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父母之命第二课 天赐良机,1925年,我在上海南京路三友实业社门市部谋到一个站柜台的职业, 卖布之外,兼画广告。一年之后跳槽,到一家书店画教科书插图;再一年,混进画 报出版界画起了漫画。一心钻事业,把十七岁交女朋友之事忘得一于二净。此时已 到二十三岁,父母急了,想抱孙子,不经我同意,在浙江老家给我定了一门亲,逼 我回去成亲。 这一逼,逼得我想起当初交女朋友之事。谈情说爱虽无结果,婚姻自由的权利 怎能放弃?但反复思考,又觉得婚姻自由无非是找个自己认为合适的终身伴侣,当 时我并没有一个合适的女朋友;再一想,旧社会奉父母之命媒的之言成婚的不见得 个个家庭都是怨偶,何况父亲信里说女家门当户对,说不定还是一桩美满的婚姻呢。 不如顺从了父母之命,既荣宗耀祖,又得个人实惠。当时我除了满脑子封建意识, 还加上赌徒的侥幸心态,所以就让父母去决定自己的命运。此外,按古礼办婚事的 排场,我也很感兴趣,想借此机会,像演戏一样尝一尝当新郎的乐趣。现在回想起 来,这种想法和我的旅游猎奇心理是一致的。许多因素凑在一起,把终身大事当成 儿戏,当成赌博,还美其名日等重父母之命,这不是自欺欺人吗! 旧社会,在男女关系上,把“始乱终弃”的男人看作歹徒,而我以父母之命为 掩护,把罗彩云娶了来最后以‘文盲”、‘好逸恶劳”、“只生不养”等等借口遗 弃之,不正是歹徒的行径吗?追根寻源,看一看我十七岁的那一次不成熟的初恋, 正是从那里走向反面,让父母为我建造一个幸福的天堂,说穿了,我的行为是逆反 心理的表现。罗彩云最后被抛弃,成为封建婚姻的受害者,是我逆反心理造成的恶 果。 1930年冬季,我在上海一家熟识的绸缎庄置备了一身作新郎用的长袍马褂,还 为父亲筹措了一笔钱,帮助他把喜事办得体面些,就这样回了老家。 叶家大厅和往常一样,由肖山县一家喜庆租赁行承包灯彩装满,迎亲花轿和新 娘穿戴的凤冠霞被,也由他们办。从亲族家借来了桌椅板凳、椅垫桌围、从轿行请 来了轿帮和吹唱堂茗;又约好厨师一伙,十六回切艺人一伙;还特请族内权威一人, 名为“账房”,实系全局总管;加上采购、担水、打杂、跑堂的班子,总计二十来 人。迎娶吉期前三五天就把工作班子招齐,其中以厨师一伙任务最重,必须最先到 位。我家二房、三房的长子,两三年前就在这大厅里操办喜事,现在轮到我第四房 的长子办喜事,一切都按旧规办,缺哪一项也不行。所谓“旧规”,就是按富裕人 家的惯例办事,其日程是: 第一日:起媒。请男女双方媒人吃一桌。 第二日:发嫁妆。由男家派人到女家抬嫁妆。高标准是四箱四柜、挂帐大床、 四仙桌、绸面被八条,以及子孙桶(马桶)、衣橱、衣架、等新房用具。 第三日:发轿迎新娘。鸣锣开道,迎新花轿在前,媒人陪同新郎在后,并以吹 奏乐队相随,到女家迎亲。女家鸣鞭炮相迎,设筵宴嫌人、娇客及迎亲队伍。宴毕, 奏乐,催轿,新娘盛装加头盖,由一长者抱进花轿,后堂发妇女哭声,表示惜别。 花轿到男家,新郎新娘先拜祖先,后拜公婆,然后对拜,送入洞房,抛喜果, 饮交杯,礼成。是晚盛筵宴女家送亲者(新娘的父或兄),宴毕,众宾客持烛台送 新郎入洞房。红烛高照,众宾退出,新人共入驾帐。 第四日:专席宴新娘,俗称“请新娘子”。新娘盛装,凤冠霞被,坐首席,四 女傧相(俗称“照灯姑娘”)陪之。新娘不饮不食,伊若神明,意即为族中迎来传 种接代之人,或系女系社会之遗风。 第五日:行“三日入厨下”古风,新娘由婆母陪同到厨房,持葱切三刀,象征 移交持家之职。是晚设筵宴请族外宾客,俗称“人情宴”。 第六日:宴请诸执事,俗称“洗厨宴”。宣告喜事办完。 第三日、四日、五日之宴,皆用十六回切古制。一席六人坐三面,空出一面, 围以红毡桌围,桌活燃红烛一对,标志喜庆。所谓“十六回切”,即坐席前已在桌 面上摆好的十六样冷盆:四水果、四干果、四甜食、四冷荤。坐席时主人唱名,客 人到位,主人敬酒。宴新娘那晚,一般由小姑子敬嫂子,交礼乐中两人互换位置, 互相敬礼;女戏文中宴大宾客,交错走步,颇有乐舞意味一般要事先在新房中排练, 以免出错。 凤冠霞披为贵妇礼服,沿用已数百年。 筵席十六回切,即分之冷盘,饮酒一巡毕上热茶,先是四热烩,继之为四大菜, 四点心。上大荣时,须奏乐,表示宴会高峰。四点心之后是四饭菜,饭菜中双鱼一 味,不许动筷,以示“吉庆有余”。整个筵席荣肴连十六回切,共计碗碟三十六味, 所谓“饭菜”,不过象征性地扒一口饭,然后奏乐散席。 如此规模的喜庆场面,所费当然不少,而且夜以继出前后七八天,许多人忙来 忙去,为着一对新婚夫妇。当时我一时冲动,要尝尝这兴师动众的古礼的滋味,使 自己和罩上头盖的新娘如同或文中的演员,又像提线戏中的木偶,由人摆弄。喜事 办完,戏文散场,新郎仍在自己家,生活照常,而作为新娘,从娘家被人抬到舅家, 既是客又不是客,经过“三日入厨下”的表演,成了这家的主人,就得像主人一般 行事。我母亲是个能干人,要求媳妇也得能干,可是新娘还处在似客非主的地位, 那日子实在不好过,稍一不慎或一失手,就得看婆母和姑子的脸色,唯一可以依赖 的就是和自己共床第的所谓丈夫姑爷了。对着姑爷,不妨耍耍姑娘脾气,姑爷成了 她唯一的保护人。 当我要回上海之际,新娘费尽口舌,非得跟我去不可。我以为大礼已成,她得 乖乖地在老家当儿媳妇,所以不同意带她走。她口出怨言,甚至寻死觅活,闹到婆 婆开口,站到媳妇一边说话。母亲有母亲的算盘--儿媳一走,可以避免许多口舌, 保住当婆婆的名声。因此,我不得不接受母命,带着罗彩云到上海,过起小家庭生 活。 那时,《上海漫画》编辑部从四马路麦家圈迁至南京路,我还兼着云裳公司的 服装设计员,两处上班,薪水不低。小家庭租在爱文义路某弄堂里一个前楼,厨房 在楼下灶披间,三家合用。房东是熟人,我每天去上班,把家务事托给房东太太照 顾。新娘子罗彩云从未穿过皮鞋,嫁妆里有双新皮鞋,她一到上海就穿上了。进出 厨房要走楼梯,头几天小心谨慎,不敢走决,过了几天,自以为走熟了,一不小心 滑了脚,从半楼梯摔下来,幸亏房东太太把她扶上楼,躺在床上不敢动窝。我回家 吃饭,刚进门,房东太太拦住我,把发生的事说了,告我不要紧,只闪了腰,贴上 了止痛膏药,就会好的。我上楼一看,新娘子好像孩子见了妈,一副委屈相,差点 流眼泪。我直道歉,表示不该把新娘子一人撂下不管。知道她还未吃饭,马上下楼 请房东太太帮我下了两碗汤面,端上楼,把新娘扶起来,面对面吃了。新娘认为, 这顿饭该是她做的,现在反而要我伺候她,她很抱歉。饭罢,我扶她躺下,又去上 班。傍晚回来,发现她已在厨房里做晚饭,我突然感到一阵心酸,我这个老上海, 怎么能把一个乡下姑娘撂在家里瞎摸瞎闹呢?回头一想,要是娶的是上海姑娘,经 这么一摔,起码要耍耍小姐脾气,埋怨我一顿,躺上三天,逼我找个阿姨伺候她。 罗彩云闪了腰,躺了半天就下楼做饭,到底是个贤妻,以后必然是个良母。这一意 外事故,把老家吵吵闹闹的事洗涮得一干二净。为了讨好她,我特地在一天下午, 陪她到三马路选购衣料鞋袜、胭脂花粉等妇女用品,使她感到她所嫁的是一个会体 贴老婆的男人。 第二年春天罗彩云怀了孕,我送她回浙江老家去休养,我则算好她分娩的日子, 按时赶回老家。也真巧,我回去第二天她就生了个儿子,小名申布,族名善来。四 年后生了个女儿,小名明明。这一儿一女都是请奶妈喂大的。生明明时,申布已四 岁,丢给我母亲抚养。罗彩云无事一身轻,早已学会了上海少奶奶的生活作风,每 天不是打牌就是逛街,做饭有娘姨,喂奶有奶妈,一切家务不用操心,还学会克扣 家庭开支,积攒私房钱。我那时正画《王先生》稿费收入每月超过一百元,同时兼 编《时代画报》,加上零星稿费,总共将近二百元,在漫画群体中,算是拔尖的, 但工作也很辛苦。《王先生》局面已经打开,每周《晨报》一篇,每月《时代》一 篇,每半月《北传》一篇,创作负担相当重,白天到时代图书公司上班,晚上绞尽 脑汁画《王先生》,有时熬到深夜。这位罗氏夫人起初还亲自下厨,做几样好菜陪 我吃顿饭,后来却逍遥自在,成天泡在朋友家的牌桌上,回来得很晚。因为她是文 盲,和书无缘,精神世界非常狭小,为人之道懂得很少,我们两人之间无共同语言, 总是话不投机。她的唯一美德,就是把家务安排好,但不和我多说一句话。我也乐 得独自一人安安静静搞创作。久而久之,我们之间,除了所谓生物人的关系,毫无 社会人的交流。我们之间,无所谓“貌合”,也无所谓“神离”;她的世界观是, 男人挣钱养活女人,她对我经常说的一句话是:“钱用完了,拿钱来!”我经常对 她说的一句话是:“辛苦钱来得不容易,省着点儿吧!” 生第一个孩子,罗彩云说自己没有奶,非雇奶妈不可。我不信,由我母亲验证, 才雇了奶妈,那是在浙江老家;生第二个孩子,在上海,未生之前早已找好奶妈, 孩子落地,奶妈进门。我很奇怪,罗家族内嫁到县里来的姑娘,几乎个个生而不育, 都雇奶妈,难道这是她们罗家的遗传?生第二个孩子时,我故意问她,为什么没有 奶?她虎起脸说,我当姑娘就束胸,我们结婚那晚,你把我那件小马甲撕破了,难 道忘了!她这么回答,我还问什么? 每当交了画稿之后,或下班回家之时,总觉得精神空空荡荡的。这时,罗彩云 即使在家,我也觉得毫无生气,宁愿独自一人到公园走走。看到游园的大人孩子们 或成双成对的情人们,更感到自己孤独。有时碰到什么应酬场合,就喝点酒,听点 唱,把时间混过去;有时干脆约朋友坐跳舞厅,抱着舞女跳几场,解解闷气。总而 言之,家里放着个文盲夫人,像一部生孩子的机器,实在空虚寂寞。 我变了吗?变了。 罗彩云变了吗?也变了。 为什么?怎么变? 先说我们的客观环境。上海是中国沿海最大的城市,是个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 交错的社会,居住条件、饮食条件、娱乐条件、生产条件、消费条件,千变万化。 在这个交错复杂的大社会中,分出许许多多小社会,基本上分为两大系统,一边是 生产系统,一边是消费系统,生产系统又分为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物质生产占主 导地位,各种工厂属之;工厂生产的成品,通过流通渠道,转到消费者手中,成为 消费品。精神生产可复杂了,报社、书店、戏园、剧团、乐队、学校、游乐场、旅 馆、饭店,甚至妓院、舞厅、杂技班等等属之,只要走出门,走上马路,两旁商店 大而如先施、永安百货大楼,小而如烟纸店、食担、摊贩,琳琅满目,应有尽有。 这是个消费的大世界,一个乡下人到了这里,不管你是大地主或穷光蛋,都会目迷 五色,身堕雾中,六神无主,好久好久才能清醒过来。 我自1925年从浙江一个小县来到上海谋生,决心要在漫画出版界混出个名堂, 认清了自我奋斗、自我提高、自强不息的为人之道,养成了不计成败,全力以赴的 精神。一天到晚除了吃饭睡觉,就是干活。我们的漫画群体,把我当成一个能吃苦 耐劳敢于承担责任的好手。1928年4 月这个群体联合出版《上海漫画》周报,我既 当编辑又当校对,还外出跑腿,深得几位老前辈的信赖。有一时期,画报被租界当 局工部局巡捕房控告,我挺身而出,代表画报出庭受审。幸亏请了一位好律师,又 逢中国政府收回治外法权之际,在租界里设立了中国法院,我被宣判无罪。这一事 件是对我的社会责任感的一场考验,增强了我办出版事业的信心。这种信心,推动 我在漫画创作方面对自我提高的努力。我常常深感自己艺术修养不足,而提高艺术 修养又得靠文化基础的提高。我认真读书,不管有用无用,见书就读,把有用的时 间全部投入自强不息之中,感觉这样才心里充实得多,对创作的信心也随之增强。 要说变,这是我变化的一方面。 变的另一方面,属于我对家庭、社会、世界的认识。解剖自己从初恋到顺从母 命和罗彩云结婚的过程,发现我在小学读书时,样样求上进;进中学以后,学习劲 头一年不如一年,到了第三年,竟胆敢和女朋友一道跳级投考大学,投考落榜,父 亲破产,绝了求学之路,无情地把女朋友志得一干而净,以至于只求一条吃饭自立 之路;等到上海站住了脚,却又向封建家庭投降,甘心作封建道德的孝子贤孙,这 反反复复的变态心理,到底是什么思想根源? 应该说,从十五岁到二十五岁的十年间,周围环境对我影响很大。“五四”运 动后,崇拜西方文化,向往个性解放,交女朋友,学时髦,放任自己。父亲破产, 受到挫折,要求在社会上找个立身之地,用以摆脱困境,表面看来,实事求是,实 际是进一步放任自己。等到立稳脚根,命运可以由自己掌握了,思想转了一个大弯, 认为父母为我找对象,免得自己交女朋友的麻烦。碰得巧,可以抢到一个美满家庭; 碰得不巧,把责任推到父母身上,自己仍然可以逍遥自在,还是对我有利。回首当 年,我真那么坏吗?坏到真那么自私自利吗?追根寻源,不能不归根到新旧双重社 会对我的挤轧,逼得我走上一条自私自利的道路。用现下的语言来评判自己,可以 带上一顶“机会主义”的帽子。 罗彩云之为人,最不可饶恕的是她的“文盲”地位,光这一点,就不能和我般 配。那么,我事前怎么不做点调查呢?我曾想过,我的两个妹妹,一个初小毕业, 一个高小毕业,小妹还当了几年家庭教师,至少都能读点通俗浅近的书。罗家是书 香门第,罗彩云的祖父当过两任县太爷,父亲在浙江省省政府当秘书,哥哥是当地 的小学教师,不用调查,这样的家庭出身,她怎么也不会是个文盲,可她偏偏是个 刚进小学便告退学的半文盲,这是大出我意料的。为什么说半文盲?因为她还识得 几个字,记得1935年我和梁自波谈恋爱时,她曾费了大劲,写过一封似通非通的信 给我,其中主要的一句话是:“家花哪有野花香,野花不久长”。此外,麻将牌里 的“东南西北春夏秋冬中发”十个字,她不用看,手一模就换得出来,在娘家早就 练成一副摸牌的本领。到了上海,左邻右舍,朋友眷属,没一个不摸牌的,因而她 自然而然形成了自己的一个小社会,乐在其中。这是环境给她造成的生活方式,无 法抵抗。 碰上我这个机会主义分子,只要不给我制造太大的麻烦,我会随遇而安。在初 到上海阶段,她人地生疏,我自认为对她有保护的责任,比如那次她从半楼梯摔下 来,我承认是我失职,事后陪她逛街买衣料鞋袜,弥补我的过失,记得我还陪她到 一个朋友开的照相馆,经过特别设计,拍了两张婚后合影,两人相对微笑,看来相 当融洽而富于情谊。直到今天,我还从旧相册中找到那两张照片,给我女儿和孙女 看,表示我当年对罗彩云不是完全没有感情的。 由于时间的推移,历史的进程,我们两人各自所处的地位,所接触的世界,差 距愈来愈大。到了1935年,我认识了那位女画家梁白波,吸引我走进了另一个天地, 个人的事业和个人的内心世界都获得某种程度的和谐,原来的这个不太协调的家庭 就被破坏了。 这个家庭是被梁白波破坏的吗?不是!是我自己所积累的心理变态破坏的。上 面提到,每当我感到寂寞空虚时,就会独自出去寻乐,寻觅势补。白波的出现,真 正填补了我心灵上的空虚,促使我下定决心改变我的生活环境,以求灵魂获得比较 稳定的充实。但是要改变处在夹缝中的生活环境是相当困难的,因为我脑子里还残 留着封建道德对我的束缚。1935年到1937年两年间,我和白液的同居生活就如同逃 犯那样,时时处在颠沛流离之中,而罗彩云则如缉私的巡警,随时可以追踪袭击。 记得1936年被袭击两次,一次在上海某处亭子间;由女儿的奶妈侦察追踪,把我们 抓获,请到罗彩云的住处,优利相待,罗氏伊然以大太太自居,把白波看成我的姨 太太,我为白波的受辱而不知所措。罗氏大概请教过她的牌友,设此圈套,迫使白 波听命于她,保持她的权力地位,与她分享同一个男人的利益。这个苦肉计理所当 然被我拒绝,我和白波便躲到了南京。半年之后,罗氏又生一计,带了她的父亲, 也就是我名份上的岳父大人,闯来南京廊东街我和白波的避难所,由其父作证,逼 我定个名喻,确定罗氏的正统地位。白波不得不躲在邻居家暂避,我则被牵着鼻子 送罗氏父女回上海,由律师作证,立下字据,保证罗氏每月应得的生活费,才把我 放回南京。经过这后一次袭击,白波如惊弓之鸟,表示要结束这种耻辱的浪漫主义 生活。我把这次回上海立字据办分居手续的详情告诉了她,保证以后她再不会遭到 袭击,她才回心转意,继续同享新才子佳人的生活。 我和罗彩云之间为什么不能办离婚?一是她本人不同意,她所传的理由为她是 明煤正娶,处于正统地位,照旧习惯,除非犯了族规家法,才能办离婚。另一方面, 按当时上海习惯,要离婚就得付一笔终身赡养费,这是我力所不及的。但有个变通 办法,叫做“变相离婚”,即由男方保证每月付给一定数目的生活费,保持女方的 夫人地位,但二人分居。按照我当时的经济条件,只能接受这后一种变相离婚办法, 以换取我的自由地位。当然,这里也还有一个我对罗彩云的同情心问题。我总觉得, 她自幼未进学校,处于文盲地位,不能完全由她本人负责,归根结底,我不该凭一 时冲动,甘心屈服于包办婚姻,铸成了大错。另外,我脑子里还有封建意识,认为 罗彩云为叶家生儿育女,也是一种美德,我有保护的责任。总而言之,是我自己对 半封建半开放的社会采取了妥协态度,造成了一个阴阳怪气的局面。 1937年日寇大举侵略中国,8 月13日进攻上海,一我急忙从南京赶到上海,把 罗彩云和刚断奶的女儿送上沪杭列车,平安回到浙江老家。抗战八年,我在大后方, 罗彩云带了儿女在老家跟我父母一起生活。1945年日寇投降,次年我曾回浙江探望 过她们,当时儿子申苏已进中学,女儿明明才上小学。 1946年我和戴爱莲去美国访问之前,把明明接出来寄养在嘉兴张乐平家。第二 年我从美国回来,受聘到北平艺专任教,明明就在戴爱莲的照顾之下,进小学,升 中学,最后进了戴爱莲的舞蹈学校,继承后母的事业。儿子申布于1949年进入中央 美术学院,成了美术事业的后继者。1953年申布从美院毕业,分配到江苏艺术学院 当教师。他结婚后,把母亲接到无锡一同生活。在此之前,由于儿子的劝导,罗彩 云在浙江老家和我办了离婚手续。以后她一直和儿子、媳妇生活在一起。 “文化大革放”期间,我被打成牛鬼蛇神,住了三年牛棚七年监狱,无力支付 罗彩云的赡养费,全靠儿子、女儿供养她。有一个时抵明明曾接她母亲到北京住了 一阵。后来也许因为罗彩云是反革命分子叶浅予的老婆,被赶回南京,仍然依靠儿 子生活。 1975年我从秦城监狱释放出来,女儿告诉我她母亲已于1970年某晚吞服了过量 安眠药离开了人间,最后一句遗言是向儿子说:“你们叶家害得我好苦!”听了这 个消息,我神经为之一震,立刻感到自己对此负有严重责任。这是她对生活完全绝 望的控诉,我怎么能无动于衷呢!回首当年由于我的轻举妄动,应了一句名言叫做 “始乱终弃”,我后来又被梁白波、戴爱莲所弃,可以说也应了一句名言叫做“因 果报应”。 我真信什么“始乱终弃”和“因果报应”吗?不!自从和罗彩云办了离婚手续, 我以为再也不欠她什么了。认真回忆1935年那时,我们生活在不同的两极。我要向 上,她却拉我后腿;我在创造精神财富,她却在一百三十六块麻将牌上浪费时间; 我要求灵魂解放,她却拼命往我身上捆绳索。我挣扎得好苦啊!所谓“你们叶家害 得我好苦!”,站在罗彩云的角度看是合乎情理的,然而,从叶浅予的角度看,不 也是挣扎得好苦吗?! 现在是1989年,我正在写婚姻生活的回忆录,首先想到的是罗彩云。是她,使 我切身体验了男女之间爱的基础是什么;是她,使我明白包办婚姻本身就是罪恶, 结婚双方本人不能负责。我之所谓同情或倒隐之心,是封建人道主义的迷药,我曾 被迷药迷住了心窍;我的一些仟诲语言,实际是虚伪的。封建道德不知伤害过多少 人,罗彩云被伤害了,我也被伤害了。个性解放是人的固有权利,谁也无权阻止。 我完全肯定我和梁自波的结合是合乎情理的。至于罗彩云之处于文盲地位,她自己 不能负责,她并没有错,错就错在我对这次婚姻的盲目性。后来一旦清醒,一旦觉 悟,应该坚决纠正,不应该拖泥带水,阴阳怪气地拖累对方。我有内疚,也是实情, 等到变成白发老翁,才来暴露内疚,未免大虚伪了。在罗彩云问题上,我不怕人骂 我害人,也不怕人骂我虚伪,我是徘徊在封建与开放夹缝中的一个怪胎。1954年我 儿子劝他母亲和我办离婚手续,是下一代人挽救上一代人的合理行动,我很感激他 这一大胆的行动,使我卸下了一个沉重的包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