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品学皆劣的中学生 1922年我十五岁时,高小毕业,投考杭州的中学。吸取前一年投考第一师范失 败的教训,这次考了三个学校。除一师之外还加考一中和新办的盐务中学。结果, 一师仍然落榜,一中和盐中皆被录取。父亲认为盐中是盐运使衙门办的学校,毕业 后找工作较有把握。我也想,进一中,毕业后虽有利于升大学,但父亲经商,不一 定能送我进大学,于是决定顺从父亲的意愿,读盐务中学。 盐中校长蒋邦彦,金华人,是个奉系官僚,正在浙江盐运使任上。盐是国家专 卖商品,盐运使是监督盐商的大官,也是保证提供八国联军赔款的税收机关,权力 相当大,油水也相当多。这位蒋运使,是个典型的老官僚,他办这所中学,是想培 养一批懂外文的青年,为监督盐税的帝国主义代理人服务。记得入学考试时,这位 大官坐着四人抬的官轿,到考场来视察,我的小心灵里不由闪过一个念头:假使有 一天我也能坐着官轿到处游荡,倒也威风! 入学以后,我第一学期相当用功,功课一点不拉;第二学期,每逢星期天,喜 欢到书店去逛逛,看到心爱的画册,买本回来,偷空临摹一番,相当惬意。那时画 册大都是上海出版的山水花鸟石印本,也有古装时装仕女画,我临了一阵,似有所 得,于是乐此不疲。与此同时,也对流行的福尔摩斯侦探小说发生兴趣。这类小说 除了单行本,还可在流行的“礼拜六”派杂志中找到。读了之后,脑子里发生了离 奇古怪的查案破案等等想象,也拿起笔来学写侦探小说,竟至于入迷。虽然有了此 等课外乐趣,读书还算用功,此等乐趣反映了我求知方面的一大倾向,这和杭州这 个新环境的诱导有一定关系。第三学期开始,眼界逐渐开阔,受“五四”新文化运 动的影响,参加了杭州学生大游行,长途步行到拱宸桥的日本租界,向日本领事馆 提抗议,反对日本乘欧战结束之机,强占原德国租借地山东青岛。同时我也接触到 新文化运动的书刊,如文学研究会主持的《小说月报》从中读到外国文学作品,开 始接触外国人的人生观和恋爱观。我的思维境界更加开阔了。 到了1924年第三学年,我已是一个17岁的青年,看到西湖边上男女学生并肩笑 语,心有所动。碰巧,我的一个在女子师范读书的堂姐,在湖滨见到我,看我已经 不是一个孩子了,便问我,要不要交个女朋友?我脸虽红,却点了头,表示愿意接 受。这位堂姐实在热心,到了下一个星期天,就把我叫到女一师的会客室,介绍她 的同学王文英和我见面,介绍完,她即溜走。我和王文英两人干坐在会客室里默然 相对,不知说什么好。只记得我们年龄相同,约定以后在通信中互相对话。匆匆告 别,我才如释重负,摆脱了尴尬的处境。回到盐中宿舍,几个比较接近的同学跑来 问长问短,什么女朋友长得可好看等等。我说,我们并肩坐着,谁也不敢正视对方, 脸方脸圆没看清,身高身矮站起来倒有个比较,似乎对方比我矮一点。如此回答, 同学们当然不满足,可是我这时心还在跳,不知如何是好,同学们见我精神恍惚, 也就散了。 感谢那一时期读的新文学作品,使我对所谓自由恋爱有了一个模糊的框框,对 如何写情书也有了一点可以借鉴的资料。从这个学年开始,我和王文英平均每星期 通一次信。每当粉红色或浅蓝色的信封从门房那儿取回时,我的心直跳,揣摩信里 写的什么,待到打开信封,看完简单平凡的语言时,情绪倒又平静下来。信的重要 内容是,下个星期日我们将在什么地方见面,到什么地方去游玩。我心里盘算,到 湖滨几公园见面?到岳坟还是湖心亭去玩?得马上回信,可不能耽误时间。等到写 了回信,又急切期待美好时刻的到来。若遇到星期六天气不好,阴雨连绵,我就无 心听课,歪着脖子看窗外,哪怕雨稍稍停一下,心理负担也就轻一点,不用说这天 晚上一定失眠。 我在后面《婚姻辩证法》一书里,把写情书叫作“纸上谈兵”。我和王文英在 纸上谈了一年的兵,到最后竟然发展到希望成为永久伴侣的地步。王文英借看我堂 姐为名,这年暑假到我桐庐老家来看我,我却不敢向父母直言,她就是我未来的对 象。 第三个学年终了,盐中向学生家长通报学生成绩,我的学业是丙等,操行也是 丙等。父亲虽未向我追究,我心里却直打鼓。交女朋友谈恋爱是个违反校规的操行 问题,至于学业丙等,则有全班滑坡的普遍性,因为从本学年起,采用外国原版教 科书,教师外文水平不高,上课照本宣读,学生如坠五里雾中,考试时又要外文答 卷,学业成绩如何好得了;加上这学年终了,我和几个同学拥到英文教员房间,要 求免考,被训斥一顿,认为是“越轨行为”,也算到了我的品行账上。连拿两个丙 等,怎么还有面子上第四学年?于是暗中串连四个成绩差的同学,作越级考大学的 准备。当时我们认为厦门大学是个理想的目标,因为那里刚闹过学潮,一部分师生 离校到上海创办大夏大学,厦大大伤元气,继续招生时特别愿意把浙江籍学生。我 们通过一个浙籍助教和一个浙籍高班学生的关系,了解到考试日期和考试科目,便 在1924年暑假期间;匆匆就道。王文英了解到我的窘况,愿意和我共患难,一同去 考厦大。这样,我们五个浙江学生,约好先坐火车去到上海,两天后搭上了去厦门 的英商太古公司的海轮。在轮船码头,码头工人把我们几个乡下青年拦住,强要我 们每人出一元钱,把我们的铺盖行李提上船去,说如果不出,便不让我们上船,这 是码头规矩。我们只得乖乖地被敲了竹杠,才得上船。 我们买的是统舱票,因为是夏天,就在船的后甲板上占了个铺位。打开铺盖, 露天睡觉,落得凉快。谁知第二天晚上遇到大雨,铺盖全部淋湿,只好坐以待旦。 第三天到达厦门,赶到厦大,找到关系人,才知道考期已过,但学校同意补考。考 试结果,只一个姓金的同学被录取,其余四人落榜。回浙江吧,江苏、浙江两省军 阀正在上海交战,此路不通。怎么办?幸亏浙籍教师帮忙,同意为我们四人办一个 补习班,才算安顿下来。 进厦大,想读中国文学,而补习班自然是补中学高班的课。开班第一课是数学, 先学代数,我脑子里一盆浆糊,不知怎么代法;后来学几何,还有点门路,因为它 与平面造型有关,和我的美术细胞对劲,我还学得津津有味。在补习班和王文英天 天在一起,但因情绪不佳,两人之间热度渐退,她和几个老学生有了接触,对我日 趋冷淡。到了年底,得知我父亲经商失败,他寄来旅费,催我回浙江。补习班诸人 包括王文英,也都动摇起来,约定一同离开厦门回故乡。我们买了一条货船的客票, 一起动身。这次的船有舱位,不像上次那样风餐露宿,浇得一身湿,但这是只“野 鸡”船,到上海码头后没有固定泊位,停在黄浦江上,等拉客的小舢板把我们拉上 岸。那小舢板的主人乘机勒索,我们又被敲了竹杠才得上岸。 厦门地处闽南,气候较暖,入冬以后出现一种怪现象:夏布长衫和棉袍子一齐 过冬。事隔六十余年,1988年秋后,我重访厦门,夏布长衫虽已绝迹,当地人穿的 仍是短袖短裤,而我已年逾八十,上身穿的是薄毛衫夹外衣,下身是呢子长裤。我 想加入严冬,一定得穿呢大衣了。 在厦门半年,学得几句厦门方言,“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读作“吉依洒 西吾勒切博狗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