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七章 在“文化大革命”中 1966 年5 月4 日,《解放军报》发表了题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社 论,其中援引了毛泽东的一段论述: “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斗争。 单在经济战线上(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不够的,并且是不巩 固的。必须还有一个政治战线上和一个思想战线上的彻底的社会主义革命”。 这是“文化大革命”的信号。 当时党内的许多老同志,包括我自己,对毛泽东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文化大革 命”不理解。我们经过28 年的武装斗争,夺取了全国政权,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 为什么又来“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究竟是革谁的命? 到了这年夏秋,问题进一步清楚了,原来革命的对象是“隐藏在党内的资产阶 级司令部”,斗争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用当时的话说就 是“革那些革过命的人的命”。我虽然不是资产阶级司令部的重要人物,但在反教 条主义中是作了犯错误结论的,自然成为“革命的对象”,而且会成为新帐老帐一 起算的人。 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以后,大约是9 月10 日,谭震林和李先念两位副总理把 我找去,交给我一项紧急任务,马上到黑龙江垦区抓两件事:一是当年黑龙江风调 雨顺,粮食丰收,一定要保证颗粒归仓;二是设法保证交通运输,把收上来的粮食 源源不断地运送到指定地区,特别是轻重工业多的地区。 我即领命北上。到哈尔滨后与省委书记杨易辰商量,具体落实两位副总理的指 示。当时,黑龙江垦区成立了很多群众组织,群起造反,使党委基本处于瘫痪状态。 我出面找了三个群众组织的头领分别做了工作,取得他们的支持,较顺利地完成了 任务,于9 月底返回北京。 在北京住了不到一个星期,因黑龙江还有些遗留问题,我又回去了。这期间, 毛主席主持召开中央工作会议,批判所谓刘少奇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会后全 国一片大乱,普遍展开了“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残酷斗争。在“踢 开党委闹革命”的口号煽惑下,各级党政机关都遭到猛烈的冲击。 我在东北已不能继续工作了,返京之前,和部办公室一位同志通了电话,了解 到部机关也大乱,出现了不同观点的群众组织和名目繁多的“战斗队”。 农垦工作的一些方针、政策、规章制度和领导同志的讲话,以至工作上的不同 意见,或被视为符合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而加以肯定,或被当作反毛主席革 命路线的修正主义、资本主义彻底否定,而我成了几个群众组织急于揪斗的对象。 12 月初的一个晚上,我从齐齐哈尔返回北京。一路上心情沉郁,想到革命一 辈子,现在却成了“革命对象”,受到批斗,实在弄不懂是怎么回事。 但我相信党,作好了接受群众批斗的准备。 一下飞机,部保卫处长李朝山和我夫人蹇先佛早已等在那里。他们领我上了汽 车,然后径直开到北京饭店。他们说,周总理指示让我住到北京饭店的。当时,造 反派到处冲击党政机关,揪斗老干部,气氛很紧张。总理为了保护我们这些人,就 对造反派说,北京饭店是接待外宾的地方,对国内外影响很大,必须保持安定,不 允许冲击。 我在北京饭店的四层住下。外面大批判搞得昏天黑地,但里面很安静。 服务员对我也友好,有时还把在外面拾到的批判我的传单拿给我看。我也把秘 书送来的农垦部及所属单位的群众组织批判我的传单给他们看。 他们问我:“是不是真的?”我说:“你们自己分析吧!”他们笑了,什么也 没说,对我同样关心。平时,我有事外出,他们就和一层的同志打个招呼,开侧门, 让我乘车出去;回来时先通电话,按约好的时间到门口,他们看是我的车,很快开 门,我进去后立即把门关上。就这样,我在北京饭店隐藏了近一个月,避开了狂暴 的揪斗风潮。我常想,若不是总理保护,那些造反派,真不知会把我怎样呢? 1967 年1 月初,我接到上级通知,让我出去见群众。我想,群众要批我,是 他们不了解情况;我越是不见,他们就越不了解我。再说,40 年来,多少风雨雷 霆都经过了,还怕见群众? 1 月5 日上午,我让秘书通知住农垦部的28 个群众团体,说下午三时我到农 垦部与他们见面。当我准时出现在农垦部二层礼堂临时设置的批斗大会会场时,他 们显出吃惊的样子。很快,他们对我大加声讨,纵情叫骂。过了个把钟头又给我挂 上牌子游街,从砖塔胡同步行一直走到国务院西门口。 这时我眼前浮现出当年打土豪分田地的情景。当年我们就是这样斗争贪官污吏 和土豪劣绅的,现在他们竟用这种方法来斗争我们。一切似乎都颠倒了。是与非, 真理和谬误,好像在一夜之间都翻了个。 我来农垦部后抓的几项工作和对农垦工作的一些主张,都成了“反党”、“走 资本主义道路”的罪状。这使我感到很迷惆。60 年代初,在贯彻执行中央“调整、 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的过程中,我曾建议不要盲目播种,应根据现有人力、 物力、财力,适当缩小开荒面积,实行精耕细作,努力提高单位面积产量。我的建 议,受到谭震林和邓子恢副总理的肯定,得以付诸实现,并获得了较好的效果,这 有什么不对?我主张建立各种必要的规章制度和工作条例,使农垦工作有章可循, 少打乱仗,以提高工作效率,这又错在哪里?还有,发展农垦教育事业,提高农垦 职工队伍的文化、技术素质,以及建立机械化生产队,发展国营农场的劳动生产率 等,为什么竟成了“刘少奇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和苏哈诺夫的“唯生产力论”? 列宁早就说过:“劳动生产率,归根到底是保证新社会制度胜利的最重要的东 西”。作为国务院一个生产部门,农垦部如果不去抓好这些保证社会主义制度胜利 的实际工作,能算是真正“突出政治”和“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吗?早在1956 年党的“八大”就明确指出:“国内的主要矛盾已不再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 盾,而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 况之间的矛盾;全国人民的主要任务是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国家工业化 ;逐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的需要”。 “八大”这个精神全党都认为是正确的,也是我长期坚持的,现在却成了“反 革命修正主义”;我真百思不得其解。 但他们不管这些,就是批判。游完街又开批斗会;这个团体批斗完了,那个团 体接着来,连续不断,近乎车轮战。我回家的时候,好些团体都要对我说一句: “明天还要来啊!”我说:“一定到”。 他们问:“几点钟?”我说:“上班时间八点半”。 每天都斗到半夜,有时到凌晨5 点钟,一个团体斗完,还问:“明天几点钟到?” 我仍回答:“八点半”。 回到家,先佛还在等我,看到我疲惫不堪的样子,她也不多同我说话。 我在沙发上靠了一会儿,八点多又走了。 第二天又是午夜才斗完,临走前仍问明天几点到。我不加思索地回答:“上午 八点半。”他们不信:“真能来?”我说:“我是老红军,说话算话。”我任何时 候都以自己是“老红军”自豪,在造反派面前,也是如此。 次日,我按时到,过了一天,还是如此。有些人不无善意他说:“你这个人还 讲信用。”我说:“我是老红军,说话算话。”在批斗的时候,我有时故意走题, 讲点红军的历史故事,不少青年人竟听得入了迷,也离开批判的主题,问我一些红 军怎样打仗的问题。我感到这些青年很纯洁,他们完全是盲目地于着自以为革命而 实际上却是损害革命的事情。我想,这不能怪他们,他们转入到“左”的潮流中, 是不由自主的。 这时,全国形势进一步恶化。自上海“一月风暴”夺权后,无政府主义状态日 趋严重。公、检、法系统被彻底砸烂;党纪国法被恣意践踏。在党和国家面临危难 的关键时刻,谭震林等几位副总理和几位老帅在政治局会议上挺身而出,与陈伯达、 康生、张春桥等围绕着“文化大革命”究竟要不要党的领导、要不要保护老干部和 要不要稳定军队等原则问题,义正辞严地展开了面对面的辩论。 然而这种在党的会议上,依照党章规定的权力进行的正当抗争,竟被诬为“二 月逆流”,遭到残酷斗争和无情打击。谭震林成为“农口的最大走资派”。 由于我对农垦工作的一些主张,曾受到谭震林的支持,反击“二月逆流”后, 对我的批斗也随之升级。什么“混进党内的资产阶级代理人”、“一贯反党反毛主 席反毛泽东思想的三反分子”、“反党老手”等等大帽子一个接一个扣到我的头上。 其中对我最严厉的定性语是“资产阶级分子”。对于这类“雅号”,我当时虽然很 不服气,但也无可奈何,只有听之任之。 “五一”国际劳动节到了,同往年一样,上面仍然发来请束,我应邀参加了 “五一”庆典,登上天安门观礼。在天安门城楼上,我见到毛主席。他拉着我的手, 谈起了40 年前在龙溪洞第一次见面时的情景,亲切热情的态度一如既往。这使身 处逆境的我,心情激动,胸中的郁闷顿时为之一扫。想当初我年未及冠,即在北伐 战争中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又先后参加了南昌起义和井冈山斗争。在40 年的革命 历程中,或由于自己认识不足,或由于缺乏斗争经验,发生过这样那样的缺点,甚 至错误,然而对党、对共产主义信念却从未动摇。毛主席在井冈山作的关于建立罗 霄山脉中段政权的报告,我至今记忆犹新。多年不见主席,而此时此地不期而见, 思想上感受到的鼓舞是不言而喻的。 也许是为了抵消我“五一”观礼的影响吧,回来之后对我的批斗更加厉害了。 从历史到当前,从军队到地方,“老账新债”一起算,似乎非把我打成“一贯三反” 的“老手”不可。凡此种种,我心想不会没有来头的,所以并不责怪群众。但有一 次确也忍不住了,脱口顶了一句,说“党中央、毛主席从没给我作过这样的结论!” 于是立即招致了一片怒斥,说我态度不老实,要好好整整我的态度。然而我的态度 还是那个:坚持实事求是,决不随便乱说。 这期间还发生了一件事。八一建军节前一天的上午,突然来了一批学生,与农 垦部的造反派一起,把我抓到北农大临时监禁起来。他们对我说,过两三天要召开 万人大会批斗我。我意识到这将是更加残酷的斗争,作好思想准备,并拟了个答辩 式的发言提纲。 过了两天,我在院子里看大字报,听到有个声音在轻轻地喊我。回头一看,是 我熟悉的一位老红军祝子新和他的小侄女江平。 我很奇怪,怎么会在这里相遇?他们说,我被抓后,大家非常焦急,谁也不清 楚把我弄到什么地方去了。他们以到北农大看大字报的名义,来打听我的消息,没 想到竟遇上了。我们不能多谈,彼此心照不宣,他们匆匆回去了。 又过了十几天,批斗大会没有开,看管我的人也不见了。我索性自己跑回家。 先佛告诉我,我被抓走,不知去向,她急得没办法,就给周总理写了封信,请聂荣 臻元帅转递的。我这才意识到,造反派之所以没有开万人大会批斗我,并放我回家, 是总理又一次保我。 回到家,正好是八一建军节的前一天,我又应邀出席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50 周年的招待会。建国以来,这种招待会我出席不止一次,而这次能够出席,其感受 自然不同于往常,说明党和军队仍然承认我这个老兵,并没有把我看成是什么“分 子”,这对我是一个莫大的安慰。 “八一”过后,又专门对我开了两次批斗会,内容大部分是1958 年军委扩大 会议的反教条主义批判我的结论。只是在我的“罪状”中又增添了一项新的内容, 说我“一贯反对林副统帅”。说解放战争后期,我任四野和中南军区参谋长时,不 尊重林彪的领导,不与林彪合作,因而被撵出四野和中南军区云云。这完全是无稽 之谈。 然而“空穴来风,良有以也”。当时林彪对干部“全面考察,全面排队,全面 调整”,利用窃踞的高位,培植亲信,排除异己,今天污蔑这个,明天打倒那个, 现在终于整到我头上来了。这不能不引起我的深思。 我与林彪多次共事,无论是在井冈山红四军,还在第4 野战军,我自信为对他 的领导没有不尊重,与他合作也是好的,根本谈不到反与不反的问题。 如今他“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滥用权势;对于旧部和熟人,能拉就拉,拉 不过去就打,手段恶劣,居心叵测。 我在挨批斗时,不能讲这些情况,只好硬着头皮听着。可是对林彪无端加之于 我的污蔑不实之词,心里确实很难平静。想不到这个人竟堕落到如此地步,倒真引 起我对他的愤慨和反感了。 有一次,又有人来找我核对林彪污蔑我的那些不实之词,我一时激愤甩了几句 狠话,说:“在军队里像我这样级别的干部,工作安排是由中央军委毛主席决定的, 不是随便哪个就可以‘召之即来,挥之即去’的。他(林彪) 当时还不是副主席,要不要我在四野和中南军区当参谋长,只有中央、军委、 毛主席才能决定”。 此言既出,我就横下心来准备承受更大的打击。幸好我这番话没有扩散出去, 否则可能招致更严重的灾难。 1967 年下半年,社会秩序已经乱到无以复加的地步。特别是江青提出“文攻 武卫”之后,“内战”在全国范围爆发,而且是真刀真枪、有组织地互相厮杀,在 不少地区酿成了武斗惨案。老帅们和一些老干部,有的被游斗,有的被迫害致死, 而林彪却说什么“这个乱是必要的,正常的”。 我当时心情极为愤恨,深感这伙狐假虎威、丧心病狂的奸佞之徒可恶、可恨, 同时又为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担忧。那时候,像我们这些人,完全被剥夺了发言 权,欲哭无泪,欲诉无门,除了把愤怒和焦虑深深埋在心底外,又能做些什么呢! 然而我深信“多行不义必自毙”这句古语。社会主义社会既是人民的天下,终究要 按照人民的意愿行事。有朝一日“天道好还”,广大人民群众必将起来清算这帮丑 类,向他们讨还公道。 领导上可能考虑到社会混乱状态不能再任其发展,国家机器必须恢复正常运转, 社会生产必须正常进行,国务院和中央军委决定向各部委和工交企业派出军事代表 小组“支左”,对各要害部门实行军事管制。 1968 年1 月24 日,军代表小组进驻农垦部,即遵照上面的统一部署,着手 抓不同观点的群众组织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很快就成立了“大联委”,接着又 在这一基础上成立了“军、干、群”、“老、中、青”三结合的农垦干部革命委员 会,组织开展“大批判”和“清理阶级队伍”等工作。 “清队”开始后,我便被隔离审查,实行“群众专政”。审查内容相当广泛, 40 多年的政治、历史、思想表现,凡被认为与“三反”、“四反”(加上“反林 彪”)能沾上边的,统统在审查之列。 “四清”运动初期,毛主席提出要对干部进行再教育,反对高高在上、闹特殊 化和脱离劳动、脱离群众的不正之风。我想起了唐朝诗人白居易的一首五言古诗《 凶宅》,觉得其中有些句子颇能发人深省,意思是说国家的兴亡不在于宅上的吉凶, 而在于官员们的作风行为正与不正,所谓“凶宅”其实是“人凶非宅凶”。由于记 忆不清,便请图书馆的同志帮助查找一下原作。 结果也被推导成“借古非今”、“发泄对党对毛主席的严重不满”和“影射攻 击三面红旗”等等。 当时与我一起关进“牛棚”受审查的,还有其他几位副部长和一些局、处级干 部,共计22 人。我们除接受不同范围的批斗、审问和写交代材料外,还要按指定 的篇目学习毛主席的某些文章和语录,如《敦促杜幸明等投降书》和“凡是反动的 东西,你不打它就不倒”等等。无非是要被审查者按照专案组既定的“走资”、 “反党”和“叛、特、反”等既定的框框交代问题,提供材料。 专案组提审时,总是不厌其烦地先交代一通政策,诸如“坦白从宽,抗拒从严”, “问题不在大小,关键在于态度”,如不端正态度、顽固到底,就会“变成不齿于 人类的狗屎堆”等等。对这套说词,起初还曾引起一种逆反心理,听得久了则神经 近乎麻木。表面上针对性很强,实际上是无的放矢。 因为我们虽被隔离审查,但毕竟不是淮海战场上的杜聿明,更不是非打不倒的 “反动东西”。这种对批评对象用“乱点鸯鸳”和形式逻辑推理办案的一套搞法, 完全违背了我们党“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对于这种学习我毫无兴趣,倒是觉得趁机认真地通读一下《毛选》更好,同我 关押在一个房间的,是基建局一位叫陈琳的处长。他青年时代曾在当时的国立中央 大学读书,因为向往陕甘宁边区而北来参加共产党。此时则为历史问题被当作“特 务”给“专政”的。以前我对他不很熟悉,只知道他曾在牡丹江垦区当过规划设计 院院长。现在由战友成为难友,朝夕相处,学习之余在一起谈谈哲学,交流一下学 习心得,倒能抒发一点胸中的郁闷,排遣一下枯寂的时光。 10 月中旬,八届十二中全会在北京开幕。我作为“八大”的中央委员,当然 希望能够出席会议。然而我和陈漫远(中央候补委员,农垦部代部长) 却都未能获准参加,因为我们是“群众专政对象”。在被隔离审查期间,当然 被剥夺了出席中央全会的资格和权利。 当时思想上确实有些想法:中央并没有立案审查我们,为什么不让我们出席? 为此,有时就想起刘少奇的遭遇和处境,我们过去就听说刘是创党时期入党,并与 李立三等参加安源工人运动。以后在白区工作,颇有建树。但文化大革命却被炮打 为资产阶级司令部主角。那么,我们这些人又何足道哉! 当然,这种想法,也是在自己处于无法解脱的遭遇中的宽慰之词。 听说在这次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残缺不全的全会上,康生、江青等人又一 次大批“二月逆流”,会议还批准了康生、江青、谢富治等人诬陷刘少奇为“叛徒、 内奸、工贼”的审查报告,并永远开除他的党籍。这种倒行逆施,都穿上了合法的 外衣。历史上类似的冤案何止这一桩?人们在不明真相之前除了内心存疑之外,又 有什么可说的。 在八届十二中全会前夕, 10 月5 日的《人民日报》介绍了黑龙江省柳河五七 干校的经验。在编者按中传达了毛主席的一条最新指示:“广大干部下放劳动,这 对干部是一种重新学习的极好机会,除老弱病残者外,都应该这样做。在职干部也 应分批下放劳动。”这条指示被视为“反修防修”和搞好“斗、批、改”的“伟大 战略部署”。 农垦部机关立即掀起了学习柳河经验,走毛主席指示的五七道路的热潮。军代 表小组和部革委会很快派出专人去江西老革命根据地选择未来于校的校址,最后定 点在赣北永修县云山垦殖场下属的新丰大队和小里村林场一带。 部里的大多数人都作好了下干校去搞斗、批、改的思想准备。到1969年春节前, 机关工作人员除少数留下外,其余被编成3 个连。机关党委、政治部和行政、物资、 生产、计划各局部分人员组成的先遣连,春节一过即整装出发。 春节期间,所有隔离审查对象,全部放假4 天,并规定不准随便外出、不准互 相串联等若干纪律。2 月17 日,节后上班第一天,打前站的一连离京赴赣。一个 多月以后,二连、三连也先后南下,直接投入了春耕生产劳动。 这年的4 月1 日到24 日,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林彪俨然被 作为“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写进党章总纲,林彪、江青的一批亲信和 骨干也被塞进了中央委员会,而许多久经考验的老干部却被排斥在外。这期间,原 谭震林主管的国务院农林办公室、中央农林政治部和农业、农垦、水产三部及中央 气象局,根据中央精简的原则,合并成农林部,部机关设在西单原水产部。我们这 批人仍留在原地继续接受审查。 -------- 泉石书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