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八章 赴江西“五七干校” 1969 年11 月下旬,组织上通知我,准备去江西“五七干校”接受再教育。 所谓再教育,对我这个具体人是继续接受批判和审查。 当时,我的心情很矛盾。一方面,感到江西是造反派称霸的地方,远离中央, 也远离家人,遇到紧急情况,很难与同情我的人取得联系。另一方面,我又对江西 有难以割舍的情感。我最早参加战争(北伐战争)是在江西;参加南昌起义在江西 ;井冈山时期跟着朱毛打游击主要在江西;湘赣时期我指挥红军游击兵团作战的主 要地区也在江西……。可以说,在我此生的革命历程中,江西是我成为一个共产主 义战士和一名军事指挥员的起点。江西的山山水水、一草一木,都让我依恋;江西 的父老乡亲,多少年来总萦绕在我的梦中。无论走到哪里,只要我一想到江西,便 会从心底涌起一股乡土般的恋情。的确,我早就把江西看作是我的第二故乡了。 1969 年12 月初,我随一批老弱病残和少数因故滞留的家属,最后离京赴江 西“五七干校”。此去吉凶难卜,真是“战地黄花衰,孟冬西风疾”啊! 我随身携带的行李不多,除被褥和换洗的衣服外,就是一只大书箱,里边装满 中央编辑的马克思主义30 本书。还有《史记》、《资治通鉴》等文、史、哲、经 方面的书籍。当时我想,干校生活无非两条:除继续接受审查,参加劳动外,其余 时间就是看书,我要利用这个机会认真地学习一点马列主义,弥补几十年来无暇系 统学习理论的缺憾。 在赴江西永修的火车上,望着窗外匆匆闪过的景色,我仿佛又回到了战火纷飞 的年代,逝去的往事,此刻又历历映现在眼前。抚今追昔,不觉心潮起伏,思绪万 千,遂即兴默吟五古一首: 我自江西来, 又回江西去。 昔日草鞋行, 今朝飞车遽。 轻装怀马列, 悠然赴“五·七”。 战地黄花衰, 孟冬西风疾。 云山赋归欤, 老骥兮伏枥。 此诗当时不敢公开。我信仰马列主义40 多年了,此时虽然处于“孟冬西风疾” 的环境,但仍不失“老骥伏枥”之慨。 大约是12 月上旬,我们来到了修水河畔的云山垦殖总场场部周田镇。这里离 校部所在地新丰大队约14 里。我被编入离周田最近的3 连。连部驻小里村。我们 这些老弱病残和外单位来校的带小孩的女同志,被安排住在周田公路旁边小山包上 废弃的云山总场职工医院旧址。 我一个人单独住在最东头一间约十平米的小屋里。旁边住着当时的人事宣教局 局长张继璜、副局长李玉昌,计划局局长黄家景和另外几个机关干部及其家属。那 时我61 岁,是这个“北京新村”居民中最年长的一个,大家都叫我老萧或萧老头, 孩子们叫我萧伯伯。 “文革”以来,我的心脏一直不好。出发前,周总理指示要给我带个炊事员。 我由衷地感激总理的关怀,但谢绝带炊事员。我想,既然是重返江西,那就一切从 头做起。尽管我已年过花甲,但我还是那个气概,不服气,不消极,更不悲观。 到干校后我坚持自己买菜、烧饭、砍柴,衣服破了,能补的自己缝补。 有时柴米不继或不想动手,就到食堂去买饭买菜。粮食没有了,就跟邻居们一 起到4 里外的罗店去买米。饮食起居完全自理。“缺腿方桌倚陋室,锅碗瓢盆皆杂 陈”,便是我在一首诗中概略描述当时的处境和自炊自饮的生活情况。其实,那个 只有三条腿的四方桌上,何止摆锅碗瓢盆,读的书籍、写字用的纸张,也都堆放在 上面。除了当饭桌,还要当书桌用。刚来时,闹了几天肚子,在邻居们的照料下, 身体渐渐康复,生活也习惯下来了。 赣北山区的冬天,潮湿阴冷,凉气常从墙缝、屋顶乘隙而入。室内无火取暖, 我想起过去徐特立曾跟我说过,当年他在长沙教书时,冬季,室内寒冷,便在屋里 就地跑步取暖,不失为驱寒之一道。于是,我也仿效徐老的“保暖术”,在房间里 就地跑步,果然一会儿身上就有了暖意。 不知是哪位同志向领导反映了这个情况,连部派人送来了一篓木炭。室内生起 了火盆,顿时暖意融融,心情也随之豁然起来。然而好景不长,尽管节省着用, 40 斤木炭很快还是烧光了。有时冻得不行,就躺在床上,盖起被子捂捂。我想这终究 不是长远之计,总得想个门路,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才是。 我看到我们住的房子前后、山包附近,有不少齐胸高的树桩,这是人们在伐木 时站着拉锯留下的,有天在室内又感到冻得难受,便拿着斧、锯去伐树桩,把砍回 的木桩破成劈柴,这样既可以驱寒,又解决了烧饭、取暖的薪炭问题。 从北京出发时,我就作了不再回领导岗位的准备。我想,将来不论到哪儿,总 得学点劳动技能,以安身立命才是。到干校后,我根据自己的体力和爱好,开始学 木工手艺。先买来一套大、中、小号的木工工具,自己又做了一把立式皮带锯和一 条木工凳,就试着当起“木匠”来。好在云山既是农区又是林区,食堂的薪柴堆里 就可以挑选出有用之材,向他们买来锯成家具材料。我试着做了几件板凳、桌子、 书架之类的家具,看起来还满像回事。 俗话说:“三分木工七分油”,油漆是非常关键的一道工序,油漆上得好,可 为木工增光;油漆上得不好,木工的缺点全暴露出来。为此,我专门去向一位老木 匠师傅请教。他告诉我:油漆之前,先要刮好腻子,把刨面抹平;上油漆的妙诀是 “横刷竖顺”。我按照师傅教的诀窍一试,果然不错,油出来的家具色泽匀亮,没 有气泡,像个“鲁班师傅”的作品。1972 年回北京时,我把自己做的四方桌和长 方形折叠桌也带回来。几十年过去了,除因北方房间里有暖气,使桌子稍有收缩和 裂缝外,色泽仍然光亮。 看到自己的劳动成果像模像样,打心眼里感到喜悦和自豪,我跟邻居说: “有什么东西要做的话,我可以帮忙。”大家只是夸我的手艺不错,却不好意 思麻烦我。 我们这几户人家的到来,颇受小镇人们的关注。江西老表本来就热情好客,我 们这些外来户每到饭堂吃饭、买东西,他们就主动上来搭话,大家很快便混熟了。 周围的群众,像售货员赵万贞、广播员陈步云、理发员小张夫妇以及他们的父 亲——烧开水的老张等,见面时总要打打招呼,聊几句家常,关系相当融洽。有时 他们也到我的住地来玩,谈谈镇上的情况。商店的日用品进货时,小赵就会来通知 我去买。 我不抽烟,平时也很少喝酒,但对江西土产、度数不高的米酒却有兴趣。 特别是冬天夜读时,喝上几口,驱风御寒,胃中很舒服。腊月将尽,有一天小 赵跑来通知说来米酒了。我便和张继璜同去,两人抬回一坛,不光是备以自酌,也 准备用来招待到周田办事的不速之客。 农历春节,是我国人民合家团聚的传统节日。“文革”3 年,尽管大破“四旧”, 但这个传统却很难破。道理很简单,这是中国人千万年来的风俗,并非什么“旧”。 邻居们盛情地邀请我跟他们一起过年,而我总觉得自己仍在受审查,“待罪之身” 不宜给别人添麻烦,都婉言谢绝。 除夕之夜,山区小镇一片静谧。我独居斗室,展读灯下,四壁孑然,形影相吊。 遥想全家5 口分散在北京、江西、湖南、河北等处,天各一方,不得团聚,心情不 禁枪然。于是取酒自酌,聊以排遣对家人的思念。尽管这样,我仍坚信,我们的党、 我们的国家、我们的社会主义总是有希望的,眼下种种不正常现象,迟早会改变。 我有时就默诵白居易《凶宅》中的诗句:“权重难持久,位高势易穷……”,以表 达对造反派前途的看法,也宽假当时窘迫的处境心态。 到干校后,不少搞专案的外调人员找我调查,问的多属历史情况。于是写检查、 交代和写证明材料就成了我的主要工作。我始终抱定“实事求是”的宗旨,坚决不 夤缘时会,以免害人害已,贻患无穷。比如在井冈山时,红军指战员一人一条扁担 挑谷子的事,朱德挑了就是挑了,林彪没挑就是没挑。 当时,林彪说是身体不好,没去;这些都是事实,不容改变,更不能把“朱德 的扁担”硬说是“林彪的扁担”,欺世盗名。伪造历史。 外调人员让我交代的历史材料涉及面很广,从北伐战争到解放战争都有。由于 年代久远,很多事情记不清楚了,便不得不认真地重温一遍历史,从而使脑海中早 以淡化湮没了的人和事,又逐一生动地浮现在眼前。 我想起当年在江西扩兵的情景。那时,连队干部和战士都希望自己的部队满员, 满员了,打仗和服勤务做群众工作的人多,就能打胜仗,多办事。 所以每到一地尤其打了胜仗,抓到俘虏,官兵都愿意去做扩兵工作,最高兴的 一件事就是扩兵。每扩到一个兵,哪怕是“解放战士”(俘虏兵),大家都欢呼啊, 我们队伍又增加新同志了!那个高兴劲儿真是没法形容。 忆昔抚今,不禁又想起自己目前的处境。从“文革”开始,我已“靠边”近5 年。5 年来,除了挨批斗、写检查,不允许干任何工作。当年,我们为了扩大革命 力量,把能动员的人一个一个都动员进来了;而今天,我们这些老兵却一个一个地 被赶出革命队伍,成了“革命对象”,纵有一腔热情,浑身力量,也只能空对青山 嗟叹。 想到我已是61 岁了,文化大革命不久,就停止了党的生活,已五年了。 我今生还有几个5 年啊?不禁怆然。于是提笔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倾吐心中 郁结之言。写到激动处,两行老泪竟跌落纸上。 那个年代,像我们这样人写信,是很难送到毛主席手中的。我把信送交军代表, 请他们转递,他们慷慨答应送北京。 在沉闷和孤寂中,我就读马列的著作。通读《列宁选集》时,特别喜欢第四卷 中《十月革命四周年》这篇文章。它那高屋建瓴的磅礴气势和勇于作自我批评的求 实精神,深深地感染和教育着我。 列宁在肯定俄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取得伟大胜利的同时,直言不讳地指出: “最重要最困难和我们根本还没有完成的事业,就是经济建设”,“在这一最重要 最困难的事业中,我们遭受的失败最多,犯的错误也最多”。而错误的原因,在于 企图“直接用无产阶级国家法令,在一个小农国家里按共产主义原则来调整国家的 生产和产品分配”。在他看来,要克服这些困难和错误,必须实行新经济政策,使 无产阶级国家“成为一个精明的批发商”,借助于伟大革命所产生的热情,依靠从 个人利益上的关心、依靠经济核算,努力提高生产,发展商品经济,把千百万小农 联合起来,把他们引导到更高阶段,“建立起牢固的桥梁,通过国家资本主义走向 社会主义”。 对照列宁的话,我想起1958 年“大跃进”的情况。那时,我们不就是滥用行 政命令,“刮共产风”、“吃大锅饭”;漠视农民个人的经营兴趣和对生产“从个 人利益上的关心”;违背价值规律;忽视经济核算;有意无意地把商品经济与社会 主义对立起来,终于导致了3 年经济困难。(也有水灾的影响)“文化大革命”更 是片面强调“以阶级斗争为纲”,“突出无产阶级政治”,不重视经济建设;单一 抓粮食生产,限制农民经营家庭副业,动辄割“资本主义尾巴”,致使农村经济停 滞不前,严重制约了国民经济的发展。 列宁把发展经济,当作巩固无产阶级政权,“为新的社会主义大厦奠立经济基 础”的根本任务来抓;而“左”倾错误却把“突出政治”当作“一通百通”的灵丹 妙药,别有用心地把政治与经济割裂开来。 这些问题,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虽然只能是掩卷深思、独自遐想,然而通过 学习,思想上、精神上得到了一种解脱和慰藉,胸怀也随之而开阔。 这时,我深深体会到“《列宁选集》一开卷,斗室油然起风云”了。斗室之中, 风云一起,就产生当年在江西打游击那种气概了。在“五七于校”的两年多时间, 我虽然处于受审的境地,但始终保持坚定的信念和乐观的情绪,认真地读了些马列 的书(内有普列汉诺夫《论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和由鲁迅翻译的《艺术论》等), 这也是我一生中的大快事。 读书和劳动之余,我也不时到附近走走,了解一下当地农村生产和生活情况。 云山,全称“云居山”,高达千米,峥嵘云上,巍峨挺拔,气象雄浑。 在其东南的山腰上,有一个名为“横岭”的小村,地处偏僻,人烟稀少。村民 利用大山斜面的小缓坡种些药材、蔬菜和少量粮食,生活虽不富裕,但气氛安定祥 和。我有时信步走到这里,深为其幽雅的景色和淳朴的民风所动,觉得颇似“文革” 中的世外桃源。有感于此,即景赋七律一首: 幽居陋室望青天,暇日常思远市廛。 涉水登山行草径,穿林破雾见炊烟。 鸡鸣犬吠村邻睦,菜嫩花香空气鲜。 清酒相迎不速客,几疑身到武陵源。 古人虽云“诗言志”,然而我这首诗,却并不说明我愿意寄迹林泉。几年来的 社会动乱搞得思想烦闷,心绪不宁,如今能有机会到这些地方走走看看,接触群众, 感受一点真诚和睦的人际关系和自然状态,放松一下绷紧的神经,无疑也是山居生 活的一件快事。不仅当时是如此,就是事后很久也很难忘怀。1987 年我去云山, 到周田后,要上山到云居寺看看。路经白石港,盘山而上。到云居山寺后,从原路 而返,看到横岭,我问司机,汽车能否到横岭,他说,不,还有一里山路。我叫他 在分路口停下,又叫他回周田。他说,在路口等您回来。我说,不要等。由横岭到 周田村的路我早就会走,他们相信就不多说了。我步行到横岭村,见到景色和许多 故旧,就下山了。直到现在,还有时想到这个村庄。当时,文化大革命还在紧张进 行中,我想,什么时候我们整个国家才能恢复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同心协力、和 和睦睦地进行经济建设呢? 我喜欢孩子,只身到干校后更是如此。周围邻居中随父母一起来走“五七道路” 的孩子,大约有一个班,最小的一个还在吃奶,其余的都在上初中、小学。他们经 常在身前身后转,央我讲故事,教他们写毛笔字,或看我做木工活。 小家伙们求知欲很强,王伯强的儿子王伊争就是一个。他当时只有八九岁,圆 圆的脸庞,大大的眼睛,常向我提一些关于红军时期和长征的问题。 我指着地图告诉他,井冈山在哪儿,红军从井冈山下来又去了哪儿,长征是从 哪儿出发的,先后经过哪些省份,走了多长时间,最后到达什么地方,等等。他听 得很用心,也喜欢想问题,样子文静而腼腆,我挺喜欢他的。 他的姐姐王伊力,当时也不过十二三岁,在云山共产主义劳动大学读初中。 “共大”虽名为大学,实际上是中专,学生除在课堂上学习书本知识外,一个共同 课目就是参加力所能及的农牧生产劳动。 孩子们经常上山下田,鞋子穿得很费。那时候,我经常打草鞋,除了自己穿, 也送给孩子们和老表。这门手艺当年红军指战员人人都会,我也在行。 有一次我打草鞋,伊力站在旁边看。我看她很想要草鞋,就对她说:“你跟妈 妈要件穿不着的旧衣服,扯开成七八分宽的布条条,我帮你打双布草鞋。”她很高 兴,一会儿从家里拿了些布条来,我就给她打了双草鞋。她舍不得穿,一直保存在 箱子里留作纪念。前些年他们父母子女来看我时,伊力还特地把草鞋带来,说: “萧伯伯,您还记得吗?这是在于校时您给我的。”重睹当年旧物,引起我对于校 生活的许多回忆。昔日那个扎小辫的女孩子,转眼工夫已长大成人了。她告诉我说, 她在某个单位当会计,弟弟伊争搞电视宣传工作,现在已经是导演了。想想当年那 一帮小家伙,有如一株株柔幼的小苗,“文革”的风风雨雨虽然没有摧残到他们, 但也跟着父母受了不少锻炼,甚至磨难。 在邻居们的孩子中,张继璜和王敏芝的小女儿张青,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张是江西老表,老红军,他们平常总是关心我,因此对孩子也有影响。 云山虽是山区,夏天仍然很热,白天气温经常在摄氏三十多度。为了凉快,我 便将长袖衣服剪成短袖,长裤剪成短裤,王敏芝帮我用缝纫机把毛边一轧,看上去 就整齐多了。 有一次,我陪张继璜一起到赤石岗中学去接小青回家,走到半路我腿上的旧伤 又犯了,他搀着我到几里地外的总场医院挂号、上药,事后又扶我回来。这一切, 小青都看在眼里,主动帮我干家务活,还帮我拆洗被子。 她们母女二人上山拾柴时,她主动对妈妈说:“萧伯伯腿上有伤,又有心脏病, 不能让他也上山拾柴。咱们多拾点,分些给他就够烧的了”。我感到这孩子心地善 良,特别懂事。她自己从小患小儿麻痹症,腿脚不太方便,还处处关心他人,使我 颇受感动。 还有几个当地小青年,如总场革委会主任的女儿,有时也到我这里来玩。 有一次,她同另外两个女孩子一起来了,她们都是云山机械厂的工人,请我到 她们单位去讲红军故事。 她明知我当时的特殊身份,却并不介意。对我说:“您是江西游击战争时期的 老兵,什么审查不审查,那是在北京的事;现在来到江西,老百姓早就审查通过了!” 我有些犹豫,怕连累她们。而她却毫不畏惧,说“我们是工人阶级,工人请您,谁 能斗我们工人阶级?”孩子们的信任,我终于去了。 我不仅和工人、农民、青年、孩子交往,还同知识分子交朋友。到江西的第二 年,我膝关节踝关节患骚痒溃烂症,日夜不宁。一天上午,一位男青年来找我,他 说他从中央卫生部的“五七干校”(离周田15 华里)来,是医科大学毕业生,名 张祖济。卫生部钱信忠部长听说我病了,让他来看看我,为我治病。他给我扎梅花 针。几天之后,病痛减轻了。钱信忠同志和这位医务人员之所以这样做,完全是出 于对一个身处逆境的老同志的同情,令我十分感动。以后,张祖济常来我处,我们 交了朋友。我回北京不久,他也回来了。他现在又在河南经商,赚了钱,做些有益 于国家和社会的事,我赞赏这位知识分子的气节。 到江西后,还有几个不期而至的老人来找我。第一位是当地的一个老表。 那时,正是1970 年春节刚过。一天早晨,张继璜到山下食堂吃早点,看见一 个50 多岁的农民,肩背一支鸟铳,手提一只麂子,进门就向食堂服务人员打听: “萧克在哪里?”继璜见此人来得蹊跷,没有马上搭腔。过了一会儿,食堂有位湖 南籍炊事员悄悄对继璜说:“这人就住在附近,一直在找萧克,能不能让他见见?” 继璜了解了一下情况,便把他带到我住处。坐下来一谈,原来是1930年我在红一方 面军当师长时,他在师部当过伙夫,因为打摆子打得厉害。回家养病,就与部队失 去联系了。 我们聊了一阵子过去的人和事,他便起身告辞。临走非要把那只麂子给我留下 不可。我推辞不掉,便拿出50 元钱说:“你送我的我收了,我送你的你也不必客 气”。他推辞再三,最后把钱收下,高高兴兴地去了。 又过了一些时候,从古安南面的泰和县来了一个农民模样的老人,提着一块腊 肉,在周田街上打听我的住处。当地老表摸不清他的来意,便兜圈子盘他的底。 有的说:“听说那萧老汉被打成了走资派,你找他有什么事?”来人一听就火 了:“我管他是什么派!他是我的老师长,看看也不行吗?”他找到我以后,见面 就喊“萧师长”,说当年在江西独立第5 师曾跟我当过通信员,后来也是因伤病离 队,痊愈后不知部队去向。几十年来,一直在家当农民,前些日子听说我又回到江 西,就特地赶来探望。 他是从泰和步行到永修的,中间隔着好几个县。为了见我一面,他专程由江西 中部来到赣北,盛情实在令人感动。 第三位来找我的,是一个从南昌来的姓魏的湖南籍女同志。一见面就亲切地叫 我“萧连长”。听到这个称呼,我就断定她是井冈山的老同志,因为1928 年我在 朱、毛红军任连长。我详细地询问了一下,原来她是彭儒的嫂嫂。 彭儒是湘南起义和井冈山时期的老战友,那时我们就认识。农垦部成立后她在 人事宣教局任副局长。我到农垦部后,与她常有接触。 经她这样一说,我们很自然便聊开了。她说她在奇石彭家湖南宜章县和在井冈 山时就认识我,她是在第五次反围剿的战斗中负伤离队的,谈起这些年来的经历, 不免有些伤感,我听了也不禁为之黯然。 回想当年红军初创时期,敌强我弱,战斗频繁,伤病员颇多,医疗条件差,一 些负伤生病的红军战士不得不回家或留在老乡家治病养伤,不少人竟因此失散,流 落各地。解放后,由于这样那样的原因,过去的这段革命经历,有的由于得不到证 明不被承认,有的甚至被误解,思想上的委屈和苦闷无从倾诉,一见到过去的老战 友,便倍感亲切。仅我到江西这年把时间,通过外调来找我写证明材料的不算,直 接找到我的这三位同志基本上都是这种遭遇。中国革命胜利来之不易,其经历之艰 苦曲折,情况之错综复杂,由此可见一斑。 经过一年的审查,在1970 年秋的一次群众大会上,恢复了我的公民权(没有 恢复党的生活)。这时,原江西省委书记处书记、老红军刘俊秀,被结合进江西省 革命委员会任副主任。他邀我去井冈山参加老干部学习班,并要我在班上介绍一下 当年红四军第九次党代表大会的经过。 我事前准备了讲话稿,于9 月中旬欣然前往。这个学习班有130 多名老干部参 加,其中有30 多位是我的老熟人。大家劫后重逢,感到格外亲切。我的发言也受 到了大家的欢迎。这件事被省革命委员会主任程世清知道了,他认为让我参加这个 学习班并讲有关党史、军史方面的问题不合适,就直接打来电话进行干预。但这时 我已经讲完了。 为此,刘俊秀挨了三次批评。当时我所讲的内容,后来都写进《朱毛红军侧记 》一书,完全是史实。程世清之所以要横加干预,想来他是省委书记和省革命委员 会主任,很需要表现一下“造反有理”的精神。 我虽然还在受审查,但有同情我的人。一天,有人告诉我一个消息,说在庐山 召开的九届二中全会上,林彪利用“称天才”和“设(国家)主席”的手法,发动 突然袭击,加紧抢班夺权。毛主席及时识破他们的阴谋,在全国普遍开展了“批陈 整风”运动,给林彪一伙以沉重打击。 从那时起,我的政治待遇有了改善,军代表小组常通知我到校部去看文件, 14 华里的路,上坡下坡,走走歇歇,一般要两个小时左右才能到。军代表考虑我年纪 大了,身体又不好,同时为了安全起见,便派出唯一的一辆“华沙”轿车接我去看 文件,组织上的关心照顾,既使我感到温暖,也使我不安。因为那时农垦部的领导 干部还有好些人没有“解放”,我个人虽“解放”了,仍显得有点不大自如。 后来,我搬到山下广播站附近住。连队盖起新房子后,其他各户陆续也搬了。 我被安排到离新丰大队两华里、与校部隔河相望的2 连住,以利于参加政治生活。 1971 年9 月,林彪叛逃摔死在蒙古温都尔汗的消息传到干校,我深为党和国 家、军队感到庆幸。正所谓“不去庆父,鲁难未已”,如今这个庆父式的人物还没 等到人民起来除他,竟可耻地自毙于异国他乡,真是“多行不义必自毙”。然而, 下一步情况会是怎样呢?我和大家都在焦急地等待听传达。 大约是10 月上旬,副军代表张致敬、校革委会主任李更新等从北京回来,带 来了中央有关文件。干校的核心小组召开扩大会议传达,我也被扩大进去,并在会 上发了言,会后我向中央专案组写了揭发批判林彪的材料。1972年5 月我参加中央 召开的批林整风会议,我写的那份揭发批判材料,与朱德、聂荣臻等的揭发材料被 列为7 个主要材料之一,在党内公布。 不久,在于校范围传达、学习,展开了肃清林彪反革命集团流毒的群众性大批 判。“文革”以来,我的心情从没有这样舒畅过。因为高兴,又一次登上了云山。 我一早开始爬山,雾气很浓,人在雾中穿行,走一段,停一停,近午方始登顶。 凭高眺望,眼前白云苍茫,随风幻变,时阴时晴,气象万千;阵阵山风吹来,松吟 蝉鸣。面对如画景色,不觉心旷神怡,因得七律一首: 山居又是沐秋阳,唯读唯劳且自宽。 晨出家门穿雾上,午登山顶看云翔。 青杉作伞蝉鸣晚,绿草如茵野菊香。 一任乱云随风舞,抬头凝目望东方。 这时我唯一感到不足的,是党的生活尚未恢复,内心还是有一种难以排遣的孤 独感。 我入党后,只在南昌起义失败后一度与党组织失掉联系,经过千辛万苦寻找, 终于又恢复组织关系。但在“文化大革命”中又被“开除”出党。此次去江西,原 以为能通过整党恢复组织生活,然而整整5 年多,一直置身于党外,就同当年与组 织失去联系,形如孤雁的感觉基本一样。 1972 年元旦到了。这是在于校度过的第2 个元旦。放假期间不断有同志来我 处,大家在一起聊聊,节日过得比头年还热闹。谈得最多的是林彪的叛逃。我与林 彪工作时间久,了解多些,自然就成为谈话的中心。 新的一年刚刚过去半个月,1 月16 日那天,张致敬来电话通知我:“农林部 党的核心小组决定恢复你的组织生活。”听到这个消息,我心上的一块石头顿时落 了地。终于又回到党的队伍中来了!心里真有说不出的高兴。 过了20 天,校部又来电话,通知我回北京。我又惊又喜,忙追问一句: “带不带东西?”对方答:“带,全带上!”我明白了,是召我回北京了。 林彪的1 号命令,把许多老干部及其亲属都赶出了北京,在我去五七干校不久, 我的岳母和姨姐也到了江西抚州。岳母是一个通晓革命大义的妇女,她有4 个儿女 参加了革命,其中两个儿子在土地革命战争年代牺牲,两个女儿也都是经过长征的 红军干部。虽然她是家庭妇女,但对儿女参加革命,不仅不阻挠,而且积极赞助。 她从直观的影响中对共产党产生了朴素的感情,又从这种感情上升到理性的认识。 她常说,我的儿女们是好样的,他们参加的党也一定是好样的党。我被批斗并被抄 了家,姨姐姐(在中央组织部工作) 也被幽禁,她虽然紧张,但无怨无尤,她相信共产党。 在云山接到回北京的通知,我想先到抚州,把这个消息告诉岳母,宽慰她老人 家。我向军代表和部革委请假,他们立即同意,并派了一辆小车,让五七干校一位 精干的同志随我同去。 到了抚州,母子、姐弟相见,心情分外激动。她们听到我回北京的消息,好高 兴啊!虽然她们不知道自己何时才能回京,但为我的问题开始得到澄清而兴奋不已。 在抚州住了一晚,次日赶回云山,准备回北京。 盼望日久的事竟来得这样突然,一时反倒不知先做什么好了。消息传开,有些 同志来帮助我整理行装。我决定不仅是铺盖、书籍,凡是我个人的劳动成果,能带 的都带,包括斧、锯、凿和门前那条斧痕累累、又长又重的木工凳,以留作两年多 于校生活的纪念。 校领导想得很周到,为了路上有个照应,决定提前安排军代表小组成员孙瑞林 探亲,顺便送我回北京。 可是天不作美,正当我们要启程的那天凌晨,赣北地区下大雪。漫天皆白,公 路上雪深盈尺。孙瑞林特地出去踏察了一番,回来告诉我,不用说是开车,就连步 行都有困难。没奈何,只好卸下行李,直等到路上积雪开始融化才登程。 可能是由于天气骤变的缘故,一上路我患了感冒。多亏有孙瑞林照应。 3000 多里路程,历时两天两夜,终于在春节前回到了北京。全家3 代,分别 从各地归来,劫后重聚,畅叙别情,颇有恍若隔世之感。最令人高兴的是见到了才 一岁半的小孙子,使我感到格外亲昵,这也许就是人们常说的“隔代亲”吧。 回到北京后,干校和云山地区不少同志还陆续来看望过我。周田的小赵、小陈 等及云山垦殖场总场的领导同志,到北京时都到我这里来。他们未来之前,先打听 我的情况,想叙一叙,又怕给我“添麻烦”,大概也是担心我重新任职后不像在云 山时期那样了。 我知道这个情况后,便通知门卫:凡是江西来找我的人,请立即通知我。 他们的到来,不仅使我有一种亲切真挚的故人之情,同时,也帮助我了解一些 农村生产生活的实际情况,与群众保持着一定程度的直接联系,有利于密切党群和 军民关系。可以说,这也是我走“五七道路”的收获吧。 -------- 泉石书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