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节 第三座监狱——秦城 “秦城”是座现代化文明监狱,据说是全国解放以后新建的,原先在此关押的 是国民党战犯,“文革”初期把战犯释放出去,腾出监房收容重要的反革命政治犯。 它地处小汤山温泉疗养院以北的燕山南麓,远离北京市区。那晚从半步桥起程,走 了一个来小时,从明亮的城市走入黑暗的郊区。我心里反应很特别,以为要将我送 到秘密集中营,严密封闭起来,或者送到XX劳改农场,修补地球。车行不到两小时, 停在一座大楼之前,楼后面是幢幢山影。大铁门哗啦一声打开,押解人员带我上楼, 在灯光里看到走的是水泥楼梯,上到二楼,右转弯,一条长巷,排列着整齐的牢门, 牢门上下有两个小方窗,上面的小方窗有个小圆孔,经验证明这是监视哨用以窥视 犯人动静的。进得房来,对面一口大窗,高出人头;近门一只抽水磁马桶,靠马桶 是个白瓷洗脸盆,当然也可以洗脚;靠近窗下,一只一米宽的小木床,离地约一尺, 磨光的水泥地面,狭而长,房间面积约八平方米,干净明亮,和前两处监狱那狭窄。 昏暗的情状颇不相同。对着床位,是暖气片,用铁丝网围着;床是新制自木板床, 可以移动,估计今晚不至于受臭虫围攻。特别的是高窗外还有一道监视哨,窗户启 闭,由持枪哨兵掌握。 睡下不久,有人打开牢门上方的方窗,交待这儿的规矩:睡时头对牢门,伸在 被外,不准蒙头。这规矩前两处监狱设交待过,为什么这儿特殊?想问一下这是为 什么,人已关窗走了。这个疑问,一直没解开。 放风的时间照旧,在早餐之后。不过,半步桥是个大院子大围墙,可容二三十 人在里面跑步,围墙相当高,院顶张着铁丝网,防止犯人爬墙。可见那儿是集体放 风,政治犯独自一人占用偌大院子,未免太浪费。这儿一律一连串小院子,面积比 牢房大一倍,够一个人跑步打拳。一连串小院子由一条长长的天桥连着,荷枪的监 视哨在桥上来回巡逻,小院子里一切活动尽收眼底,谁也没法要花招。这种放风的 设施,相当科学,每一犯人占一小空间,同时可容十来人放风,既节省空间,又节 省时间。放风时按号子分前后一个一个押过独院,收风时仍按号子一个一个押回, 上楼下楼,进院出院时间要算得很准,谁也见不到谁,达到严密隔离的目的。可也 有失误的时候,有一次收风时,正循楼梯上二楼,一转身,前面有个矮个子同犯背 影,由一狱卒押着,走得很慢,可能腿脚有病,押我的狱卒立刻把我拦住扭转身, 等那人进了隔壁牢门,才让我继续前进。上文提到我在半步桥监狱下楼时见到一个 穿红色毛衣的女犯,弄得狱卒很紧张,这类撞车事件,七年中遇到不过三次,可见 是偶然的失误。对我来说,倒是希望多遇到几次,在寂寞枯燥的生活中起点波浪, 多点刺激。 进秦城时,发《毛选》一套,每月《红旗》一份,每天《人民日报》一份,此 外还有个“秦城图书馆”,可以借书看,书目全是马列经典著作,附鲁迅小品文集 几种。这儿是个名副其实的改造集中营,是个读书的好地方。五年中,我把书目中 所有的书基本读完,经典著作如《资本论》、《政治经济学》、《辩证唯物论》、 《自然辩证法》,以前在狱外读过,在此重读一遍,对《自然辩证法》特别感兴趣, 《资本论》初读不易懂,再读才读进去。 在这八平方米的单身牢房里,只读书读报太单调,我创造了一套练腰的体操, 并来回走动,免得背弯腿僵,造成体型歪曲。常言道“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 保住健康的身躯,将来才可能东山再起,否则的话,到了翻身的那天,驼着背,弯 着腰,拄着拐棍回家去,多没劲! 为了练习说话发声,读报读书放意读出声来。在半步桥时,没书读,便学说书 人,每天早晚,编两段故事,练习说评书。开说之前,靠壁盘腿坐在床上,并作手 势,拍惊堂木,自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特请叶浅予先生自编自说《松树湾》长篇 故事……”。故事内容是某个农村的土改运动,背景是我的老家“富春江”。开说 时,坚持交待故事梗概,免得遗忘。这个故事前后编说了三年,每天规定时间说, 风雨无阻,越说越来劲,发声未免大了些,惊动了巡逻的哨兵。他打开方窗问我念 什么咒,我说我在编故事,他便去报告管理员,管理员传我谈话,我如实汇报了说 评书的意图,他说这是犯狱规的,又说编什么故事,狗嘴里吐得出象牙来吗!滚蛋! 以后不准你发神经病!经此训斥,并没把《松树湾》吓退,我照常坐床说书,不过 把声音压得很低,不让门外的人听见,便平安无事了。 《松树湾》故事的主角是个年轻的贫下中农,解放前受苦受穷,一个偶然机会, 认识了一个地下共产党员,从此思想开窍,懂得了团结贫下中农闹革命的道理,就 在自己村里暗暗串连了一批青年,迎接即将到来的南下解放大军。接着,他便成了 本村的革命积极分子,在土地改革运动中立了功,入了党。故事的许多情节和生活 细节,基本上根据我少年时代接触的生活环境和各种人物,联系1950年参加北京郊 区土改工作的具体内容编组而成。故事的地点人物有名有姓,本来打算在出狱以后 写成一部长篇小说,作为我十年空白的唯一贡献。可惜出狱以后,百事待举,恢复 断了线的画笔生命还来不及,怎么有时间另谋贡献呢。生活在我脑海里的一个个英 雄人物,经不起世事纷坛,渐渐离开了我的记忆,故事轮廓至今还能记其大概,人 物面貌性格全给忘了。现在回忆起这件事,觉得很对不起伴随我三年之久的亲密战 友,依靠他们,使我在寂寞苦闷中排除许多烦恼。当我走出牢房,拥抱失去七年的 现实世界时,他们却被我抛弃了。 每天的《人民日报》把我和隔绝的世界连接起来,使我兴奋,又使我懊丧。兴 奋者,知道外部世界正在发生什么变化,“文化大革命”的讯息将对我发生什么后 果;懊丧者,这些变化与讯息,在我尘封了的仓库里转了一圈,停留不久便被排斥 出去,因为那一切都不属于我,没法在我脑子里停留,有些东西对我是讽刺,必须 把它们排挤出去。 1973年某日,牢门突然打开,哨兵通知中央派人来看我。说完,一个穿便装的 人进来,开门见山传话:“毛主席、周总理指示,监狱对你们是否有虐待行为?如 有,可以上告。”但不交待如何上告。好在秦城对囚犯相当文明,生活上也比较合 乎情理。据说我们的伙食费每月合十四元,每天两粗一细,过年过节吃饺子,秋天 果子下来,每人还分到几个苹果。这里有医院,除了随时看病,还给配眼镜;每半 月洗一次淋浴,冬季暖气常热,比之以前两处,有天壤之别,因而没有什么值得告 发的。要告,也只东北郊那个拘留所打脖子的小木片,狱卒的脚踢与罚站,但这比 之红卫兵小将们罚跪、抽皮带,可轻松多了,所以也不值得一提。自从这次传达指 示以后,秦城的空气似乎有了明显变化。最突出的表现就是准许犯人家属探监。 1974年春季某天,我被通知,老婆女儿明天要来看我,叫我作好准备,穿干净 些;还借给我保险剃刀,让我刮了胡子。这一晚我当然睡不着。第二天早晨,管理 员带我下楼,沿着一条长长的水泥小马路,往南走,走到监狱大门近处,两分接连 几间接待室。走进其中一间,看见老伴王人美和女儿叶明明坐着。她们见我剃了光 头,刮掉胡子,变了样子,先有些发呆。我第一个反应是双眼发酸,母女二人皱起 双眉,好久说不出话来。管理员看见我们无言相对,似乎故意讲几句话,打破沉闷。 他说:“会见时间到午间为止,你们可以尽量谈谈家常,带来吃的,最好吃完,不 要带回监去。”经他一说,空气开始松弛。此情此景,真像戏曲里的探监场面,先 静默一会,然后诉说离情,继而号陶大哭。我们都把泪水压着,等到互相拥抱,便 夺眶而出。女儿打开提包,拿出花生瓜子、糖果饼干,这些东西好多年不见了,我 便抓起吃,她们陪着嗑瓜子。老伴急性子,先说此行和谁、谁、谁同车,谁知谁、 谁、谁也在秦城。一次二次探监之后,探知秦城四座大牢里,关押了不少三十年代 文艺人物。老伴说,我们得到通知可以探监,但要向公安部门写请求报告,而且只 限直系亲属,于是由女儿具名写报告,并先去向一个远房亲戚征求意见。岂知这位 远房侄女,板起面孔说,你们虽是父女,应该划清界限,表示反对。女儿将此说告 了母亲,气得老伴从此不让这位“左”派侄女登门。我劝慰老伴,应当原谅人家的 “革命原则性”。“文化大革命”尚未结束,我的问题未做结论,人家要和我划清 界限,做个响哨哨的革命派,是大势所趋,管她干嘛!“文化大革命”的账,错综 复杂,没法算。现在回忆此事,觉得自己在这方面原则性不强,为了息事宁人,好 和稀泥。要算账,到底谁是谁非,也得算清楚,免得以后算倒账。 写到这里,我得提前交待一下出狱后的思想。老朋友见面,不免要回首往事, 发泄胸中怨气,数数“文革”中的倒行逆施与胡作非为。我却常说,不管吃了多少, 受了多少罪,我并不怨。我认为“文化大革命”对我有好处:第一,住牛棚、蹲监 狱的经验,用钱买不来;第二,在牢房里读了几年书,对人生对世界的认识提高了, 对事对人的判断明确了。损益相抵,还是益处多。以前对事对人不敢轻易表态,有 人怀疑我是两面派,现在胆子大了,对事对人敢于表态。1979年文化部指令中央美 术学院给我公开平反,恢复国画系主任的职务,我大胆施行教改,彻底改变半洋半 土的教学路子,许多青年教师对我这种敢说敢干的作风,张口结舌。我说,再一次 “文化大革命”,大不了再进一次监狱。“坏事能变好事”这条真理,在我身上应 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