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三章 进军中南 1948 年11 月23 日,刚刚进行完辽沈战役的东北野战军主力,取捷径隐蔽 地挥师入关,紧接着,在华北野战军的配合下,又取得了平津战役的胜利,至此, 国民党政府在长江以北的力量已全线崩溃。1949 年1 月15 日,根据军委决定, 人民解放军各野战军番号改为按序数排列,东北野战军改称第四野战军,当时安阳、 新乡还有一部分国民党正规军驻守,第四野战军于2 月底派出两个军先行南下,为 进军中南扫清道路。 1949 年4 月,我由华北军区调到四野任参谋长。当时,正值国共开始和谈。 我党为了早日结束战争,实现真正的和平,与国民党举行谈判;而国民党政府并不 甘心失败,企惕利用和谈,争取时间卷土重来,或“划江而治”、“守江谋和”。 毛泽东早在1948 年底为新华社写的《新年献词》中就发出了“将革命进行到底” 的号召,所以,我到四野时,四野正在厉兵秣马,准备大举南下。 进军中南,是中央军委赋予第四野战军的光荣任务,也是夺取全国胜利的伟大 进军。我在接到通知后,就从石家庄赶到北京,四野司令部就设在北京饭店,我见 到了罗荣桓政委,当时他兼任总政治部主任,已决定留在北京。 罗荣桓对我说,四野的两个副参谋长(陈光、聂鹤亭)都是资格较老的同志, 你到四野来,能团结他们一道工作。四野及各兵团的领导人,多为我的老战友,土 地革命战争时期就在一起打过仗,现在又到一起了,我想,在夺取全国胜利的进军 中,我们一定会更好地团结协作,打好仗。 当时与我同到四野任参谋长的还有赵尔陆(称第二参谋长),我主要管军事工 作,他则主管大军南下的后勤工作。因北方人马向南方进军,供应问题十分复杂和 艰巨,林、罗就建议调他来负责此项工作。 4 月11 日,四野主力自平、津地区分三路南下。开始进军很顺利。13兵团先 出发的部队,消灭了驻安阳的敌人两个军约1.4 万人,又和平改编新乡守军1.6 万 余人,胜利结束了安(阳)新(乡)战役,这时河南已全部解放,以邓子恢为书记 的中原局正积极准备,迎接四野大军的到来,以便解放江南、江西、两湖和两广诸 省。 我们很快进至当时中原局所在地开封。4 月20 日国民党政府拒绝在国内和平 协定上签字,第二、第三野战军强渡长江,摧毁了国民党军的长江防线,23 日解 放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宣告灭亡。 5 月,中央决定以中原局为基础组成华中局;将中原军区领导机关与四野领导 机关合并,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兼华中军区。以林彪任华中局第一书记、 华中军区司令员,罗荣桓任华中局第二书记、华中军区政治委员,邓子恢任华中局 第三书记、华中军区第二政治委员,统一领导中南地区党政军工作。 我们到开封后,华中局领导人聚会在一起,分析研究了敌情和我情,认为四野 进军中南,争取胜利的条件是优越的。 第一,国民党大势已去。三大战役以后,国民党的统治已经走向崩溃,其在长 江中下游防线已被突破;西北战场、华北战场的防御体系,也已彻底崩溃;尚存150 万兵力,分布在福建、台湾以及西北、西南、东南诸省,军事上难于联系和协同。 四野当面之敌,主要是盘踞在中南地区的白崇禧和余汉谋两大集团及国民党划归他 们指挥的军队,共28 个军73 个师,总兵力约40 余万人,由敌华中军政长官公 署主任白崇禧统率。这些敌人中,白崇禧嫡系第7 军、第46 军、第48 军等少数 部队尚有一定的战斗力。素有“小诸葛”之称的白崇禧,自退出武汉后,图谋在五 岭以北取得若干战术上的胜利,以求控制湘南,确保两广。他的嫡系部队,熟悉五 岭南北的地形、风俗和人情,习惯山地河川作战,轻捷善走,常欲伺机一逞。但是, 他所指挥的部队,有些是被我歼灭或遭受严重打击之后重新组建的,内部派系复杂, 湘桂系之间,白崇禧与宋希濂之间,矛盾重重。他们虽然从宜昌、沙市到广东北部 沿线布置了几道防线,企图阻止我军南进,不过,这些防线大部分是不坚固的,部 队战斗力并不强。 第二,人民军队兵强马壮。全国解放军此时已达400 多万人,主力210 万人编 为4 个野战军,战斗力强。第四野战军约70 万人,多来自东北地区。 自4 年前中央决定收复东北时起,各方面、各战略区都选派了优秀的党政军干 部去东北,使这支部队人才济济。四野各部门、各兵团、各军师的领导大部分是参 加过土地革命战争的将领,多属能征惯战之将;抗战时期培育的干部,多属各兄弟 部队转来的进步分子或揭竿而起的英雄,他们带着队伍进至东北,经过一时期的整 顿和大兵团的作战,也出类拔萃。他们是我党20 多年来武装斗争的精华,而且大 都出生于中南6 省,曾经在这些地区打过仗,风土人情较为熟悉。两三年前国共合 谈时撤到华东的两广纵队,这时也从华东来河南,与四野会合南下,两广纵队本产 生于两广,对那里的情况更熟悉,会合后增大了四野的声势。 士兵大都是北方人,多属翻身农民,即使是解放来的士兵,也大都是贫苦出身, 经过教育和训练,特别经过辽沈、平津两大战役,不仅在思想上有将革命进行到底 的决心,在军事技术上也有很大提高。四野在出发前,首先从思想教育入手,进行 了新区政策教育和以反对无组织无纪律为主要内容的教育,使新战士完成了从老百 姓到军人的转变,老兵更为老练;其次,按照中央军委的计划,对部队进行了整编, 组建了兵团,补充了兵员,并针对南方地形气候特点,开展了水网稻田地区作战的 训练。可谓兵是精兵,将是强将。 第三,战区条件有利于我。中南6 省,大部位于长江以南,面积广大,气候温 暖,农村绝大部分是自然经济。平原丘陵地带,为鱼米之乡;山地多森林,物产丰 富。人口约1.5 亿,约占当时全国人口的三分之一。有现代工商业的大城市武汉、 广州,工矿业虽比不上东北、华东,但高于西北、西南地区。这些,都有利于大兵 团的运动和军队给养装备的补充。不仅如此,这6 个省,在中国近代、现代,都是 革命发展的地区。太平天国、辛亥革命、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战争等,都在这些地 区产生过深远影响。大革命时期,这里产生了中国最早的也是最活跃的农民运动, 北伐军从广东打到河南,影响很大。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若干次大起义都发生在这 里,并创造了许多著名的革命根据地,抗日战争一开始,在这里坚持斗争的红军和 游击队,或编人新四军开赴前线,或就地坚持武装斗争。五指山的红旗一直飘扬到 解放战争;粤赣湘边纵队、粤桂边纵队、粤中纵队、闽粤赣边纵队、桂滇黔边纵队 等也在这些地区长期坚持斗争,人数达8 万余人,这些武装,在打倒蒋介石的口号 下行动起来,同人民群众一起迎接大军南下。 但是,我们也估计到了南下作战的若干困难,主要是自然条件。大别山及豫西 以南直到五指山,大部分是崇山峻岭,道路崎岖,不利于大兵团行动。 夏季炎热多雨,秋季阴凉、多雾,空气潮湿,蚊蝇虫蚁滋生,容易传染疾病, 北来人马,可能一时不服水上。还有少数民族多,社会情况与北方有很大差别,各 地区语言复杂,交往有不少困难。其它如饮食、洗澡等生活问题,北方人马,都要 经过一个时期,才能适应。 我们继续南进,直到鄂北边境广大地区,除有敌残余据点,须在进军中扫除外, 大部地区都已为友军解放。5 月14 日,四野先遣兵团在湖北团风至武穴(今广济) 地段横渡长江。16 日和17 日,解放武汉三镇。 在这期间,国民党军第19 兵团2 万余人,由兵团司令官张轸率领,在湖北金 口、贺胜桥一带起义。张轸是国民党元老程潜系统的人,我们通过李明灏事先做了 他的工作。李原是国民党驻重庆的一个军长,他有眼光,看到国民党大势已去,就 辞了军长,到华北解放区来了。他与张轸在北伐时期同在程潜的第6 军任职,又都 是日本留学生,我12 兵团就利用这个关系,又通过其他周密的工作,争取了张轸 兵团起义。张轸兵团起义后,湖北就解放了。6 月上旬,四野及地方主力近百万大 军先后到达长江以北的襄樊、安陆、孝感、浠水一线,准备渡江。6 月20 日,四 野领导机关到达汉口。 在此期间,我们积极筹划两件大事: 第一件,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和我们掌握的情况,决定发动宜(昌)沙(市) 战役和湘赣战役,消灭布防在西线的宋希濂部和布防在东线的白崇禧部主力,然后 乘胜南进。 第二件,策动长沙国民党绥靖公署主任程潜、第1 兵团司令陈明仁起义。 第二件事进展顺利。1949 年8 月4 日,程潜和陈明仁率领长沙绥靖公署司令 部、兵团部和3 个军共7 万余人起义,长沙宣告和平解放。长沙起义,影响深远。 程潜是老同盟会员,早年追随孙中山先生,入参机密,出主兵戎,在蒋介石统治时 期又属方面重寄,是国民党的元老。四野南下时,他担任国民党长沙绥靖公署主任, 虽无太大实权,但有高衔和声望,旧部及追随者不少。陈明仁自黄埔军校毕业后参 加东征北伐,战功卓著,抗日战争时期参加过远征军,解放战争时期守过四平街, 与四野的前身东北民主联军对阵,曾得蒋介石嘉许,是国民党有名的战将。他们在 历史的转折关头,毅然率部起义,实现湖南的和平解放,也影响大西南及大西北的 地方实力派,诚属难能可贵。 这固然是他们看清历史的发展作出明智的抉择;也是我党中央统一战线政策和 中央军委的正确指导,以及四野和湖南地下党的同志们努力工作的结果。这件事也 与李明灏有关系。早在1949 年春夏之交,李明灏就到武汉,同四野领导人商议策 划和平解放湖南事宜。李与程潜、陈明仁是旧友,有同袍之谊。他对这件事很热心, 多方奔走,从中联络。为了有利于和平解放湖南,四野还派出以金明为首席代表, 唐天际、袁任远、解沛然、李明灏为代表的和谈代表团。此外,湖南地下党组织也 活跃,他们早已开展这方面的工作。 经多方协同,终于促使起义成功。 第一件事则收获不大。 宜、沙战役发起后,敌发现我军击其两翼,为避免被包围,就全线收缩,南渡 长江,向鄂西山区撤退。我立即追击,由于山路泥泞、狭窄,东北部队南下,全是 北方装备,行动迟缓。只歼敌1.5 万余人。 湘赣战役更不理想。在赣西北,当我军追击江西奉新、高安地区之敌,诱敌增 援时,敌先期退走了。在鄂南之通城及江西新于,我军向萍乡地区迂回,拟在创阳、 醴陵以东地区歼敌,敌看出我军意图,就在星夜后撤至湖南攸县、茶陵地区,跳出 了我预定的包围圈,此役仅歼敌4600 余人。 两个战役未达预期目的,给我们以很大警惕。因这两战役是四野主动南下的第 一次作战,未获大捷,敌有可能利用南方自然条件顽抗,就会迁延南方的解放。我 们分析两战未获大胜,有主观和客观原因。主观方面,对白崇禧集团力避与我决战 的特点认识不足,对其实力也估计不够,采取了通常情况下的诱歼和近距离包围 (也就是战术包围)的战术,而敌人惯于山地河川战斗,兵少而机动性强,行动积 极,数次主动避战,致使两次战役未达目的,说明近距离迂回包围的战术效果不好。 从客观上讲,部队从北方到南方,不服水土,不熟悉水网稻田地区和山地作战, 加之天气炎热,蚊叮虫咬,生病的多,一般连队发病率占四分之一,严重者达四分 之三,非战斗减员大,严重地影响了战斗力。不仅如此,部队成员,大都是东北和 华北籍,到南方后,衣食住行均不习惯,吃不惯大米,而面食又不够,也影响了部 队的精力和情绪。这些都是我们事前没有充分估计到的。更没有料到的是牲口也不 习惯南方生活。马不吃或不大吃稻谷和稻草,一吃就拉稀,体力不支,车炮也拉不 动了。从湘潭到衡阳大道两侧,仅特种纵队的炮兵,有二、三千匹马在休息。 事后我想,人们对历史上甚至自身的经验是容易忘记的。我们在江西时期,有 些人喜欢谈“三国”,谈到赤壁之战,大家都笑话曹操,说他军队是北方人,一到 湖北,不服水土,加上别的原因,打了大败仗。他战前没有看出来,倒是周瑜看出 来了,5 万军队敢于打他83 万。四野的高级指挥员,大部分是南方人,长征到北 方才十多年,便忽略以至忘记了南方的气候和生活特点。对北方和久居北方的人马 到南方后的生活习惯,没有注意,耽误了前进的日程。后代人也有充分的理由笑话 我们这些老兵,尤其是我这个运筹帷幄的“幕僚长”。我说这个故事,不外使人从 历史中汲取教训而已。 根据这些情况,我们在宜沙、湘赣战役之后,报经中央军委批准,决定自8 月 1 日起,除48 军在江西发动赣西南战役之外,全军转入休整。在休整期间,发动 干部战士总结经验教训,进行适应性战术训练;还广泛开展以治病、防病、增强体 质为中心内容的“兵强马壮”运动,以利于部队继续行军作战。同时急电东北调来 1500 吨豆饼(东北很快用火车送来了),掺和在铡短的稻草中,逐渐把马的胃口 换过来。部队穿布鞋,不适应多雨的季节,我们就要求干部包括高级干部就地取材, 教部队打草鞋。这种手艺,红军干部大都会,到部队一示范,战士们很快也会了。 我曾致电驻来阳之46 军军长詹才芳,驻沅陵之47 军军长曹里怀,要他们开办打 草鞋训练班,老兵当教员。 这样,就解决了一部分部队(主要是46 军和47 军)鞋子不足的问题。另外, 还注意改善部队的伙食,尽量让战士们吃好,吃饱,以保持体力。 在休整的一个月中,我们抓紧群众工作,发扬我军既是战斗队又是工作队的优 良传统,在新区积极参加了接管、建政、剿匪以及恢复交通、筹集粮草等项工作。 大军向两广进军时,还留下5 个军,分布于河南、江西、湖南等地担任工作队任务。 他们与四野南下工作团合作,为新解放区的民主改革创造了条件,又从人力物力等 方面为主力进军提供了保障。 在此期间,四野司令部建设也得到进一步加强。四野的各级司令部在入关前有 较好的基础;但入关后,特别是渡江作战以后,敌情、地形、气候都有很大变化, 司令部必须适应这种新情况才能担负新的任务。为此,我对司令部工作提出了要求 : 首先,司令部工作要具有较高的思想性。所谓思想性,主要是指预见性。 司令部门要根据本军的军事政治任务,对战争发展进程有预谋和预见。如怎样 与南方军队作战;怎样在水网、稻田、山区作战;在阴雨连绵或赤日炎炎的气候下 怎样运动部队;军队在新地区交通运输条件变化的情况下怎样行动,等等,都是各 级司令部门要预先考虑和设法解决的。 其次,要有明确的规章制度。司令部要善于运筹帷幄,才能决胜千里。 战争瞬息万变,司令部要有明确的规章制度,参谋人员才有章可循,能紧张而 有秩序地进行工作。就像一部发动机,各个部件都有自己特定的位置和功能,一经 发动,就运行无误。我特别强调司令部门的人员都要各负其责。如侦讯谍报人员的 工作中心就是“知彼”,在任何时间、任何地方都要围绕这个中心;作训人员就要 “知己”,要对各部队人员武器数目和战斗力状况、所处位置等,了如指掌。工作 有了明确规定,就不会交叉打乱仗。当时,我们叫做职责分明。 第三,提高工作质量。军事行动贵在神速,司令部门只有提高工作质量,才能保 证高效率。刘伯承说过多次,参谋人员不要多,关键要质量高。他还举上世纪普法 战争的例子,说毛奇30 万军队,只有6 个参谋,照样能打仗。 为了提高参谋人员的工作质量,我在红军游击战争时期,以身作则。每到一地 不等宿营就去看地形,林彪也常同我一起去,边看边定,哪里宿营,哪里放警戒, 哪里作紧急集合场,哪里作出发集合场,等等。我身上带着笔和纸,地形看完了, 命令也起草好了,回去后,让书记官一复写,就下发部队。这些技术性的工作,我 自己干,动作快,对司令部的工作人员也有好的影响。 事过20 年,我用这个例子来启发司令部的同志,也说明我们没有忘记红军的 优良传统。 第四,加强技术工作。古代技术不发达,只能用简明的文书和标记,利用驿站、 传骑和递步哨,来达到迅速确实的目的;四野南下,缴获了日军和美蒋的大量武器 装备,从这方面讲,可以说是接近现代化了。因此,司令部的工作就要有更高的要 求,以适应新的技术装备。 前述几点,我在大军南下途中,曾向司令部人员讲过,以提高工作效率。 1949 年9 月,中央军委指示第四野战军除留下的5 个军外,其余10 个军分 东、西、中三路向两广开进。东路军由第4 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陈凄统一指挥第 13、第14、第15 军,以及第43、第44 军和两广纵队,由江西南进,待歼灭广州 余汉谋部之后,由广州向桂南前进,迂回敌之右侧后,成为合围白崇禧部的南路军 ;西路军由第13 兵团司令员程子华指挥,率第38、第39 军取道湘西,沿湘黔边 直下柳州,迂回敌之左侧后,与第4 兵团形成对白部的大钳形包围;中路军由第12 兵团司令员萧劲光率第40、第41、第45军经湘潭、湘乡南下,迫敌向桂林撤退;尔 后,三路大军在广西会歼白崇禧主力。 为便于指挥大军南下,华中局决定,野战军指挥机关分为前后两摊子。 林彪、谭政和我在前方,率精干机构进至衡阳;赵尔陆、陶铸、陈光,仍在汉 口,领导留守部队和地方武装及军队后勤事宜。 军委的指示是基于“白部本钱小,极机灵,非万不得已决不会和我作战”的判 断作出的,要求我们“第一步应准备在湖南即衡州以南和他作战,第二步准备在广 西作战,第三步在云南作战”,并明确指出:“和白部作战方法,无论在茶陵在衡 州以南的什么地方,在全州、桂林等地,或在他处,均不要采取近距离包围迂回方 法,而应采取远距离包围迂回方法,方能掌握主动,即完全不理白部的临时部署而 远远地超过他,占领他的后方,迫其最后不得不和我作战”。 根据军委指示,9 月10 日部队结束休整。中旬,分东、中、西三路,开始向 南进军。四野总部令位于湘西北的第47 军监视宋希嫌部,保障湘桂前线我军侧翼 安全,并规定了部队在进入少数民族地区的注意事项,等等。 白崇禧发觉我军主力南下,急忙将已调到乐昌、耒阳地区的第46 军、48军等 部调回衡宝沿线,同原在该地区的第7 军以及第1 兵团等部靠紧,阻止我军南进。 根据敌人兵力调动集结的情况,我们判断白崇禧想在衡阳。宝庆(今邵阳)一 带与我决战。10 月5 日,四野总部命令已进入青树坪、永丰、白果市一带的中路 军停止待命,并指示:“如敌大举向我进攻,各部可采取诱敌深入方法,以一部抗 击敌人,主力后移”。同时,命令已进至湖南芷江的西路军,折向宝庆、祁阳。协 同中路军作战的第46 军和48 军向耒阳、常宁西进。 我们预定在衡阳、宝庆地区与敌主力决战。 中路军大部于当晚停止待命,只有第45 军的135 师因在急行军中没有接到命 令,继续向宝庆东南的灵官殿,揳入敌纵深,对敌侧后受到严重威胁。6 日,敌人 集中几个师围攻该师,未逞。而我四野的东西两路军已分别进入广东,逼近韶关和 靖县,威胁广州和桂林。白崇禧鉴于形势不利,6 日夜令所部全线收缩,向广西方 向撤退。四野总部立即命令尚在灵官殿地区的我135 师坚决阻敌南逃,命令第12 兵团迅速追击。9 日,我军在祁阳以北的白地市、黄土埔一带,把敌第7 军军部及 其所属的171 师、172 师和临时归其指挥的第48 军的138 、176 师共4 个师1 个 军部团团围住。10 日,开始总攻。我第40 军、41 军、45 军、49 军,从东、 北、西三面展开向心突击,激战至次日,除敌138 师师部率一个团逃跑外,其余为 我全歼,国民党在湘南的其他部队退入广西。 衡宝战役共歼敌主力4.7 万余人,是进军中南的大胜利。虽然曾一度被白崇禧 以进为退的临时部署所迷惑,延误了歼敌时间,但由于135 师没有接到停止命令而 深入敌纵深,并奋勇抗击,有效地迟滞了敌人的撤退行动;还由于发现敌人撤退, 立即追击,得以将其全面包围,并全部消灭,沉重打击了白崇禧集团,为尔后进军 两广,全歼中南地区之敌创造了有利条件。 衡宝战役的胜利,是中央军委的正确指导和四野各级指挥员的正确指挥以及广 大指战员奋勇作战取得的。在讲这一胜利的时候,不能不说到林彪。 前些年,有人问我,衡宝战役林彪怎么写?我说:“应该实事求是地写。”当 时,他是四野司令员、衡宝战役的指挥者。在战役中,抓住机会消灭白崇禧的主力, 打得对,打得好,他注意抓白崇禧的弱点,以自己的优势兵力和指挥的灵活性,有 力地打击敌人。他善于集中兵力,也谨慎,即便自己处于优势,也不轻敌,战术上 总是以优势对劣势。从战术上集中兵力抓较孤立的敌人,与军委大包围的指示也没 有多少矛盾,在大包围中可以采用战术包围,如果不注意大包围而专从战术上抓敌 人就不好了。初到湖南时,他有这种倾向,经军委指出后没有看到他有不同意见。 衡宝战役,是他指挥的,整个进军中南也如此。 但在这次进军中,我也看到了林彪的老毛病——过分自尊,仍没有改。 衡宝战役结束时,我情报机关掌握歼敌数目,有两个材料:一个是敌第7 军全 部加46 军之38 师,一个是第7 军全部加38 师1 个团。当时尚未查清,林彪就 向上报告,说歼敌第7 军全部及38 师。几天后发现敌38 师仍在全县附近,但他 不更正。我认为,林彪在战果未查明前,夸大战果以邀功;查明之后,又不改正以保 面子,大不老实! 对于林彪,我比较了解。从井冈山起,我当连长、营长、纵队司令,他都是我 的直接上级。我还先后两次当过他的参谋长,第一次是1929 年,林任红4 军1 纵 队司令,是年秋,我由他属下的第2 支队长调任纵队参谋长;第二次就是这次进军 中南,他是四野司令员,我又当了近一年的参谋长。有人说我到四野是林彪点名要 的,我不清楚。有的说我后来调到北京,又是林彪把我挤走的,我也不清楚,反正 都是军委的命令。我从入党以来,担任任何工作,都是党和行政安排,长期如此, 形成一个观念,我是为党工作。从自己的性格来说,也不屑为个人驱策。 当林彪还在革命阵营的时候,我认为他政治上开朗,有军事指挥才能;同时也 感到他有两个缺点“一是过分自尊,二是不大容人,性格上偏于沉默寡言,城府很 深。”自1942 年延安整风运动后,他以“紧跟”自居,有些人便认为他一贯正确。 在进军中南过程中,我和林彪合作是好的,他在工作上、业务上对我是信任的, 但也有过一次争议。那是在1949 年6 月中旬,我们同到汉口。有一天,林彪同我 谈中南地区的工作重心问题。他说中南地区几年之内应以农村工作为中心,并说了 若干理由。我听了以后不以为然,因为中央在七届二中全会上已经提出了党和军队 的工作重心必须放在城市。我也讲了些理由,但林彪听不进去。过几天,他便在中 南局会议上通过了他的提法。7 月1 日,他又在武汉地区纪念党的28 周年大会上 大讲了一通。次日,《长江日报》就将他的讲话全文刊登了。听说当时他将这个意 见报告了中央,中央表示可以按照自己所设计的几个步骤去布置城乡工作。 1950 年2 月,邓子恢从北京回来,在华中局传达中央意见,中央认为华中局 去年夏天那个口号(即中南地区以农村为中心)与中央精神不衔接,要华中局自己 讲一下,否则中央要讲话,因为“你们登了报”的。我在会上发言,中心是同意中 央的意见,还讲了我的看法。但林彪在两天的讨论中含糊其辞,对中央的指示不置 可否,却说我“否定一切”,从此产生嫌隙,耿耿于怀,利用自己的地位和声望无 端或夸大其辞,加以指责。1952 年冬对改变全军军训计划的批评, 1958 年军队 开展所谓的反教条主义,庐山会议后的所谓批“右倾”,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中, 林彪超乎常情地对我进行指责。 以他的当时的地位和影响,那种指责对我造成的危害是可想而知的。然而我始 终认为自己对党、对人民是忠诚的,即便被无端指责,也泰然处之。当然,也无可 奈何。 我同林彪共事多次,知道他的个人尊严很重。在革命游击战争时期,军队的民 主作风好,同事问即便上下级也可以互相批评,可以争论。在当时对这种方式是无 人非议的,林彪也如此。但他成为一方重寄后,名望大了,地位高了,自尊也更严 重了。他把自己的缺点推向极端,就不习惯于过去那种党内生活了,但我还是用老 习惯同他打交道,他不能容忍,这是我始料所不及的。 解放以后,由于党的“左”倾错误,他从政治上的投机心理和个人野心出发, 大搞个人崇拜,把领袖的作用夸大到不适当的程度,从而扶摇直上,成为不可一世 的庞然大物,利令智昏,直到仓皇出逃,暴死沙漠。想到他的过去,难免慨然;看 到他的晚年,不禁发指。至于他为什么走到如此地步,人们可以从他的经历和思想 意识,以及党内倾向和人际关系去思考。 在衡宝战役进行中间,我东路军第4 、第15 兵团也挥戈南下,挺进广东。 10 月14 日, 15 兵团一部解放了南部名城——广州,国民党政府的军政头 目李宗仁仓皇逃往昆明。广州战役结束后,全军立即进行广西战役的准备工作。 退入广西的白崇德集团,虽大败于衡主战线,但仍然纠集了5 个兵团12 个军 约15 万人,连同由广东逃至粤桂边的余汉谋部,总兵力近20 万人,企图以桂林 为中心,沿湘桂路及其两侧组织防御,以“确保左右两江,增援黔省,屏障昆明, 及支援雷、琼”,妄图负隅西南小半壁。 四野总部综合各方面情况,认为:敌人已成惊弓之鸟,一触退逃,欲求全歼, 关键仍是取大迂回,切断敌人后路,尤须注意他们逃往云南或其他地方的道路。我 们拟定了具体作战计划,上报中央军委。军委在批复时要求第4 兵团“应着重切断 白匪退越南的道路。”当四野各路大军进军广西时,白崇禧还想利用他们在广西的 特殊关系,以其主力第7 军、48 军、126 军南下博白、郁林、岑溪,发动所谓 “南线攻势”,企图在余汉谋残部的配合下,再图一逞。这是他在1929 年和1936 年军阀混战中对付蒋介石的办法。 敌人的“南线攻势”正利于我打歼灭战。四野总部根据军委的指示重新进行部 署,令第4 兵团及第15 兵团的43 军迅速进入罗定、信宜、茂名、化县、廉江一 线,阻敌南下并相机歼灭该敌;以第12 兵团及第13 兵团的39军分路南下,击敌 侧背,配合南线作战;令第38 军继续挺进百色,抄敌后路。 11 月24 日,白崇禧桂系两个军向初到博白之第4 兵团进攻。我军坚守阵地, 敌攻击不利,进退两难。我在博白北面和东北面部队日益靠近,正面乘势反击,其 他部队同时行动,经3 日激战,将敌击溃,乘胜猛追。于30日围歼敌第3 兵团于博 白地区,敌兵团司令张涂彼俘。 与此同时,四野指战员发扬连续作战的作风,昼夜兼程,不让溃退的敌人和当 地国民党驻军与党政人员,得到喘息收容与准备逃走的机会,有的部队一直追到南 宁。国民党近20 万军队在半个月中绝大部分被歼,只有两万余人逃入越南。“小 诸葛”白崇禧,把赌本输掉了,只好从他经营了20 多年的老巢落荒而逃。这是一 切反人民的军阀的必然结果。广西全境解放,实现了中央军委在广西境内歼灭白崇 禧集团的作战计划。 广西战役结束后,四野又组成了解放海南岛的渡海作战兵团,由第15兵团司令 员邓华、政委赖传珠统一指挥,经过两个多月的教育与训练,在思想和物质上做好 了渡海作战的充分准备。1950 年4 月,渡海作战兵团在琼崖纵队的配合与接应下, 以木船为主,配以部分机帆船为航渡工具,突破敌由陆海空军组成的“立体防御”, 越过琼州海峡,登上宝岛,横扫残敌,直奔天涯海角。1950 年5 月1 日,海南岛 全境解放。 四野进军中南,前后15 十月,先后进行了6 次较大规模的战役,歼灭了中南 境内国民党白崇禧集团和余汉谋诸部共43 万人,解放了湘、鄂、赣、粤、桂5 省, 取得胜利的主要经验是:第一,从敌我双方的实际情况出发,制定正确的战略决策, 即军委指示的大迂回、大包围的作战方针。但在一定时机,也注意战术包围,不失 时机歼灭敌人。第二,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如果没有群众的支援,没有地方党委直 接领导的游击队的配合,要想以较小的代价和不长的时间取得大的胜利是不可能的。 尤其是解放海南岛的渡海作战,与过去的陆地作战有许多不同,由于有琼崖人民武 装的接应,就比较顺利的完成了作战任务。第三,认真掌握政策,积极开展统一战 线工作。四野进军中南,有两起在政治上、战略上影响很大的和平起义,就是党善 于统一战线政策的结果。第四,在正确的战略指导下,战役、战术发挥了灵活性、 顽强性,攻击勇猛,追击迅速,善于战场包围等等。这和其他野战军一样,都有可 贵的经验。 -------- 泉石书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