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六章 撰写《罗霄军》 抗战初期,我利用战争的间隙写了一部小说,最初定名为《罗霄军》。 一个久历戎马的人,从事文学创作,似不可思议,但我从来没有把这件事看得 那么神秘。我读文学著作,很注意作品的序与后记以及对作品的介绍,从中受到启 发。看到有些作品的题材有自己的生活基础,如托尔斯泰是个退职大尉,他写《战 争与和平》,基本上是一部军事历史小说。我感到自己长期的戎马生涯,本身就是 小说题材的生活基础,我对文学作品的爱好和兴趣,总想也能用文学的形式把这些 表现出来。在学校时,我就爱读文学作品。投笔从戎后,仍对文学有着浓厚的兴趣。 在战争时期,读书不容易,但我还是利用作战间隙,读了一些文学作品。如郭沫若 的《塔》、《女神》,冰心的诗集《繁星》、胡适的《尝试集》,鲁迅的《阿Q 正 传》、《呐喊》,以及歌德的《少年维特之烦恼》,托尔斯泰的短篇小说集及他的 《战争与和平》等等。有时也自己动手写点。在湘赣根据地,写过白话诗、散文、 小故事等,有些在《湘赣红旗》、《红色湘赣》等报刊上发表;在长征路上,我有 时作一段即兴演讲或吟首诗。这些都为我后来的写作打了点基础。 萌发创作小说的念头,是在西安事变之后。当时我率部队由甘肃镇原进军陕西 三原地区,弄到一本苏联作家绥拉菲摩维支的小说《铁流》。我一气读完,书中所 描写的苏联国内革命战争期间一支俄国工农武装在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下,逐步锻 炼成为一支有纪律的革命队伍的故事,与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成长起来的中国工农红 军相似。特别是书中塑造的红军指战员的英雄形象,曾使我激动不已。此后不久, 作家马加同我谈起《铁流》,我深有感触地告诉他:“那是无产阶级斗争的史诗。” 马加不无惋惜地说:“现在中国缺少一部《铁流》。”是呀,中国有革命战争,但 是没有描写革命战争的好作品。我对马加的看法颇有同感。我认为,中国革命战争 的规模比俄国大,时间比俄国长,影响也比他们深远,不仅应该写出中国的《铁流 》,而且要写得更真实,我觉得《铁流》的结构、人物群体的描写等很值得借鉴。 《铁流》给我留下的印象是那样深刻,从而使我萌生了一个想法:我们经历过的战 争,比《铁流》里描绘的要丰富、生动,也应该写出一本近似的作品来。 1937 年5 月,我出席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的苏区党代表会议,这次会议上, 中央提出准备抗战。会后,我们一行数人在返回部队途中,纵论天下时局,追思灾 难深重的中华民族,颇有些心潮起伏意难平的感慨。当时估计对日抗战有个准备时 期,因此,我浮想联翩,觉得中国革命史上,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战争,规模 宏大情况复杂、尖锐、激烈,在战争史上并不多见。一曲曲壮歌,一幕幕悲剧,可 歌可泣!自己的经历也是丰富多彩,如果能将这些写出来,用以激励人们的斗志, 不也是一种很好的抗战准备吗?于是,我就开始了小说《罗霄军》的构思。 搞文学创作是艰难的,战争年代写小说,困难更多,我动笔前对此有些估计不 足。那时候也就是“初生之犊不畏虎”罢,思想上没有什么束缚,想干就干起来了。 真到动笔了,“拦路虎”还确实不少。 我多年拿枪,虽然读过一些长篇小说,却没有写过。基本的创作意向有了,但 选择什么作为创作的主题?生活的积淀不少:北伐战争、南昌起义、井冈山斗争、 打长沙、下吉安、反“围剿”、万里长征……,但创作仍不是简单记记流水帐。我 反复思考着、构思着,脑子里想得最多的是,中国工农红军为什么艰难奋战而不溃 散,总是紧紧地凝聚在中国共产党的旗帜下?我决定就以此为主题,去展现中国革 命力量的兴起。 红军战争时间长,区域宽广,情节复杂,怎样去表现?我想,只能选择一个地 区、一个时期、一个部队的战争场面作中心。选来选去,认为以红军一个小游击兵 团的一次战役行动来创作为好。这个兵团产生于罗霄山脉中段,我就把书命名为《 罗霄军》。题材的时代背景是红军第四次反“围剿”和福建事变时期。全书以罗霄 军一次军事行动为基本线索。书中的人物,以我熟悉的有代表性的红军指战员为主, 也包括敌方的,都典型化。于是,我就不断地在腹中编排故事情节,形成小说结构, 于“七七事变”前不久开始动笔。 资料缺乏,我就凭着自己的记忆;没有草稿纸,就用办公纸、书信纸,颜色不 一,大小不等;时间有限,我就利用夜间和可以利用的间隙,因为进行革命战争是 我的神圣任务,而写小说仅仅是我的业余爱好。我平常较少参加其他娱乐活动,常 常把看书、写作当作一种消遣和休息。到卢沟桥枪声响起,我已试写了几章。不久, 八路军奔赴抗日前线,便搁笔了。此后在战争中时写时停,仍断断续续地进行着。 相对集中地进行创作,是在平西抗日根据地。当时我率冀热察挺进军在平西抗 日。战争环境里,工作紧张繁忙,除军队建设、反“扫荡”、打仗外,还要参加政 权建设和群众工作,所以,我写作的时间一般都在夜晚,白天躲飞机也是写作的最 佳时间。那时,日寇设在北平的航空学校,以平西作演习目标,常常来侦察轰炸, 有一个时期防空袭成了根据地军民的一件大事。一到防空袭时,我就搬上小凳子, 朝村外的山坡边上一坐,就开始写作了。这时无论飞机怎样飞来飞去,都影响不了 我的思路。 写多了,熟练些了,有时一写就到了午夜,那时年青,少休息一点也没有什么。 有一天晚上我正写得兴起,爱人蹇先佛来了,我竟全然不知,真还让她有点误会。 那时我们住地相距十几里山路,交通不便,十天半月见一次面还得翻山越岭。她跑 了十几里山路,赶到我的住地,一进门便急切地说: “孩子生病了!”当时,干部的子女一般都寄养在老乡家,我们的第一个孩子 就是寄养在湖南老家,被日寇的细菌武器杀害了。这第二个孩子刚满周岁,就放在 离平西几百里远的晋察冀军区驻地阜平,先佛听说孩子生病,心急火燎地跑来告诉 我,但我当时正在写作,根本没有注意到这些。她又大声喊了一句,我仍旁若无人。 她没想到我会这样,生气地扭头便走。 夜黑沉沉,山路阴森森,风吹得呼呼作响。在那战争年代,一个女同志摸黑走 山路,怪可怕的。因她满肚子火气,更由于在长征中有战争和行军经验,不知害怕, 径直往前走。一个人摸黑走回自己的住处。她发誓,以后再也不理我了。几天后, 我来到先佛的住地,她不理我,谈到那天晚上发生的一切,我才知道这件事。看我 脸上惊讶的样子,真使她哭笑不得。 到1939 年10 月,这部40 余万字的长篇小说初稿,终于在平西抗日根据地 宛平县的马栏村完成了,前后花了两年多的业余时间。 我写小说,容易传开。知道的人多了,就来问我,因此,对我形成一种无形的 压力。这又鞭策我下决心进一步把书稿修改好。在随后的四五年中,我先后作了三 次大修改,还有多次小的修改。越改越觉得好些,人们再问我,也不紧张了。 在晋察冀边区,有位民主人士问我是不是写了一部小说,我不否认,只是笑着 对他说: “我是中学生学作文呵!”他说:“中学生是20 岁以下的青年,哪有司令员 当学生的?”我重复着答道:“学习,学习作文。”当时晋察冀边区的著名新闻工 作者邓拓,知道我写小说的事后,也来问我。因我们常打交道,较熟悉,我就稍详 细地同他讲了。他问我能不能给他看看,我同意了,并请他提意见。这部小说,邓 拓算是第一位读者。几天后,他将原稿退还给我,真给我提了好意见。后来我根据 他的意见又作了补充修改。1988 年小说出版时,邓拓已在10 年浩劫中离世了。 我特地邀请他的夫人丁一岚出席首发式,以报邓拓的知遇之情。 1944 年夏,我到延安,有一天陈伯达当着我向一位长者说:“他写了一部长 篇小说……!”我看他的态度略有轻脱,长者听了似在沉思,无多表情地说:“写 文学作品呵。”我有点尴尬地答道:“东施效颦。”然后就相对无言地过去了。 总之,对我写小说,有的同志因对我的创作意图不理解,颇有微辞,更多的人 则是寄以善意的期望。 完成的小说草稿, 40 余万字,加上几次修改,已是厚厚的一摞。在当时紧张 而剧烈的战争环境里,要把它保管好很是不易。先佛为此极为关注。 后来还有过一段手稿失而复得的小插曲。那是在1945 年9 月,抗日战争胜利 后不久,我同聂荣臻司令员从延安乘飞机到张家口,先佛在出席党的“七大”后仍 留在延安。解放战争爆发后,她和一批干部从延安去华北,带着几岁的孩子,也带 着这包手槁,赶往承德。那时,没有火车、汽车,天天紧张行军,无论怎样辛苦劳 累,她都亲自把手稿带在身边。一天,到达河北滦平县,走了一天,又饿又累,便 在附近的一个部队驻地休息。她们吃完饭,几个人就铺床睡下了。真是忙中添乱, 第二天早上起床后,发现装手稿的皮包不见了,心里十分焦急。她深知这是我多年 的心血,要是丢了,我会非常难过的。 一定得找回来!她决定找到再走。 当地驻军上下都发动起来帮助找这个皮包,整整找了一天,没有找到踪影。大 家分析,皮包可能丢不了,因为有人以为皮包里装着什么贵重物品,等看到皮包里 全是草稿纸后,大家又那么紧张地寻找,也许会甩出来的。果然不出所料,就在那 天晚上,她们都躺下休息了,突然听到外面不远处有人敲汽油桶的声音,她便警觉 地走过去,仔细地看了看,发现这个皮包放在汽油桶上,但人已经无影无踪了。 后来,在1958 年反教条主义及“文化大革命”政治运动中,有人批判这部小 说,有意借此打击我,先佛便感叹他说:“要是当初不找它就好了,省去了许多麻 烦。”我说: “不一定,在大搞政治运动时,如果我拿不出草槁供批判,他们更会对我穷追 不舍,如果那次没找到,那麻烦更多。”戎马倥偬中利用业余时间急就的作品,自 己虽作过几次修改,但总感到还太粗糙。一直希望再花点时间把它改好。自己都不 满意的作品,是不应该拿出来示人的。 然而,后来革命战争形势的迅速发展,我的本职使我不能为此事再花费时间了。 抗日战争胜利后,接着就是全国解放战争,我从华北转到华中、华南。全国刚解放, 军委又令我主持军队和军事院校的训练和管理工作,不仅有繁重的事业,而且自己 也要提高,参加现代化的军事学习和研究。加之抗美援朝,形势紧张,以及接二连 三的政治运动,实在没有时间去修改了。 一放就是十几年过去了。我万万没有想到,在1958 年军队批判“教条主义” 的运动中,在我受到错误的批判和组织处理时,小说草稿也被拿出来批判,一部历 经21 年劳作的书稿竟也招来横祸。 一天,我接到一位同志的电话:“听说你写了一本小说,大家要你拿出来看看。” 我手握听筒,半晌无言以对。多年来,许多人让我把书稿给出版社,我都没答应。 人民文学出版社的负责人曾亲自上门找我,表示要配备最强的责任编辑把书改好, 我也没有应允。因为我是想自己改好后再拿出来。 现在却成了这个局面。我轻声说道:“那只是一个初稿,还没有加工。”对方 的声音低下来,一会儿话筒里又传来对方的声音:“他们说,要的就是初稿,初稿 可以反映你的灵魂。”看来不想拿也得拿。我从书柜中取出尘封已久的书槁,信手 翻看着那布满勾勾画画的文字,心潮起伏难平。索要手稿,用意是明白的,就是要 找点批判的新材料。但我心胸坦白,我觉得我就是写得不好,也是写打帝国主义, 打国民党反动派呢,就把书稿送去了。 不几天,小说稿被打印出来,但附上了“供批判用”的字样。我理所当然地要 去接受批判。会议期间,我的身体真有点支持不住了。医生建议我住院,可是没被 批准,我只好坚持着。我同先佛商量,生活搞得好点,我要坚持下去,也要看看斗 争的结果。 任何事物常常有两面性,对我的小说的批判,却带来一件顺心的事。我将草稿 交去后,他们为广泛批判,让打字员从头到尾,打得一清二楚,装订成三册。我这 个被批者也“享受”了一套。当时心里挺高兴,如果以前能有这么个本子多好呀! 直到现在多少年来,我只要看到或想到这部书稿,就感谢打字员,这位打字员是我 在军训部工作时期的同事,以前帮我打过不少文稿,对我的字迹和勾划习惯很熟悉, “供批判用”的手稿,因多次修改,勾划更加繁乱,经她打出,很少遗漏或错误, 更便于阅览,我得到这个“善本”,就把原来大包手稿送到火炉去了。“文革”时 期,造反派算我的老帐,又油印数百份。这个“供批判用”的小说正式出版之前就 “出版”了两次,读者不少。 批判的调门一次比一次高,“帽子”越戴越大。我自己在受批判期间,也认真 读了,看到要增加或删去的地方,也留下了腹稿。 有人说我宣传“战争恐怖论”。我想,估计那是指书中写了敌人飞机炸弹落下 后,有几具肢体不全的血淋淋的尸体。经过战争的人都知道,炸弹不是玫瑰花,爆 炸过后的情景实际比我描写的更惨不忍睹。 有人说我“污蔑劳动人民”。我始终想不出这所指何处。无论从主观还是客观 上,我都把人民群众对红军的关怀和帮助看作是胜利的源泉,自信毋庸置疑。 还有人说我以小说中的反面人物自况,借书中人物之口来喊“打倒共产党”和 “蒋委员长万岁”的口号。真让人啼笑皆非。 “文化大革命”中,造反派又对早已打入冷宫的小说稿《罗霄军》进行批判, 有人说:“老虎早就死了,再打还能打活?”造反派说:“死老虎也要打”,要以 路线斗争的新观点来批判我和这本小说,一时间,大字报铺天盖地。那个年代,真 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历史有自己的发展规律,事物发展到了一定程度,就向反面转化。“文化大革 命”终于结束了,随着“左”的思想逐渐肃清,对我及小说的不公正批判和不实之 辞也随之被推倒。 1971 年林彪叛逃后,我重新为党工作。当时,一心想的是如何把工作做得更 好,对小说的修改还无暇顾及。1985 年底,军事学院撤销,国防大学成立,我从 第一线退下来后,在先佛、《诗刊》总编辑张志民(抗战时期在平西根据地的战友)、 十多年来与我朝夕共事的秘书张国琦等的鼓励和催促下,在解放军文艺出版社的支 持下,才下决心再来修改这部书稿。 我取出原来的两种版本的批判稿,在他们帮助下修改了。 动笔前,我曾作了这样一副对联用以自勉: 雕虫半世纪,今再操刀,告老不惜老。 戎马六十年,乐得解甲,赋闲再难闲。 我把对联写好后,挂在工作室,开始执笔修改这部小说初稿。 我一遍又一遍地翻阅原稿。多少年不看了,许多情节都淡忘了,再改起来的确 有些吃力。我就一章一章地记下内容提要,一个人物一个人物写出小传,一点一点 地记下自己的修改意见。最后,逐章地进行修改、增删。 战争年代利用业余时间写的东西,我感到明显的不足,就是人物之间的联系不 大贯通。我又重新设计一些新的情节,加强人物之间的联系,适当加强心理描写。 我还对书中关于战斗阵势、战斗进程及战斗场面的描写作了仔细推敲,力求真实。 为了体验当年的真情实感,我还和前述几位同志专门到南方当年战斗过的地方走了 一趟。 对于书中引证的历史资料,我都注意力求准确。哪怕是一句古语,我也尽力查 找到出处,予以校订。就是当年对小说批判时,有些善意、合理的批评意见,我也 没有忘记,在修改中都适当地吸收了。 经过一年多的认真修改,文稿终于付印了,定稿时书名改为《浴血罗霄》。 1988 年八一年建军节前夕小说如期出版。一本小说从开笔到出版,历经51年, 我则从一个29 岁的青年成为80 岁的老人。真是:“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1991 年3 月11 日,中国作家协会第三届茅盾文学奖评奖办公室通知我《浴血罗 霄》荣获84—88 年度茅盾文学奖荣誉奖。我想,这是对作品本身的肯定,也是对 这部小说成书的奇特经历的褒扬吧。 这是一方面,在小说出版后,也有令人难忘的故事。那年的春节,原在国务院 农垦部工作的同事王伯强、邱静君夫妇和他两个孩子(这两个孩子是我下放到江西 云山“五七”干校时期的小朋友)来了。坐下不久,邱说:“今天来看您有两件事, 一为拜年,二为要书。”他们说从报纸上看到我的小说出版了。 我说:“拜年是中国的风俗,我们互相拜吧!第二件事可以办到。”我随即去 书房取来两部,签名后送给他们。 他们说:“我们不是白要。”随即打开挂包,我以为他们要给钱,不禁愕然。 但他从挂包中取出三册褪色的书给我,书面上除《罗霄军》三个大字外,还有“供 批判用”四字。 落款是某部革命造反总部。我看了以后,还有什么可说的呢。稍停一会儿,我 向他们说:“这样的东西保留干什么呢?”他们说:“我们得到这部被批判的书, 觉得很宝贵,一直珍藏着,舍不得丢掉!”从这件事也可以看出他们对此书的心情 了。我也觉得,我用了很大精力写这本书,写出的草槁又经多少风波,遇到“十年 浩劫”那种“野火”,也“春风吹又生”了。 -------- 泉石书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