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九章 军政大学时期 我从江西“五七干校”回到北京后,住在水电部宿舍先佛处。春节过后,大约 是4 月20 日左右,叶剑英来电话,让我到他那里去一下。这时,他主持军委工作, 我们见面后,他对我说:“军委决定,让你到军政大学工作。”这又是一个好消息。 从1958 年离开军队,已有13 年了,作为一个老兵,我对军队怀有深厚的感情, 人虽离开了,心却不能忘记,对建国初期,我所从事的军队教育与训练工作一直十 分怀念,从不认为有所谓的教条主义错误,我盼望有一天能继续为军队的正规化、 现代化建设做贡献。这一天竟随林彪反党阴谋的败露而到来了。 从叶帅那里回来不久,又接到让我参加中央召开的批林整风会议的通知。当时, 参加中央的会议本身就是一种政治待遇,这说明“文化大革命”以及1958 年强加 给我的那些“反党”、“反社会主义”、“资产阶级军事路线代表”等等大帽子, 无形中被摘掉了。 会议期间,毛主席约我和苏振华谈话。虽不知谈什么,但有个感受,认为毛主 席还没有忘记我这个老兵。我们等了两天,汪东兴来说:“主席有别的事不能来了, 他让我向你们转达他的话。他说,你们恢复工作了,今后要好好工作。”这两句话 对我们是很大的鼓舞。从1958 年被打倒后,虽事过境迁,但是,我忠诚于党忠诚 于革命,得到党和毛主席的继续信任。我们当时所进行的事业,也应该说是得到了 党中央的重新认可。所以那时我没有想别的,就是想怎样好好工作,把损失的时间 补回来。有一句成语可以形容我当时的心情: “夙夜匪懈,矢诚矢忠”。 我去军政大学时,唐亮已在那里工作了半年多,他是红三军团的,过去我与他 不熟悉,但在接触中感到他稳重,细致,好商量问题,这使我增强了信心。我们决 心顶住压力,密切合作,搞好军政大学的工作。 我们首先想到的是端正办学方向,恢复南京军事学院的好传统。德高望重的刘 伯承元帅,是中外著名的军事理论家和教育家,他主持南京军事学院工作时,为给 我军正规化、现代化建设培养人才,做出了卓越贡献。但他却在1958 年反教条主 义中,受到不公正的批判。那次批判,把我军刚刚开展起来的现代化、正规化训练 反掉了;把全军刚刚发动起来的研究外军军事科学的积极性反掉了;实际上把建设 现代化、正规化革命军队的方针反掉了。所以,我一到职就想到要恢复南京军事学 院的传统。 为此,我专程去看望了刘帅。那时,刘帅已近80 高龄,当我向他汇报,他只 是说:“你去教书,好!我年老了,你年轻,好好干吧。”刘帅的话使我很受感动。 我想,有这些老一辈革命家的支持,一定能恢复南京军事学院时的局面。 当时,使我产生迫切恢复南京军事学院的想法,还因为全军训练教育状况实在 令人担忧。1960 年林彪主持军委工作后,以“突出政治”为名,制造军政对立, 大砍大减军事训练时间,提出,其他工作与“政治”发生矛盾时,都要给“政治” 让路,“政治可以冲击一切”。“文化大革命”期间,“突出政治”的观点被推崇 为部队全面建设的指导思想,而“突出政治”就是抓阶级斗争,“用阶级斗争的观 点观察一切、分析一切、对待一切”。在这种政治压力下,广大指战员不敢抓军事 训练,不敢抓业务,不敢钻研科学技术,否则就要被扣上“单纯军事观点”、“白 专道路”、“脱离政治”等等大帽子,部队的军政素质严重下降。对这种状况,我 虽然还不能从理论上阐明军、政二者的关系,但总感到,军队毕竟是军队,不学好 军事算什么军队?毛主席当时也说过:“现在是只搞文不搞武,我们军队成了文化 军队了”。我下决心,军政大学一定要恢复军事教学,要办成像南京军事学院那样 培养文武全才的全军最高军事学府,并推动全军的军事训练。 我和唐亮商量,在抓好清查与林彪篡党夺权有牵连的人和事的同时,全面整顿 学校的教学工作,重点抓好恢复军事教学。6 月份成立了军事筹备组,10 月派出 四个调查组去部队考察军政训练情况。 “文化大革命”,对院校建设的破坏是极其严重的,长期积累的珍贵教学资料 和图书被销毁或散失,大量器材设备损坏,多年培养的优秀教员也流散了。恢复军 事教学可以说是困难重重。我感到最难的是缺少会治校的领导干部和懂得教学工作 的教员。好在叶剑英对我们很支持,当我提出把原在院校工作过的段苏权、陶汉章、 贾若瑜、陈中民等同志调回来,充实学校的领导班子时,军委都批准了。后来,何 长工从五七干校回到北京,我又向叶帅建议,请他到军大来工作。我知道何长工在 江西苏区红军学校和延安抗大任过职,有院校工作经验。 这些同志陆续调来后,军政大学领导班子加强了,懂教学的人多了。11月我们 又以军政大学党委的名义给军委写报告,要求重建和加强教员队伍。 之后,陆续从全军各部队调了100 多名教员,又从军政大学机关干部中挑选了 一些可以作教员的,共有军事教员76 人,政治教员141 人。 这些同志由于长时间不在教学岗位,有的又长期参加“支左”,多年没有接触 军事理论,过去掌握的东西也生疏了。为了尽快使他们适应教学特别是军事教学工 作,我们于1973 年1 月举办了军政教员学习班,培训陆续调来的教员。军事教员 班,以学习我军积极防御的战略思想和作战原则,研究外军的军事思想和作战特点 为主,并着眼于未来战争的特点和发展,着重研究战争初期作战行动,反空袭、反 空降、打敌人集群坦克,以及战争初期我军军师进攻作战(运动战)和防御作战 (阵地战)组织指挥等。政治教员班,主要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著作和无产阶级革 命、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这年又开办了师以上干部读书班和马克思主义著作辅导班, 我同哲学教员一起研究哲学课程并写讲授提纲。 当时的政治形势虽因林彪垮台宽松了一些,但党的路线还没有脱离“左”的轨 道,“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空气仍然笼罩着全国各行各业,人们的思想还受着 严重的束缚。虽然不再提“政治可以冲击一切”,但对抓军事、抓业务、抓教学, 仍然心有余悸,总怕犯路线错误。在工作安排上,还是把政治运动摆在首位,作为 中心工作。 1973 年3 月31 日下午,朱德委员长到军政大学视察。他在谈到批判林彪路 线时说,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起来了,工农业生产的形势很好。要给受林彪打击 的同志平反,做出正确的结论。他特别强调,学校是搞教育的,要向前看,搞辩证 唯物论,不要搞唯心主义先验论,希望我们把搞错的东西纠正过来。 这些话语重心长、含义深刻。想起20 年前,我陪他老人家为军事学院选校址, 曾经来到这里。那时他为军队正规化、现代化建设描绘着蓝图,对即将成立的全军 最高军事学府寄予厚望,充满信心。20 年过去了,尽管经历了许多曲折,但老一 辈革命家殚精竭虑的,仍然是人民军队正规化、现代化建设。当时的政治气候不允 许他敞开心扉,倾心明言,但从言简意赅的话语中,我完全明白,他希望军政大学 办成名副其实的军事政治大学,成为像南京军事学院那样的全军最高学府。在这一 点上,我,也包括许多我这样的老兵,同朱德、刘伯承、叶剑英等老帅们的心是相 通的。 经过半年多的紧张准备, 1973 年9 月,第一期师干读书班正式开学招生了。 这个班除读马列和毛主席著作,还设了部分军事课。学习《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 题》,《十大军事原则》以及“未来反侵略战争初期的战略问题”等。我们还组织 学员参观北京军区在张家口举行的打敌集群坦克实兵演习和反空降演习;结合介绍 上甘岭阵地防御战的战例,要求学员搞师防御想定作业等。 这是从1966 年以来,全军最高学府第一次开设军事课,其中“未来反侵略战 争初期的战略问题”又是军政大学最先开设的军事课程。教材是由校领导亲自带领 部分教员编写的。算算时间,一个国家的高级军事学校,七年后才恢复开军事课, 多荒唐,这是由于林彪搞“空头政治”,不研究军事,军队广大干部对未来反侵略 战争如何组织和采取什么打法,心中无数。根据部队的实际情况,结合中国革命战 争的历史经验和现代战争的特点,我们在教材中着重讲了几个问题,即未来反侵略 战争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人民战争、持久战争;严加戒备,防止敌人突然袭击, 还是诱敌深入才好打;重点设防,重点守备;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将来 打仗主要还是靠步兵,建设后方,准备建设敌后游击战争根据地,在战时能独立作 战;兵民是胜利之本等。 师干班开设军事课后,学员感到多年没有听到这样的课,很受启发,学到了军 事知识,也开阔了视野,很有收获,也促使他们在更高的层次上思考一些军队建设 的方向及军事训练中的问题。 10 月份,我们又开设了马克思主义著作辅导班,为部队培养政治干部。 这个班也改变过去把路线斗争作为主要内容的教学,以读马列原著为主,以自 学力主,以抓精神实质、领会基本观点为主。教员对马列原著的基本观点作启发性 的讲解,引导学员下功夫掌握马列主义的基本立场和观点,纠正和克服“文化大革 命”长期形成的“教条主义”和“形而上学”的学风。 总的看,从1971 年9 月粉碎林彪反革命集团,特别是叶剑英主持军委工作以 后,在一段时间恢复和加强了以军事训练为中心的工作,出现了多年未有的好形势。 我到军政大学的第一年,正好就是这个时期。记得在1973 年10 月间,叶帅发出 了“把打坦克之风吹遍全军”的口号,各部队很快出现了打坦克、打飞机、打空降 和防原子、防化学、防生物武器的综合性大练兵运动。全军还广泛开展学习毛泽东 军事思想的活动,各部队进行了多年不曾搞过的近乎实战的对抗性演习。12 月, 军委又决定全军恢复增建41 所院校。 各有关单位立即行动,很快就把院校恢复和建设起来了。正因为有这种大背景, 军政大学才比较顺利地开展了一段以教学为中心和恢复军事教学的工作。 到1974 年1 月,我们向军委正式呈报军政大学的编制报告。军政大学分为4 个部:训练部、政治部、校务部、理论研究部和军事、政治、后勤、外训4 个系。 系下设教研室和学员队。军政两个系主要担负培训全军师以上军政领导干部;后勤 系担负培训全军师后勤系统领导干部;外训系接待建交国家的军事留学生。课程大 体比例:军事系,军事课70%,政治课30%;政治系,政治课70%,军事课30%; 后勤系,军事课30%,政治课30%,后勤课40%。至此,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搞 乱了的院校体制编制和课程才得到了调整。 但是,这个大好形势没能保持多久。从1974 年初开始,江青反革命集团又掀 起“批林批孔”运动,把蓬勃开展起来的军事训练再次打下去,军政大学刚恢复的 正常教学秩序又受到了严重冲击。 1974 年1 月24 和25 日,江青等人在首都体育馆召开批林批孔大会,阴谋 打倒周恩来总理和叶剑英元帅。2 月8 日,王洪文有个乱军的“批示”,要军政大 学的学员到各军兵种去参加运动。我和唐亮感到王洪文这个指示不大对头,虽然那 时还没有完全意识到有个“四人帮”反党集团,但对企图乱军的人的行为极为反感。 在当时的情况下,既不能顶,也不能完全照办。我们两人商量,决定采取谨慎的办 法处理。我们以校党委的名义作出决定:学员到各军兵种去,只参加会议或看大字 报,并作了3 条口头规定:不发言,不表态,不向上反映问题,如果有人要反映问 题,由个人去反映,党委不看也不代转。 粉碎“四人帮”后,据“四人帮”在上海的一个死党交代, 1973 年3 月20 日,王洪文曾对他说:“我到处放火,把军队机关的批林批孔搞起来了,把军大的 学员也放到各军兵种去了。”王洪文这个阴谋,我们当时看出来了,由于党委及时 采取上述措施,使“四人帮”妄图借军政大学学员力量搞乱军兵种的阴谋没有得逞。 1974 年2 月以后,根据上面的指示,军政大学也展开了批林批孔运动,像过 去搞运动一样,教学和其他工作都停下来,集中搞阶级斗争,搞揭、批、查。当时 我们对批林批孔运动很有看法,孔夫子死了两千年了,为什么要批一个古人呢?难 道仅仅是算历史的旧帐吗?绝不是。这是借古喻今,把批判的矛头指向周总理。 由于我们大致上看出江青、王洪文这些人的险恶用心,因此在批孔这个问题上 采取了抵制态度。我们着重批林,批孔只批孔夫子思想中一些消极的东西,像“劳 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等等,不批他对中国文化有 积极作用的东西。在批林中,我们则把军政大学一些消极现象和林彪联起来批。也 批评了与林彪有牵连的人和事,总之集中批林,不着重批孔,更不批“周公”。 然而,军政大学的情况比较复杂,有些人很不满意我们的做法,还有人给“四 人帮”写信告状。1974 年3 月3 日,江青在一个人的告状信上“批示”: “军政大学阶级斗争盖子没有揭开。”我和唐亮收到这个“批示”后,经过反 复分析,认为,告状信是与江青召开的“一、二四”“一、二五”大会相呼应的, 所谓揭开军政大学阶级斗争的盖子,实质上就是想搞乱军政大学,利用这个重要阵 地进行打倒周恩来和叶剑英的阴谋活动。当然,告状信和“批示”的矛头是直接对 着我和唐亮的。当时我们的压力很大,但又想到江青的“批示”是直接送来的,没 有经过军委叶副主席,不符合组织程序,完全有理由不闻不问,采取消极抵制的办 法。 于是我们一面向叶剑英副主席报告,一面给江青写信解释推迟传达的理由:说 告状信所反映的问题与事实不符,军政大学当时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是林彪、黄永胜、 张秀川等人利用军大为其篡党夺权制造舆论,这才是需要揭的阶级斗争的盖子,而 告状信避重就轻,是干扰斗争的大方向。江青的“批示”,本意是想整军政大学的 领导人,而我们则利用这个“批示”动员全校人员揭发批判林彪、黄永胜、张秀川 等篡党夺权的阴谋,并清查与他们阴谋活动有牵连的人和事。这样就把江青等企图 搅乱军政大学的矛头指向给扭转了。 由于江青“一、二四”,“一、二五”两次大会的煽动,师干读书班一个学员 (原空军某师参谋长),公然在校内贴大字报攻击周恩来总理。事情发生后,我们 都非常气愤。我说:“这是干扰大方向,我们军政大学不能要这样的学员,应该开 除。”当时我就给叶剑英副主席打电话报告,并请示能不能将他开除?叶副主席说 :“你是校长,你有权处理。”叶帅当时也承受着很大的压力,他不好明确说同意, 但话中的意思很清楚,是支持我们的。于是,我们召开大会,开除了他的学籍,理 由是他反对周总理。“四人帮”也只能哑口无言。我们还把这个情况书面向周恩来、 叶剑英作了报告。 还有一次,我们学校有些同志从外面搞到一个江青的讲话,其中有攻击周总理 的内容,一位领导同志不加分析,以为是中央领导的讲话,就在学校里进行传达。 周总理当时还主持党中央和国务院的工作,江青却大造反周的舆论,我感到这件事 不对头。但由于江青还是“权威”,我们也难以公开抵制传达她的讲话,我就直接 给周总理打电话,说:“最近有人从外面搞到一个江青的讲话,内容是批林批孔批 周公的。这个讲话在军政大学执行起来很难啊!”。 总理说:“批林整风是中央决定的,以中央文件为准,不要听信外面传抄的东 西。”总理的话,给了我们很大支持,这样我们就有理由抵制传达江青的讲话。 然而,有人又写告状信,说学校有人(政治部主任王焕如)攻击江青。1974年 2 月28 日,王洪文在信上批示:“王焕如的这些活用意恶劣,军大党委要严肃追 查,认真处理。”过了一天,3 月2 日,王洪文又在另一封诬告信上批示:“军政 大学党委对王焕如的这些错误如何对待?军大不应该联系实际揭一下盖子吗?”王 洪文的这两次批示都是经过江青、张春桥圈阅过的。我们压下了没有传达,也没有 按照他的“批示”去办。我向叶剑英副主席报告了这件事和我们的处理办法。叶帅 同样用默许的方式支持了我们。 1975 年周总理病势加重,中央决定由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并任军委副主席兼 总参谋长。小平同志一上任就抓军队各项工作的整顿,开始改变了“文化大革命” 的作法。 1975 年6 月24 日至7 月5 日,军委召开扩大会议,叶剑英、邓小平在会上 作讲话,针对部队存在的“肿”、“散”、“骄”、“奢”、“情”等问题,提出 要整顿和健全各级领导班子,建立和健全有效的规章制度、编制体制,保持和发扬 我军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并提出要把教育训练放在战略位置上。 这次军委扩大会使我们非常受鼓舞,会议作出的重大决定,正是过去我们想做 而难做的事情。会议一结束,我们马上组织传达和学习贯彻,并根据会议精神和决 定的原则,对军政大学从校党委到支部进行整顿,把一些有严重问题的人,从领导 班子里撤下来,有的调动,有的交流,有的降级使用。 对教学工作也做了调整,进一步加强教员队伍。1974 年底,我们决定把军事 教学完全恢复起来,成立军事系、政治系、后勤系筹备工作领导小组。军事系筹备 领导小组下设战略、战役、战术教学领导小组;另外训练部还直接抓了军种、兵种、 外军等几个教学领导小组。 1975 年2 月,军事系第一期开学,首届招收425 名学员,学制半年。学习人 民军队、人民战争和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介绍军兵种,研究外军情况及未来反侵 略战争初期贯彻积极防御战略思想的若干问题等。进行师防御、军运动战进攻的图 上作业和沙盘作业,研究人防、城防等问题。为了使学校教育同部队训练相结合, 我带领军事系学员到大连学习城市防卫课题,在旅顺海军基地学习海军知识,之后 到沈阳军区参观加强步兵团平原地防御打敌坦克实兵演习。 1975 年,军队在以邓小平同志为首的领导下,各方面工作出现了生机。 军政大学也发生了大的变化。这年秋,叶剑英副主席要我多关心一下军队的训 练,多到部队作些调查研究,向军委提出改进意见,我遵嘱办了。同时也有些担心, 主要是对江青他们几个人不放心。我深思熟虑了几个月后,决心向毛主席写封信, 要他提防那几个人插手军队。信还没有发出,接到唐亮的电话,要我回京参加一个 重要会议。什么内容,他在电话中没有谈,等我回到北京才知道是“批邓反右”, 要我们“转弯子”。一听到这些,我的心一下子凉了半截,想给毛主席的信,也就 不敢再发出了,一把火烧掉了。接着全国、全军也掀起了所谓“批邓”和“反击右 倾翻案风”运动。 一搞运动,教学秩序又被打乱了,训练计划也被挤掉。 1976 年2 月,军事系、政治系第二期和后勤系第一期开学,原定三个系学制 均为一年,但由于运动的冲击,训练计划大部分没有完成。如军事系原定军事训练 时间为60%,结果只完成了45%,很多课程走了过场。 军政大学党委一班人在对待运动的认识上比较一致,就像上一年搞批林批孔一 样,不明着反对,但也不积极行动,我们只是奉命行事,搞些面上的学习和批判。 当时,北大、清华和一些地方单位把邓小平当作敌我矛盾批判,我们也收到两本所 谓批判的靶子,但没有印也没有传。有人提出要印要传,我们托辞顶住了。奉命到 清华大学去听“四人帮”同伙迟群、谢静宜的所谓教育革命介绍,我们派人去听, 但根本不表态,回来也不传达,不宣扬。 当然,学校内部也不是一池静水,社会上的风吹草动在校内也会引起波澜。1976 年2 月,有人收集北大、清华的一些东西,要塞进政治教学里去;本来训练计划是 经过校党委讨论决定的,“四人帮”一搞“批邓”,有人就提出要修改训练计划, 反反复复搞了几次;还有人企图以不突出政治,不抓阶级斗争来打我和唐亮。但这 些人毕竟是少数,校党委和部系党委总的说是团结的,稳定的,也是经得起考验的, 少数人想跳也跳不起来。特别是唐亮和我,在抵制“四人帮”的问题上,完全一致, 互相默契,且互相关心。 批林批孔时,王洪文总是想挑动军政大学揭所谓的“阶级斗争盖子”,有人企 图把揭批的矛头引到唐亮身上。当时有人同我谈话,说唐亮怎么怎么不好,我一听 就知道他们的用意,不表态,示以抵制。1976 年“天安门事件”后,上面要求各 大单位开“声讨会”,并要求将主要领导谁参加了、谁未参加的情况,向上面作报 告。我对开“声讨会”很反感,就有意不去参加。 唐亮为了保护我,特别交代办公室起草报告的同志,要写上:“萧克因病没有 到会”。报告起草好,唐亮看了觉得还不行,又改为“萧克同志因病发烧了没有到 会”,使我免遭“四人帮”的纠缠。这也说明,办公室许多干部,也同我们一致抵 制当时“左”的淫威。 军政两领导团结一致,就利于党委的团结,形成政治上较一致的领导集体(客 观上是党委多数同志对“左”的不满),对“四人帮”进行了必要的抵制和斗争。 同时也花了很多精力整顿和恢复教学工作。教员队伍建立起来了,教材、器材和设 备慢慢搞起来了。我们认真组织了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和军事教学,培养了数千名 学员。军政大学时期,全校绝大多数同志是认真工作的,并给我们很大支持。正因 为这样,我们才能在政治斗争形势复杂严峻,政治运动连续不断的情况下,始终保 持稳定,坚持优良的建校传统,为以后的分校建院打下了好的基础。 1976 年,对我们国家来说是多事之秋。周恩来总理、朱德委员长、毛泽东主 席相继辞世,“四人帮”加紧进行篡夺党和国家领导权的阴谋活动。广大人民群众 对“左”的路线和“四人帮”的倒行逆施越来越不满,反抗情绪不断积聚。 1 月8 日,周总理去世,举国哀悼。追悼会那天,我跟着总理的灵车,一直到 了八宝山。一路上,看到成千上万的人民群众自发地站在马路两边,送别总理。那 个场面,我是第一次看到,路两侧是黑压压的人墙,街道两旁三层、四层楼和楼顶 上也都是人,秩序并然。人们发自内心地呼唤着总理,为这位长期为党、为人民工 作,又在“文化大革命”极为艰难处境中支撑局面的伟人去世而哀悼不已。当时我 就想,人民群众这样怀念总理,也是寄托着一种对“文化大革命”和“四人帮”不 满的情绪。 果然,总理去世后,越来越多的人到天安门广场以悼念总理为名,宣泄这种不 满情绪。我和唐亮当时与广大群众心情是相通的。上面通知不让去天安门,我们传 达了,却并不严格执行;军大有不少人去天安门,有的还抄回一些反“四人帮”的 诗词,我们都知道,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后来发生了“四五”事件,镇压天安门广场的群众,很不得人心。虽然中央发 了文件,但我们心里都不赞成,感到,“文化大革命”是最脱离群众的。民主革命 时期,我们也犯过“左”倾错误。但那时毕竟是打国民党,反对帝国主义的。而 “文化大革命”是打从枪林弹雨、血雨腥风中冲杀出来的革命干部,是打一心一意 搞社会主义建设的革命群众,是打国家急需的掌握了科学文化的知识分子。这样打 下去,岂不要把我们党打垮,把我们国家和民族打垮?所以,对“文化大革命”和 “四人帮”的倒行逆施,虽然不公开说,但在行动上采取不同方式加以抵制。这个 办法在军政大学是成功的。我是校长,同政委有默契;我们又同若干人有默契,事 情就好办多了。在共同的思想状态下,我们对许多事都心照不宣。 “天安门事件”后,上面要求各单位清查去天安门的人。虽然我们知道什么人 去了,只要大家不讲,我们也不去追查。一方面是想保护一些同志,一方面也是为 了抵制“四人帮”祸国殃民的罪恶活动。 1976 年10 月,华国锋、叶剑英领导一举粉碎了“四人帮”,真是大快人心。 华、叶下决心办这件事,是顺应了民心,也顺应了历史潮流。当时大家都有一种解 放的感觉,历时10 年的一切浩劫终于结束了,我们的党、我们的国家摆脱了严重 危机和动乱,有了新的希望。 粉碎“四人帮”后,大约用了一年时间,揭发批判江青反革命集团的罪行,对 他们篡党夺权、反党乱军的阴谋活动进行彻底清查。在这期间,我们利用一切机会 开展教学活动。1976年秋冬,在连云港举办了一个抗登陆研究班,为部队培训军事 干部,沿海军区派了130 人参加。 从1972 年6 月到1977 年6 月,5 年时间,军政大学共招收12 个班次,学 制少则3 月,多则一年,共训练军事、政治、后勤学员6600 多人。1977年11 月, 中央军委决定以军政大学军事系、政治系、后勤系为基础,分别组建军事学院、政 治学院、后勤学院三所学院,均隶属中央军委,由三总部分别进行业务指导。军委 任命我为军事学院院长兼第一政委,唐亮为政治学院院长。这样,我们又分赴新的 岗位,开始了新的征程。 -------- 泉石书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