行抗 日反蒋,消灭卖国巨憝……”,末尾两句是“大家起来救国,胜利终归我们”。到 新化后,我们大喊“抗日反蒋”的口号。 大革命时期夏曦在湖南有影响,利用他的影响,我们天天开大会,作宣传。 当时国民党报纸上讲:“夏曦、萧克搭台演说……”夏曦很会做宣传,号召凡 是要打日本的,我们都欢迎。群众踊跃参军,只7 天就扩大了1000 人。王震带了 一支队伍去新化东60 里的锡矿山,三、四天就扩兵两、三百人。那里是规模不小 的矿区,扩的兵多为工人。对于红军来说,能吸收现代产业工人参加,十分重要。 我们把这些工人分到各单位,以增加部队的无产阶级成分。 在湘中停了个把星期。国民党樊嵩甫和李觉纵队从北面压来。我们以一部兵力 钳制李敌,集中主力打樊敌,但后来情况发生变化,樊敌没打倒,李敌乘虚占了淑 浦城,敌人的几个纵队靠到一起,向我围过来。淑浦、新化间地区已不能停留,我 们就放弃在湘中立脚的想法,按原定目标向西走。 经淑浦向西,由绥宁、洪江向北渡沉水,继续向北,便进入了湘黔边广大地区。 国民党几个师追踪而来,为了在湘黔边站稳,六军团就在晃县和芷江间的便水反击 追敌,但战斗打成了消耗战,未能取得预期的胜利,在湘黔边创建根据地的计划只 好放弃。 便水战斗虽打得不理想,但制止了敌人的急追,取得在江口和石阡地区的短时 休整,并迎回了在湘鄂川黔苏区担任箝制任务的6 军团18 师53 团及一部分地方 武装。他们在强敌围攻下,掩护主力胜利转移,就由师长张振坤(抗日战争时在皖 南事变中牺牲)率领,从苏区西面突围,采取迂回曲折、避实击虚的战术,突破敌 人重重包围,到江口与红军主力会合,根据地虽然丧失,但保存了部队。 我们在石阡、江口及以南地区稍事休整,即经余庆、瓮安、平越、边战斗边向 西走,进至贵阳北60 里札佐镇,歼敌两个营。敌人见我逼贵阳,有北渡乌江之势, 急调堵我之黔敌和追我之湘敌驰援贵阳,郭汝栋和樊嵩甫纵队则转向遵义地区,郝 梦龄部则沿乌江北岸堵截。我即经修文西渡鸭池河,进入贵州西部的黔西、大定 (今为大方)、毕节等地区。 离开湘黔边时,我们就打算在贵州省的西部创建新的根据地,这时军委也来电 报,指示我们“速转黔西、大定、毕节地区,群众地形均可暂作根据地”。到黔、 大、毕后,我率红6 军团17 师去遵义西之打鼓新场(现为金沙县)游击,钳制贵 阳方向敌人向西。这时,敌万耀煌部13 师追来,占了大定。 我即率部回师大定,刚到将军山,正遇大定敌人先头部队7 个连向毕节挺进, 敌处在我之侧面及正前,我军立即将敌包围,仅1 个半小时就将敌全部消灭,制止 了敌渡鸭池河后向我急追的不利形势。 战斗结束后,我登上将军山,看到这座山脉横跨大定与毕节间10 余里,如果 控制住将军山,就可形成建立以毕节为中心的游击根据地的东面屏障。 我立即决定控制将军山。在山上做工事,我和大家一道在茅篷中露营,严守阵 地。几天后,敌人两路向我仰攻。我令部队隐藏在工事内,不发出任何声响,等敌 人逼近后,手榴弹一甩,一个反冲锋,敌人溃退,我立即追击到敌主力展开地带, 一下子就缴到了百十支步枪,万余发于弹,得到补充,敌人短时间不敢再来。 利用山地这个屏障,两军团主力与强大追敌周旋,并对驻威宁之滇军,严加警 戒。同时积极开展地方工作,使后方机关及伤病员得到休整。近20天,补充新兵5000 人。 在毕节,当地旧知识分子和开明绅士周素园先生与红军交了朋友。周素园是清 朝未年的秀才,在贵阳办报,后来又在北洋政府供职,在袁祖铭的云贵川总司令部 当过秘书长。红军快到毕节时,国民党专员莫雄叫他走,他说: “我没有多少家当,不必走。”红军到后,在他家发现有许多马列主义的书, 翻开一看,圈圈点点。政工人员立即把这种情况报告王震和夏曦。他们马上找他, 问过他的经历后,又问他为什么读马克思主义书籍?他说:“我相信马克思主义。 我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10 年了,我觉得马克思讲得对,你们共产党、红军,是讲 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所以我用不着走……”王震、夏曦告诉他说:“你研究马克思 列宁主义好,我们共产党的政策是根据马克思主义制定的。现在我们的政策是抗日 反蒋,你赞成不赞成”?他说:“赞成,完全赞成。”我们就请他出来,当贵州抗 日救国军司令,时间很短便发展到1000余人枪。 为了在黔大毕站住脚,我们请周素园给驻威宁的云南国民党纵队司令孙渡写信, 因为他和龙云、孙渡等上层人物都认识。他把共产党和红军的政治主张告知孙渡, 并说:“蒋介石派中央嫡系万耀煌、樊嵩甫等进入云南、贵州来打红军,也叫你打 红军,红军是不好打的。退一步说,即便你把红军打掉了,也是两败俱伤,万、樊 挟天子以令诸侯,人多势大,那时的云南还是你的?‘假道灭虢’,史有明鉴”。 由于龙云当时的处境及周素园给孙渡写信,很有说服力。孙渡在威宁、昭通按 兵不动,固然出于利害考虑,但其中也有周的影响。这种态势,有利于我们集中主 力对付正面来的敌人,在毕节地区停留20 天,休整补充。后来我们从乌蒙山向宣 威进军时,也以军队的名义给龙云、孙渡写信,晓以利害,并提出缔结抗日停战协 定。虽然估计不会有什么效果,但至少可以使龙云增加对蒋军人滇的戒心,加深其 矛盾。后来事实证明确是如此。 敌万耀煌、樊嵩甫、郝梦龄、郭汝栋4 个纵队,共7 个师1 个旅,很快向毕节 地区进犯,其中有4 个师进攻将军山。地方工作一时也不能广泛和深入开展,我认 为将军山不能控制了,遂于1936 年2 月中旬撤退,旋即退出毕节城,进入乌蒙山 区。敌又以10 个师继续围攻,长江北岸,有大批川军防堵。 我军就从昭通、威宁之间,透过滇军孙渡纵队防线,向南直趋滇东,占领宣威 及贵州之盘县,进至南北盘江之间。这时,我军兵员充实(不减于从湘鄂川黔出发 时的人数),士气旺盛。南北盘江及牛栏江东广大地区的政治、经济条件都比较有 利。军委分会决定在这一带展开创立游击根据地的活动。这是我们长征中第三次建 立游击根据地的尝试。 从乌蒙山地区向南,红二军团到达盘县,红六军团进入宣威。我们在宣威城北 和追敌打了一仗,但只打个平手,然后进到宣威到盘县间的亦资孔休整。这时,接 到总司令部的来电,要我们北渡金沙江,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大举北进。贺、任、 关通知我和王震、张子意立即到盘县开会,研究行动方向。 我们到盘县后,任粥时主持开会。记得总司令部来了两次电报,第一次是3 月 23 日,电报中说:“建议在你们渡河技术有把握条件下及旧历3 月水涨前设法渡 金沙江”,“与我们会合大举北进”。电报中还说:“如你军并不十分疲劳,有把 握进行运动战时,则在滇黔边行动亦好。”本来我们是想在滇黔边站住脚的,接到 总部北渡金沙江的指示后(当时我们并不知道一四方面军会合后张国轰闹分裂的情 况,电报署名是总司令朱德、总政委张国焘),曾在3 月29 日向总部询问,要我 们北进,是从战略上考虑必须渡江会师北进,还是怕一四方面军北进后,二、六军 团在长江南岸陷于孤立,或是军委估计我们现在处境困难而要我们北上。3 月30 日,总部第二次来电,还是说最好北渡金沙江与他们会合一同北进,如条件困难也 可以在滇黔广大地区活动。电报的最后说:“究应如何请按实情决定,不可受拘束。” 我们认真研究了总司令部的指示,并对当时战争态势和全国形势进行分析。虽然查 明来包围滇黔边地区的敌人比进攻黔西、大定、毕节地区少了,但还在50 团以上, 时间久了,敌情也可能变化,能否在这地区站住,是未知数。人全国形势看,日本 帝国主义不断向华北进逼,全国人民特别是华北青年学生,群情激奋,要求抗日。 现在总部要我们北进同四方面军会台北上,可见全国革命大势转向了北方,应执行 总部的指示。盘县这次会议,对二、四方面会师甘孜起了决定作用。对尔后三大主 力会师陕北,也有重大意义。 我们在南北盘江建立根据地的架势,敌人也看出来了,就布置新的围攻。 但敌人长途与我作战,有的被歼,还有死、伤、病、逃,兵员不足,加上北方 和江淮一带出来的兵,新到这层峦叠蟑和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主洁不适,士气不 高,行动缓慢,对我们威胁不大。我们就决定经滇中到金沙江。这个突然向西的战 略转移,把敌人新的围攻部署又打乱了。 当我们进到昆明北面百余里的普渡河时,滇军6 个团赶来堵截。6 军团与敌展 开激战,双方互相攻击,都攻不动。将近黄昏,我认为当前的敌人不能很快消灭, 就令部队撤下来,南行到2 军团指挥部,见到贺、任、关,我们立即商量行动方向。 我说,敌人主力在普渡河堵我们,昆明只剩4 个团,兵力不足,我们进到昆明附近, 再向西,就把滇军主力甩到后面了。他们赞同我的意见。 我们立即从普渡河向南,转向昆明附近,摆出一付“攻其所必救”的架势,然 后转向昆明以西。在昆明北30 里处的羊街,还发生了这样一件事。我们到那里时, 天已黑了,在一间房子里发现有很多伤兵,开始以为是自己人,就挤在一起住。但 后来发现,那些伤兵不是红军,而是在普渡河与我们作战时负伤的国民党兵。我们 的医务人员以革命人道主义精神为他们治伤,并热情地宣传红军的宗旨和共产党的 抗日救国政策。经过我们的宣传,都表示友好。有些人还说,身体好了,还愿当红 军。半天前,我们还是战场上的对手,这时已尽释前嫌了。这件事也说明了红军的 政治工作深入人心。 我们从昆明附近转向西面,就把堵截的滇军主力甩到后面了。从此,虽然后有 追兵,但行动就主动了。 由于云南敌人对我们有个错误的判断,说红军没有炮,打不了碉堡、城市。在 我军接近滇西北的时候,令各县迅速构筑碉堡,修理城垣,把各县重要物资运存于 碉堡和城市中,由民团守备。我们分两路前进,先头部队猛冲猛打,攻占禄丰、楚 雄、盐兴、姚安、祥云、宾川、鹤庆、丽江等城市和无数碉堡,吃的穿的,无所不 有。真是“因粮于·敌”,士气旺盛。从盘县向西北前进才二、三十天,就到了金 沙江畔的丽江县和石鼓圩等地,并很快地北渡金沙江。 红二、六军团在滇东和昆明地区的大回旋战,是敌我双方的战略较量,我军的 战略方针是西去,然后北上,与红四方面军会合;敌人的战略方针则是千方百计堵 截我军。较量的结果,是我军的战略方针的胜利。这一大的军事行动可分为3 个阶 段。第一阶段由盘县向西,横越云南中部,直至昆明北之普渡河,行程近500 华里。 入滇后,摆脱了蒋介石追堵我军之主力,但到普渡河与滇军堵截部队鏖战不利,我 即采取避强击弱、避实击虚的灵活战术,不同敌人主力恋战,自行退却,从战场后 面10 余里处转向南面,转到昆明城北30 里之羊街。 第二阶段是从羊街向西。我主力进到昆明附近,利用云南统治阶级要控制云南 省会昆明的心理,在夜间以小部队佯攻昆明,示之以“攻其所必救”之形,令其感 到昆明危急。昆明濒危,对云南统治阶级政治上、军事上都会有大的影响,并影响 他们的个人利益(昆明附近有些富翁把家属和家私送到昆明保险),滇敌定会以一 部主力固守城防。守城的部队就不能机动;野战部队也只能尾随我军,这就有利于 我军贯彻自己的战略意图。 第三阶段是攻占禄丰、牟定、大姚、姚安、楚雄、祥云、宾川、鹤庆广大地区, 进到金沙江畔之丽江、石鼓圩一带。这阶段行动比较顺利。前面除国民党各县民团 防守外,没有大敌堵截,我军声势浩大,势如破竹,愈战愈勇。后面虽有强敌追击, 但被我后卫部队和路障迟滞,我们避免了在白色区域与追敌决战,我顺利到达预定 的战略位置。这种大踏步前进和大踏步后退,利于我制敌而不为敌所制。 红二、六军团分别从丽江和石鼓、巨甸渡过金沙江,蒋介石带着龙云,乘飞机 在金沙江南的鹤庆、宾川、丽江一带上空盘旋,无可奈何。云南军队追到江边,也 只好望江兴叹。记得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后,李伯钊等率剧团来部队演了一出戏,叫 《破草鞋》(一、四方面军会合时黄镇编剧),说敌人追到金沙江边只拣了红军丢 下的一只破草鞋就收兵了。这是一出有政治意义的生动的讽刺剧,说敌人一无所得, 红军胜利北上了。 过金沙江后,开始翻大雪山。总司令部早就来电报,要我们带衣服、辣椒和酒。 那时已是4 月底了,天气很热。我们也不懂,有的部队把棉衣、毛衣都丢掉了。上 午上山时,在原始森林中走。那些树又高,又粗,又密,我从未见过那么高、那么 多的树。走着走着。地上都是雪了,气温也骤然下降。我们定了条原则,决不能在 山上过夜。 那天走了十几个小时,上下150 华里。 翻过雪山,于4 月30 日到达藏民区中甸。接着,分两纵队向甘孜前进。 6 军团在瓮水、那坡又翻了两座大雪山后,进至稻城。向理化前进。6 月3 日, 在理化以南之甲洼与总司令部派来接我们的红32 军会合。该军由军长罗炳辉,政 委李干辉率领,总政和红四方面军政治部还派刘型同志和文工团来迎接。 我们虽然同四方面军初次见面,但亲如兄弟,一种阶级的情感,体现在双方容 颜举止和交往之中。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虽去前方,对两军的团结非常关心,他 在会师之前恳切地对其他领导人说:“去年我们会师没有搞好,现在二方面军来了, 一定要搞好啊”。四方面军的同志很体会徐帅的指示,当我们到蒲玉隆那天,后面 有近百人掉队,四方面军立即派马数十匹接他们回来。又给我们大部分同志打了毛 背心,还从理化和瞻化、甘孜,送牛羊给我们。 在理化南之甲洼,6 军团与远道而来迎接我们的32 军会合,我和军团政委王 震、政治部主任张子意等一起同何长工、罗炳辉、刘型等同志见了面。 他们原来都是中央苏区的,有的还一起打过仗。老战友见面,话题很多,他们 说得最多的是中央红军五次反“围剿”和长征初期遭受严重损失的情况。 大家心情沉重,从井冈山斗争到转战赣南、闽西,一二三四次反“围剿”,经 过了多少艰难苦战,才开创出中央苏区的大好局面,现在不但根据地丢了,中央红 军也只剩下万把人。大家对造成损失的领导者有怨愤情绪。我联想到在湘赣苏区时, 17 师奉命北上,苦战数月,结果劳而无功;第五次反“围剿”,那些领导者要我 们以堡垒对堡垒,同敌人拼消耗,结果把湘赣苏区拼完了,我们不得不作战略转移 ;6 军团西征,又指示我们“搬家”;沿途我们不断向中央报告多带行李辎重的不 利及损失情况,但中央红军出来,搬家更为厉害,损失也更大。大家都认为这些领 导人博古、李德等太主观,对革命不负责任。 在闲谈中,他们又说起中央红军北上没有告诉总司令、总政委就走了,关系没 搞好都有责任;还说到张国焘另立中央,但不久前又自己撤销的情况。 我对这些问题过去没有听说过,没有插话。几天后,在蒲玉隆见到了许多年不 见的朱德总司令,我们谈起了中央红军在遵义会议前后的情况,谈到中央撤换左倾 错误领导博古、李德,确定毛泽东同志在党和军队的领导地位的事情,都很高兴; 对张国焘另立中央的事感到愤慨。朱总司令还说,张国焘搞分裂,另立中央,是大 错误,这个人有野心,但是,今后还要对他注意争取、团结,促使他一起北上抗日 云云。 7 月2 日,我们到达甘孜与四方面军大会师。5 日,按照中央军委的命令,红 二、六军团组成红二方面军(将32 军编入红二方面军),贺龙为总指挥,任弼时 为政委,关向应为副政委,我为副总指挥。从此,我们就用红二方面军的番号了。 在我们到达甘孜前,徐向前、李先念等已率四方面军的先头部队出发北上了。 11 日,红二方面军组成两个梯队,也由甘孜的东谷出发,向哈达铺地区前进。从 甘孜向北,是一望无涯的大草地。草地人烟稀少,即使有些村落,也没有多少粮食。 当地群众以畜牧业为生,反动土司常常把牛羊牵走。四方面军走在前面,对后面虽 有照顾,但他们自己也很困难。我们虽然努力准备粮食,常常不能完成计划。部队 因缺粮疲劳,体力下降。我们的口号是:“走出草地,就是胜利”。大家用野菜代 粮,许多人牺牲在草地。 人们通常的印象,以为草地行军,没有敌情顾虑了。其实不然,同反动骑兵作 斗争,也不是小问题。四方面军有经验,组织了骑兵师,各军、师也有小的骑兵部 队。我们初到甘孜是没有认识的。有一天到总司令部开会,总部的领导人向我们指 出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并指定刘伯承教我们打骑兵的战术。伯承同志来二方面军, 向干部讲述了打骑兵及草地行军注意事项,我这是第一次直接听他传授丰富的军事 学识和作战经验,直到现在仍有深刻印象。由于有对抗骑兵的精神和战术教育,在 遭到骑兵几次袭扰中,虽然不能消灭他们,但也没有吃亏。经过两个月的艰苦奋斗, 终于在1936 年9 月1 日走出草地,到达了岷县的哈达铺。 这时,红军三大主力都进至陕甘地区。蒋介石一面准备把胡宗南部由湖南迅速 调到陕甘;一面命令位于定西、陕西和武山地区的第37 军毛炳文部和位于天水、 秦安和武都地区的第3 军王均部,阻止红军会合;同时,强迫东北军和西北军执行 他的“剿共”计划,进攻红军。 中央军委于9 月拟定了一个战略计划,要求:一方面军西出并南下,占领西兰 大道以北海原、固原地区;二、四方面军兵分两路,四方面军为左路,占领岷州、 武山等地区,继续向东向北,会同一方面军向定西、陕西及西兰大道进攻,吸引毛 炳文部;二方面军为右路,东出甘南和陕西两省西南部,配合一、四方面军消灭毛 炳文部,实现三大主力会师,并准备打击和消灭胡宗南部,进而逼蒋妥协,促进全 国的抗日战争。 但由于张国焘按兵不动,错过战机,毛炳文部没能消灭,胡宗南先头部队也已 调到了西北。中央军委于9 月18日提出了在静宁、会宁地区打击胡宗南的作战方案, 要求二方面军在甘南和陕西积极活动,箝制和侧击胡宗南部队,先敌北进,占领静 宁、会宁、隆德、定西,以配合控制西兰大道的四方面军和南下的一方面军,夹击 胡宗南。 9 月间,二方面军的部队进到甘南岷州一带。这时,我因肠胃炎,在后方休息。 记得有一天,接朱德总司令电话,叫我到红军总司令部去一趟(总司令部设在岷州 乡村中)。赶到后,总司令对我说:“西北局决定要打胡宗南,以便同一方面军会 合。现在31 军军长王树声病了,你到31 军去当军长,打胡宗南。”我是革命军 人,习惯了服从命令,更何况是朱总司令亲自交代的,所去的部队是红军部队又是 为了打胡宗南,我二话没说,就同意了。 我从岷州前往漳县四方面军总指挥部报到,同行的还有四方面军政委陈昌浩及 四方面军政治部主任李卓然。到漳县后,见到徐向前,他欢迎我来工作。这时张国 焘也从总部来到前方,他一来就以家长方式命令部队自通渭、渭源、漳县地区西去, 准备渡黄河,经青海、西宁大道翻祁连山,进入甘肃西部。朱德总司令从后方赶到 漳县之三十里铺,建议召开西北局会议,坚持北上,但没能使张国焘转变。部队继 续西进洮州。干部战士听说还要过草地,极为不满。如9 军军长孙玉清就愤愤地说 :“天天向太阳落去的地方走!”不少人甚至离队,消极抵抗。 到洮州又开西北局会议,朱德说四方面军不应西进,而应向北进的理由。 徐向前也说:“鄂豫皖的老同志也不愿向西走了。”陈昌浩、傅钟、李卓然、 和我,都同意朱总的意见,一致要求北进。这样张国焘才不得不同意回头。 但部队拉来拉去耽搁了时间,以致胡宗南、毛炳文、王均等部靠拢了。我这个 军长,也因部队行动的辗转变化,直到10 月20 日,才在通渭赶到31 军军部任 职。 在此之前,一、四方面军于10 月8 日在会宁会师。红二方面军从甘南艰苦奋 战,夺路前进,渡过渭河,通过西兰大道,于10 月22 日也在会宁东北的将台堡 与一方面军胜利会师。这就是中国革命战争史上有名的全国三大主力红军在陕甘宁 的大会合。至此,我们完成了长征的伟大任务。 红二方面军的长征,有着重要的经验教训。第一,高度地保存了有生力量。长 征途中,我们虽然消耗很大,但补充也多。从湘西出发时是18000 人;过金沙江时,保 持了出发的人数;出草地后还有10000 人以上。之所以能这样,我认为我们的战略 思想明确。我当红军以来,经过了三次长途行军,对这种行军如何保持有生力量逐 渐形成了一种观念,就是中途要找适当的地方休整,发动群众,扩大红军,训练部 队,治疗伤病员,筹集粮款等等。从湘赣苏区出发时,弼时同志就提出要建立游击 点和游击根据地,我赞成这个观点。这样,部队就不会连续行军,可以得到休息和 补充。长征途中,只要到了有粮食或其他条件较好的地区,我们就停下来,布置大 战。敌人看到我们停下来要打,也会停住观察一下,调集军队,调整部署,总得三 天五天,十天八天,我们就趁机休息,做群众工作,争取主动,能打就打,不能打 就走。 利用这个办法,我们一路虽打了许多恶战,减员不少,但都能及时得到休整与 补充,有效地保持了有生力量。 第二,坚持正确的军事方针。早在二、六军团会合时,我们就从自己的军事行 动的体验中,得到了退出苏区和搬家式转移的痛苦教训,对过去那套以阵地战代替 运动战,以堡垒对堡垒的打法已无兴趣了。那种打法,是近乎冷兵器时代兵对兵, 将对将,“下战书”和先报姓名的愚蠢打法。孙子在2500年前就提出“毋要正正之 旗,毋击堂堂之阵”的观点,“左”倾错误的领导者,是不懂中国优良的军事传统 的。当时,我们虽然还不能从理论上批评它,但知道那种打法是不行的。在战略转 移中,我们坚持了游击战、运动战的军事方针。我们由湘鄂川黔去贵州,不是径直 向西,而是声东击西,先向东南东渡过澧水、沉水后,进至湘中,然后向西。敌兵 虽多,处于优势,也抓不住我们。在贵州突然进至札佐,威胁贵阳。在普渡河,突 然冲到昆明城外30里地,这些地区都是敌人的战略要地。可以影响敌方的战略行动。 常常采取曲线行军,穿插于诸路敌人重兵集团之间,弄得敌人扑朔迷离,疲于奔命 ;有时以急速的行动,猛烈的动作,震撼敌人战略要害,造成其临时应付、仓皇调 动的无计划行动,我则易于抓其弱点,摆脱强大敌人。记得一、二、四方面军大会 师后我到延安,朱德总司令对我们说:“二、六军团集游击战、运动战之大战”。 我认为这是对二方面军中肯的评价和鼓励。 第三,坚决执行党的政策。红二方面军长征,经过了湘、黔、滇、川、康、甘、 陕等省,前后攻占了30 多座县城,一路上,我们广泛宣传党及红军的政治主张, 团结、教育、争取了包括开明绅士周素园、被俘国民党中将张振汉等在内的各种力 量,使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深入人心。尤其是经过苗、瑶、回、彝、纳西、 藏等少数民族地区,正确地执行党的民族政策,大力宣传民族团结、民族平等,严 格贯彻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扩大了我军的政治影响,播下了革命的火种。广大人民 群众认识到红军是最不怕艰难困苦、最富于牺牲精神,为人民谋利益的武装,共产 党是忠实于自己的主义及为人民解放事业奋斗的政党。人民支援红军,这就使得我 们在广大地区(包括大部分白色区域)的活动,都能像鱼在大海中一样自如地游动。 第四,强有力的政治思想工作。二、六军团在会师之前的组建时期,领导人和 主要干部还有许多人就具有为实现民主革命和共产主义的理想的坚强意志。为了这 种理想,就不怕任何艰难困苦,敢于牺牲奋斗。二、六军团会师以后,很快形成了 以任弼时为首的坚强领导集体,强调党的领导和建设,重视政治工作,不断加强无 产阶级思想教育,反对各种不良倾向。同时,不间断地进行党的方针、路线、形势、 任务教育和党的统一战线以及官兵一致、亲密团结的教育。战斗和行军中进行了改 造俘虏与教育新兵、实施不间断的政治动员和宣传鼓动等工作。战斗愈激烈,环境 愈艰苦,政治工作就愈深入、活跃,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愈坚强有力。即便只有 一两天休整时间,甚至在行军大休息中,也不忽视宣传和组织群众工作,及时分配 没收的财物,有群众在一起,军队就不孤立,士气就旺盛。真是“军民团结如一人, 试看天下谁能敌”!因而,长征途中,强大的敌人没能搞垮我们,人间罕见的自然 灾害和艰难困苦没能压倒我们,主要原因就是主要领导人和许多革命干部具有革命 的理想,为了这种理想的实现,坚持了党的正确领导,发挥了政治工作的群众性、 及时性的强大威力。一句话,我们是党领导的军队,党指挥的军队,为党的事业而 战斗的军队。 -------- 泉石书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