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六章 在农垦部工作 1959 年5 月,中央批转了总政关于所谓反教条主义的报告后,对我的批判基 本上结束了,我和李达在国防部和训总的职务被撤销,我们等待着重新分配工作。 李达先接到通知,是到国家体委某俱乐部当主任。李达是个耿直的人,即使在“左” 的高压之下,也从不隐瞒自己的观点。接到通知,就去体委报到了。 我不知道自己未来的命运如何,但有一个信念坚定不移,那就是不管到哪里, 不管干什么,我不会消沉。尽管写了检讨,但那是压服的。我常常想起孟子说的那 句话:“以力假人者霸;以德服人者王”,他们给我扣上“反党”的帽子,又不容 我申辩。我想,既然没有申辩的自由,我就用行动来申辩,用努力工作来证明我对 党的忠诚。 这期间,贺龙、王震、张子意、张启龙等来看我。他们都是我在红二方面军时 期的老领导、老战友,我说:“我是共产党员,永远不会消极。”王震说:“黑龙 江准备造一个水库,正缺少人手,我给省委书记欧阳钦打个电话,你去那里建水库 怎么样?”我说“行,干什么都行。”王震就给欧阳钦挂电话。中央苏区第一次反 “围剿”时,欧阳钦从上海中央调到江西苏区,我见过他,虽不太熟悉,但也互相 认识。王震同他一说,他表示欢迎我去黑龙江。 当时,中央在庐山召开八届八中全会(俗称庐山会议),我是中央委员要求我 参加了会议。因此没去黑龙江,而上了庐山。 上山时,正好传达彭德怀“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就像上一年彭德怀批判我 一样,他给毛主席写信反映情况,被说成是向党进攻,而对彭德怀意见表示赞同的 人,有些也被扣上“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资产阶级军事俱乐部”等“莫须 有”的罪名。庐山会议结束后,紧接着回北京开军委扩大会,深入揭发和批判彭德 怀。会议的规模和参加的人数也都和上一年批判我的时候一样,只不过主持会议的 人换成了林彪。 当时,我的心情是很复杂的。一方面,批判彭德怀使我出了口怨气;另一方面 对党内这种批来斗去的局面也感到难过。特别是庐山会议后的军委扩大会议,在批 彭中,又把矛头指向了朱德总司令。林彪肆无忌惮地污蔑朱老总从来都没有当过总 司令。我真难以抑制心中的气愤。我知道,林彪为了达到个人的目的,竟然在大庭 广众之下编造慌言,而党的会议,却允许这种不正常的作法肆行。这时我还没有认 识到党内已经形成了“左”的思想路线,只是对从前一年批判刘伯承和我们开始, 老革命家一个接一个地挨批,感到很困惑,不理解。 1959 年的“十一”是建国十周年大庆,我照例被邀请上天安门,参加庆典活 动。当人民解放军威武雄壮的队伍通过检阅台时,我真是百感交集。看到人民军队 展现出现代化、正规化的雄姿,我自豪,因为这中间也有我的一份心血;而想到从 此以后,将脱下军装,离开这支从创建起我就投身其中的队伍时,又不免有些感伤。 但我克制住了,几十年的革命斗争生涯,我养成了一个习惯,不论遇到什么困难, 不悲观,不失望。 国庆节过后,我接到通知,让我到农垦部当副部长。当时,我已经做好去黑龙 江修水库的准备了,我本想到最基层去,重新干起,不知为何又这样安排。 到农垦部工作我是高兴的。农垦战线是国民经济建设中一条重要的战线。是国 民经济的基础。我们的国家是农业大国,历代有作为的军政人物,都重视农业,我 既分配作农业工作,也要重视农业。不懂就学就问,边学边干,期望必成。中国农 业,历来是以分散的小生产来经营的,建国以后,我们搞了些国营农场,开始向农 业现代化前进。而国营农场大部分集中在农垦系统,这些农场多数以成建制的人民 解放军转业官兵为骨干建设起来的,与部队有着天然的联系。到农垦部工作,既是 直接参加国家的经济建设,又没有完全脱离我熟悉的部队工作,我感到对于我是合 适的。 我同老战友王震说了心里活:“我要重新做起!”王震很赞成我的志气。 我到农垦部工作,由在部队搞训练转到搞农业,而且分工搞农业机械,工作上 是两个大变动,而且又是在军队正在进行现代化建设情况下,以待罪之身来的。这 些,都会产生心理上的不平衡。如何办呢?我早已下决心从头干起。 我要把军队工作中的经验用到农业。把在军队搞现代化的经验来搞农业机械化。 中国历史上治国安邦,都是耕战相提的农战政策。我多年治军,现在转到农业方面, 我就利用过去搞军队是从基层连队着手的经验,应用到农场和生产队。 当时,农垦部直接管辖有新疆、黑龙江、广东、云南四大垦区。部里的几位领 导经常深入到各个垦区,或调查研究,或现场办公。我上班不久,就去广东垦区, 先在湛江,接着又去海南岛,就住在琼中县一个农场,白天同农场职工一起开荒, 晚上就坐在油灯下读《列宁选集》。 从北京出发时,我还在吐血。家里人和医生都有些担心,怕我到生活艰苦的边 远之地,又从事多年未干过的体力劳动,身体会吃不消。但我和过去打仗一样,精 神振作,参加些劳动,心情愉快,加上空气好,干了一二十天,吐血止住了,身体 也结实多了。 农垦工作对于我是陌生的。我虽然生长在农村,但早年读书,只在寒、暑假时 放放牛或干些揽禾、晒谷等季节性的劳动,长大成人就投身革命,摸了几十年枪杆 子,对农业生产已经淡忘了,特别是农工商学兵一体化的国营农场,过去都没有听 过。刚到垦区时,一切都感到生疏,我还是下决心从头学起。 学什么呢?根据农垦工作的特点,我重点抓了两方面的学习,一为学农业知识, 如土壤、气象、栽培等;二为现代主要的农业生产工具知识及技术等。就像北伐时 期学立正、稍息一样。 海南岛农垦局机务科长徐文,拖拉机开得好,我就拜他为师,学开拖拉机。从 加油、起动、前进、后退、左转、右转,很快学会了。那位科长说,再学一学就可 以挂犁、耕地、耙地了。我本想继续学下去,但部里让我回北京,就搁下了。这段 学习对我后来主管农场机械化工作有很大帮助。 许多年来,我一直记着那位科长。“文化大革命”后,我去海南,曾去农垦局 找过他。人们说他已经死了,是“文化大革命”中被整死的。我很奇怪,他们告诉 我,这个科长自恃是工人出身(解放军司机),不满意“文革”中的一些作法,就 直言不讳,被打成“反革命”,我很难过,对农垦局的人说:“他是我的老师,见 不到他,看看他家里人也行啊。”他们就带我去见他的妻子,她去哈尔滨了。我向 徐文的同行表示了对徐科长的怀念之情。 为了尽快熟悉农垦工作,我还抽时间阅读农业方面的书籍,包括育种学、耕作 栽培学、土壤学、气象学等等。王震告诉我,有一本《齐民要术》是讲农业的,可 以读读。我知道这本书是北魏时期杰出的农学家贾思勰写的,是中国也是世界上现 存古农书中最完整的一部,就托人去找。 这本书内容丰富,包括耕田、播种、作物栽培、蔬菜、果树、林木、蚕桑、畜 禽、养鱼、酿造、农产品加工、储藏等方面技术,就像是农业的百科全书。由于是 古文写的,不好懂,读起来也困难,我硬着头皮一字一句地读,终于全都读完了。 书中提出的农业生产必须遵循“顺天时,量地利”的原则,给我很大启示,如果用 现代的话说,就是发展农业生产必须严格遵循自然规律和经济规律,要实事求是, 量力而行。我觉得这是中华民族创造的东方农业的经验总结,有普遍指导意义的, 所以,历史上都称赞这部作品。 后来我又读了明朝未年著名农学家徐光启著的《农政全书》。这也是一本内容 齐全的大型农书,连牛拉犁都画了插图。徐光启是个大知识分子。提倡西学,同时 又研究农业,并把西方科学知识与东方农业的实践结合起来,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农 业理论。这对我也有很大的启发,使我认识到,开荒种地是一门博大精深的学问, 要有认真、严肃的科学态度。 到农垦部的头半年,我主要是学习和调查研究。那时正是庐山会议结束后不久, 各地都在反“右倾”,掀起了新的大跃进高潮,高指标、浮夸风、“共产”风和瞎 指挥,到处泛滥。 在海南岛农场时,我曾遇到一件事。 海南岛是我国天然橡胶生产基地,已种七、八万亩,当时农垦部提出要在海南 岛开荒300 万亩种橡胶,过了不久又提出再开荒300 万亩,加在一起就是600 万亩, 而海南岛全部耕地当时只有600 多万亩,即便多开荒,也达不到这个数目,有一次 开会,我看到女生产科长与会。据说,她是懂得橡胶树的栽培和橡胶园的经营管理 的。但她在讨论时一言不发。我觉得奇怪,会议休息时就问她:“讨论生产计划你 为什么不发言呢?”那位女科长很为难他说:“生产计划不能实现。”我了解到她 是从澳州回来的华侨,一位有经验的农艺师,就说,“你认为不能实现,就提出来 嘛!”她说:“现在是只能说多,不能说少。说少了就是‘右倾’,我怎么说呢?” 听了这话,我也不再说什么。的确,当时大家的头脑都挺热,不按客观规律办事, 唯心主义横行,动则戴上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像我这样的“待罪”之人,又能说 些什么呢? 当时,我刚从部队转到农垦系统,不了解情况,处于盲目状态。随着情况逐渐 熟悉,头脑慢慢清醒了,从1960 年下半年开始,对我印象较深的有几件事。 第一件事,是针对橡胶种植的高指标,提出“两五、一六”的计划。在海南岛 农场时,那位女生产科长对开荒植胶600 万亩的指标不满,引起了我的注意。我曾 向她详细询问了橡胶种植的情况。她告诉我,橡胶生产周期长,在海南岛一般要6 、 7 年才能达到割胶标准,而且栽培技术要求高,首先要选择适合橡胶生长的土地, 然后育苗,苗长成后,要与优良品种芽接,才能移栽到大田。开荒600 万亩种橡胶 根本做不到,就连定植100 万亩也做不到,因为即使有那么多能植胶的土地,也没 有准备那么多经过芽接的胶苗。 这位女科长的活使我感到,部里的计划和指标与实际相差得太远。后来,我又 跑了几个橡胶农场,发现由于不切实际的高指标,浪费了许多人力、物力和财力。 有的农场只顾完成开荒指标,忽视现有胶园的管理,胶园中茅草长得比橡胶树还高, 单株产量和亩产量都很低。有的开了新胶园,荒了老胶园。有的农场只开荒不植胶 树,造成水土流失。严重挫伤了农场职工的积极性。本来是想大干、快干,结果欲 速则不达。 六十年代,聂荣臻主持召开了一次全国科学会议,在会上他曾指出,有些地区 国营农场水土流失,不利于生态平衡,也不利于农场的发展。我想起贾思勰在《齐 民要术》里说的“顺天时,量地力,则用力少而成功多;任情返道,劳而无获”的 话,又想到种植橡胶盲目地追求多和快,不量力而行,其结果不正是“劳而无获” 吗?在1958 年反教条主义运动中,我深受不顾客观实际的主观主义的害,深感实 事求是的重要。虽然我是戴着犯错误的“帽子”下放到农垦部进行改造的,看到这 些做法,还是想讲话。 我先向王震汇报了橡胶种植上存在的问题,建议更改计划和指标。后来又向中 央和国务院主管农垦工作的谭震林、邓子恢两位副总理反映情况,有时见到周恩来 总理,也同他说几句。1960 年国民经济出现严重困难,党中央已开始觉察到计划 和指标脱离实际的问题。7 、8 月间在北戴河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确定了对国民 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 这时,农垦系统的工作,也引起了中央的重视。 1961 年4 月,在一次国务院会议上,周总理对橡胶种植的高指标提出了批评, 他说:“去年以前定植的橡胶,荒得那样严重,草比苗高,有110 万亩草不很好锄, 你们采取什么措施?去年和你们(指王震和我)两位谈了,我那时看到后果不会好, 这不是瞎指挥?陈嘉庚是个爱国的华侨资本家,他对橡胶的荒芜就很不满意,他的 经验,种橡胶必须把橡胶园的树根杂草清除。……现在广东的橡胶树管理问题很多, 主要是把现有的管好,否则一面定植,一面荒芜是不行的。”周总理的指示很实际。 我认为,要从我们现有的生产水平出发,量力而行,做计划、定指标要留有余地, 使下面有产可超。这年1 月,王震部长因病休养,部党组决定姜齐贤代理党组书记, 由我代理部长。我们接手工作,根据周总理的指示,对橡胶种植指标进行调整。 当时,我对广东橡胶垦区生产能力作了调查研究,又让有关人员对橡胶种植规 程进行了科学论证,提出将国营橡胶种植指标压缩为“两五、一六”,即定植60 万亩,消灭荒芜50 万亩,补植50 万亩(指一亩地不够30 株的要补植;没有优 良品种进行芽接的要换植)。“两五、一六”的指标,其着眼点是管好现有胶园, 在提高单株产量和亩产量的基础上有计划地发展,不盲目扩大种植面积。这个观点, 我事先与农垦部主管热带作物工作的刘型同志(井冈山时期老战友)商量,不仅得 到他的同意,并得到他的具体指导。就在1962 年2 月在南宁由邓子恢主持召开的 全国国营农场会议上,这个建议得到认可,橡胶树种植指标由原来和开荒600 万亩, 定植100 万亩,改为“两五、一六。 第二件事是减少北大荒耕地面积。1960 年夏,我从海南岛回来后, 11 月份 又去了黑龙江垦区。 在黑龙江、松花江和乌苏里江汇流地区的三江平原,小兴安岭以南的松嫩平原, 以及从完达山到牡丹江的平原上,有纵横千里的大片荒原,这就是人们常说的“北 大荒”。解放以后,有十多万人民解放军的转业官兵,陆续参加了北大荒建设,建 起了以生产粮食为主的机械化国营农场。 初到北大荒,看到广大转业官兵发扬艰苦创业精神,开荒建场,使这片荒原变 成国家重要的商品粮基地,很受鼓舞,但后来发现,北大荒的国营农场播种面积达 1 千万亩,但是粮食总产量只有5 亿多斤,我问北大荒同志: “你们的机械化程度很高,为什么亩产量这么低呢?”他们说:“地种的大多, 管不过来”。 有一位曾给我当过公务员的老农工悄悄他说:“地里的草长得比庄稼还多,打 不下粮食。”我问:“怎么不锄草?”他说:“哪里锄得过来?刚种上就命令到前 面去播种了,谁还顾得上锄草?”这使我想起了《齐民要术》中“顺天时,量地力” 的话,1 千万亩的播种指标是不是违背了“量力而行”的原则呢? 我又想起那年夏收发生的一件事:为了增加农场的财政收入,部里决定从北大 荒抽100 台联合收割机,到华北地区帮农民收麦子。当时算了一笔帐: 一台收割机一天收800 亩, 100 台收8 万亩,按10 亩地一块钱计算,1 个 月下来可一台机机器收入20 多万元。部里决定让我办这件事。 过去我在国防部和军训部经常调动部队,知道坦克、汽车运动,道路条件很重 要。拖拉机和坦克差不多,做计划也必须把道路考虑进去。我就在北京找了一些有 经验的拖拉机手,征求他们的意见。有一位有名的女拖拉机手(可惜我记不起她的 名字了)同我说:“一天收8 万亩是办不到的,因拖拉机要擦油;在田间转场,要 先看路;路不好还要找人来修;再说,开机器的人也要休息,吃饭啊!”我问她: “一天能收割多少?”她说:“一台拖拉机最多能收120 亩”。 120 和800 亩相差六、七倍,悬殊大得令人吃惊。 从这件事再联想到北大荒播种1 千万亩指标,显然是不行的。 部里开会时,我提出北大荒播种面积多,粮食产量少。有的同志认为,那是天 灾造成的。我查了一下,没有自然灾害的年景,产量同样不高,说明并不是纯客观 的原因。我就向谭震林反映,说北大荒种地大多了,管不过来。 后来,各地农场又暴露了一些问题,如有的在不适宜开荒的草原开荒,造成沙 化;有的在未经治水的沼泽地开荒后,又不得不撂荒;有的为了出口,提出“以大 豆为纲”的口号, 80 %的耕地都用来种大豆,造成种植结构严重失调。特别是农 场机械化程度高,而粮食产量很低,经营亏损,甚至大量拖欠职工工资,这些问题 引起了中央领导同志的关注。 1962 年夏,谭震林召集我、冯纪新(黑龙江省委书记)、张林池(农垦部副 部长兼合江地委书记)和王观澜(国务院农林办公室副主任)等(王震出差,未到 会)汇报,并研究黑龙江垦区的问题。经大家研究,决定1963年北大荒农场的播种 面积由1 千万亩减少到570 万亩。过了几天,他又专写报告,向周总理、邓小平、 彭真、李富春,李先念、薄一波等中央领导同志汇报,并得到批准。这样,北大荒 的播种指标就压缩下来了,农场能腾出人力锄草、耘田、收获。肥料也多了,产量 随之增加,做到收支平衡,还略有节余。 第三件事是还农场职工的帐。农垦系统的国营农场长期存在产量低、劳动效率 低、商品率低和成本高的“三低一高”现象,亏损十分严重。而那时“浮夸”成风, 报喜不报忧,国营农场严重亏损的情况长期未得到解决,以至恶性循环,问题越积 越多,到1962 年春,大部分国营农场发不出工资,职工生活困难,情绪不满。 当时,海南区委书记林李明、副书记杨泽江、广东省委书记赵紫阳等认为,海 南岛的橡胶农场应种些粮食,不能完全靠岛外运送。海南岛橡胶农场不种粮食,这 是林彪的一次谬论造成的, 1960 年元旦后,林彪来海南,同王震说中国只有海南 这个地方可种以橡胶,应该全部种橡胶树。林彪这个意见,当时看不出结果,到了 六月农场职工闹事,矛盾出来了,后来虽然平息了,但没有从思想上解决。 7 月,我回到北京就向谭震林和周总理反映,说海南岛不能只种橡胶,也得种 粮食。后来周总理主持全国橡胶会议,确定在建立橡胶基地时,要坚持“一业为主, 多种经营”的方针。凡适宜种水稻的地方,要基本自给。以解决橡胶工人吃饭问题。 这件事也给我一个重要启示:不管做什么,首先应该想到群众的切身利益,要 为改善他们的生存条件生活条件而努力,否则就会脱离群众,甚至会激化矛盾。 我大致了解了一下,从大跃进以来,整个农垦系统的国营农场亏欠约5 亿多元 (大跃进前已有亏欠,但不多)。这么巨大数额的亏损,当时农垦部本身是没有办 法解决的,只有如实向中央汇报。 次年春我直接去找周总理,向他反映我们几年来欠了农场职工一大笔帐。周总 理很吃惊,说:“怎么会有这么严重的亏损?”他马上把有关人员找来,对我们说 :“不管怎样,也得解决群众的生活问题,先从国家财政拨5 亿元,把欠帐还上, 但下不为例。这样亏损还了得啊!”5 亿元发下去后,我满以为问题解决了。但下 年又发现还有亏空。我就和管财务的处长管文彬一笔一笔地算,发现很多数字是虚 报的,实际还差2 亿多元。我只好又去找总理。总理说:“上一年你们说亏了5 亿, 现在又出了2 亿,还有没有啊?”我说:“我们查过了,但虚数大多,也很难保证 没有。”总理又批了2 亿,这样一共补贴了7 亿。后来果然又查出一些虚数,但数 目不大了,就采取紧缩的办法,总算把欠职工的帐还了。 第四件事是装备机械化生产队。1962 年1 月,中央召开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 即七千人大会后,邓子恢在南宁召开全国国营农场工作会议,全面总结了农垦工作 的经验教训,提出调整、整顿和稳步发展的具体措施,其中很重要的一条是发展机 械化,以机械化为中心因地制宜地贯彻农业“八字宪法”。 本来,农垦系统的国营农场多数是用机器装备起来的,但由于管理不好,长期 存在“三低一高”的问题。如1961 年全国农场粮食平均亩产117 斤,比大跃进前 的1957 年降低了31%。中央认为这种状况必须改变。1962 年党的八届十中全会 关于粮食工作的决定中指出:要切实整顿国营农场,使他们提高劳动生产率,提高 单位面积产量,每年能向国家提供越来越多的粮食。中央提出,在今后5 年中要每 年平均向国家提供3 至5 亿斤商品粮,到第三个5 年计划末期即1967 年,全国国 营农场应完成向国家提供22 亿到32 亿斤商品粮的任务。 我们认真分析了国营农场的状况,感到中央提出的这个指标可以完成。 关键是要对现行的管理体制进行整顿,重要一项,是发挥机械化的优势。 当时,部党组分工我主管农业机械化工作,我在日常工作中与谭震林、邓子恢、 王震闲谈,看到他们对农业机械化都有兴趣,有年冬天,在浙江余杭县国营农场水 稻田开机械化现场生产会议,我和谭震林都去参观。南方有些产水稻地区经管人员 也去了,认为农业用机械化的优越性是劳动力用得少而生产效率高,也可先装备一 批重点生产队,使其具有较高的机械化水平,采取“集中力量打歼灭战”的办法, 成为国营农场全面实现机械化的先锋。机械化生产队实行“四固定”,即耕地、人 力、农具和拖拉机固定,上级部门不得随便改变生产队任务。在生产上,生产队有 因地制宜和因时制宜的权力,同时制定以包、定、奖为中心的生产责任制度等。 1963 年2 月5 日,我在哈尔滨主持黑龙江垦区100 个机械化生产会议,根据 各个农场的实际情况,明确了办好机械化生产队的思路即以机械化为中心来建设国 营农场,以办好机械化生产队作为整顿国营农场的基础,但要有综合性措施:第一, 制订农场总体规划,做好土地综合规划设计补课;第二运用先进科学技术,加强管 理,贯彻“八字宪法”,因地制宜建立农作制度,包括轮作制度,耕作制度,施肥 制度,良种繁殖制度,排灌制度,植保制度等;第三,加强机务工作,建立健全机 务管理机构,加强技术培训和安全教育工作,做好技术保养、机具保管和油料保管 工作,合理安排修理网点等;第四,实行农林牧副结合的体制,多种经营;第五, 加强计划、财务管理,提高经营水平;第六,加强党的领导和政治工作,开展以 “五好”(完成生产任务好、经营管理好、政治思想好、干部作风好、生产安排好) 为中心的社会主义劳动竞赛。 根据过去的教训,我们在规定生产指标时采取谨慎的态度,要求黑龙江机械化 生产队在1963 年实现每个农业工人年产3000 斤粮食;粮食平均亩产达到200 斤 左右;粮食商品率达到80%左右,以后则根据“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的要求有所 上升。 3 月14 日,我回北京,与谭震林一起向周总理汇报农垦工作,当我汇报到东 北搞100 个机械化生产队,实行“四固定”时,总理说:“这样好,农场、地方、 农垦部三级都不准对生产队瞎指挥,应当为生产队服务。”当时,除东北建立了100 个机械化生产队外,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也建立了84 个机械化生产队,其他9 省一 市还有44 个,全国总共200 多个重点机械化生产队,由于全部是机械化作业,劳 动效率高,很快提高了国营农场粮食总产量和粮食商品率,从而促进了全国国营农 场的机械化进程,成为国营农场的龙头。 第五件事是建立健全农垦工作的规章制度。1961 年1 月27 日,农垦部党组 决定由我兼任部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当时正是贯彻执行中央“调整、巩固、充实、 提高”八字方针的时期,部党组要求科委在调查研究和总结经验的基础上,建立建 全国营农场的各项规章制度。 这项工作我早就想过了。到农垦部工作一段时间后,有一个突出的感觉,就是 农垦系统很多国营农场在重大决策上无章可循,造成工作的杂乱无序,我在部队长 期抓现代化、正规化建设,对这种状况很不适应,也很焦虑,曾设想过搞些规章制 度,但当时人们头脑发热,视主观随意为正常。可是连续三年经济困难,证明不能 再继续下去了,到这时我们也才有可能坐下来搞些规章制度。 我对搞规章制度有些经验。在军训部时就主持编写过人民解放军的三个基本条 令, 1958 年批判我的“教条主义”,是罪行之一。那时,人们都知道我犯了“教 条主义”的错误,而且是从国防部下放到农垦部改造的,现在又主持搞农垦工作的 规章制度,有些同志就好心劝我不要“犯忌”,但我认为干任何事情都要有条有理, 如果说制订科学的规章制度是“教条主义”的话,那我宁肯再戴一次“教条主义” 的帽子!我这句活是带很大气愤的话,文化大革命被揭发出来,又是一条挨斗的罪 状。 《国营农场工作条例》是我们搞的比较重要的综合性规章。在起草这个条例前, 我先写了一个调查研究提纲,列出了主要的调查题目,然后派5 个调查组到各农垦 区,一面帮助做好春耕、春播及田间管理,一面搞调查研究。 在调查研究基础上,4 月8 日组成了由部办公室主任彭达章牵头的《国营农场 工作条例》起草小组,很快起草了一个初稿。 这期间,国务院主管农业的邓子恢副总理曾先后两次听取农垦部党组的汇报, 并亲自带领工作组到北京南郊农场、牡丹江农垦局、黑龙江省宁安农场等地做调查, 对条例起草作了明确指示。他指出,《国营农场工作条例》要把重点放在调整农场 内部人与人的关系上。他提了四个要点:第一,农场对各生产队坚决实行四固定, 即耕地、耕畜、人力、农具等固定下来,不要经常变动;第二,农场对生产队实行 总承包超产奖励制度,实行上死下活的办法;第三,生产队在生产上有因地制宜、 因时制宜的权力,上级不得瞎指挥;第四,采用5 种工资形式,以调动职工的生产 积极性。 邓子恢的这些意见,对改进国营农场的经营管理有很强的针对性,为起草《国 营农场工作条例》提供了重要的指导原则。根据他的指示,我们对条例初稿作了修 改,又两次送他审示,并发往各地征求意见。1962 年2 月经中央同意,这个条例 草案印发各重点农场试行。在试行中,国营农场长期解决不了的产量低、劳动生产 率低、商品率低的问题有了明显改进,受到广大职工的普遍欢迎。 在制订《国营农场工作条例》的同时,我还主持起草《国营农场领导管理体制 的决定》。1958 年以来,原由中央和省投资的农场,除山东、江西外,大部分下 放到专区和县领导,管理体制比较混乱。一方面,政出多门,农场感到“婆婆”太 多,无所适从;另一方面,有些地方党政部门乱调农场耕地、机器、人力,而且国 家统一调拨的优良品种又受到限制。为了改变这种状况,我们明确了全民所有制的 国营农场生产计划权、产品处理权、人员调动权(所谓四权)集中于国家指定的管 理机关,实行统一领导,分级管理,同时还对农场的党、政、财、物等关系作出具 体要求。1962 年11 月22 日中央批转这个规定后,国营农场工作逐渐得到了改 进。 除了制订综合性规章外,我还制定专业性的规章。如《国营农场机务工作制度 》,《国营农场建场程序暂行规定》,《畜牧生产规章》,《农业生产规章》,《 农业机械田间作业技术规程》,《橡胶技术规程》,《割胶、制胶劳动保护》,《 国营农场经济核算试行办法》,《农业机械、油库和修配厂安全技术规程》等。从 1961 年初到1962 年底,制订和修改的规章制度共有三、四十个。其中有些是我 亲自起草或修改的,有些是我主持搞的,虽然不尽完善,但使农垦系统的各项工作 有章可循,对改善和加强国营农场的管理起了积极作用。 六十年代初期,由于各行各业认真贯彻执行中央“调整、巩固、充实、提高” 的八字方针,经济困难不断得到克服。从1962 年到1966 年,随着国民经济情况 的好转,农垦事业也在稳步发展。到1965 年底,全国国营农场已由1957 年的916 个发展到2310 个;职工队伍由44 万人扩大到260 多万人;耕地面积和机械化程 度以及大牲畜、猪羊存栏数大大增加;粮食总产量由14.5 亿多斤提高到71.6 亿 多斤;棉花由36.3 万担提高到将近142 万担;盈利企业由过去的30%提高到41%。 农垦企业到1965 年盈利总额已达到1.5 亿多元,从根本上扭转了亏损局面。 然而,正当国民经济走出低谷,迅速发展的关键时期,一场史无前例的“无产 阶级文化大革命”,在人们毫无准备的情况下开始了。 -------- 泉石书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