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妇唱天随第四课 1938年,我怀着凄楚的心情独自去香港,监印《日寇暴行实录》,任务完成之 后,回到武汉,武汉已在日寇的包围之中。我随机关撤退到长沙,又在长沙大火之 夜走出长抄,撤到桂林。随后,我再次受命去香港,筹办对外宣传画刊《今日中国》 ,这时广州已沦于敌手,我只能取道越南去香港。同路有两个话剧女演员和我作伴, 我与其中一个发生了感情,初到香港时颇有点神魂颠倒,时相往来,得以解除我的 寂寞感。然而,我思想深处总潜伏着那位才女画家的情影,无法抵抗。最后不得不 割断这一段鲜为人知的感情联系。 在驻港各方的支持下,《今日中国》顺利出版。我作为主编,和香港有关各方 联系广泛。广州沦陷,香港成为孤岛,英国殖民当局由于和中国政府有特殊关系, 对于中国的对外经济文化活动,采取同情和保护的态度,日寇对我们在香港的抗日 活动也无可奈何。 有一天,以宋庆龄为首的保卫中国同盟派秘书廖梦醒大姐来找我,说孙夫人要 为延安的国际医院筹措一笔购置医疗器材的基金,特邀请一位从英国来港的华侨舞 蹈家戴爱莲举办一次表演会,要我在宣传方面给予支援,并替我约定和戴氏见面。 见面的地方是我常去的一家跳舞厅,这舞厅晚上营业,白天闭着,戴氏每天上午在 此练舞编舞。我与她结识后即在一旁观看,有时画点速写,准备为她设计一张舞蹈 晚会的海报。这位舞蹈家身材矮小,舞技娴熟,可是说一口英语,我的英语只有中 学程度,如何对付得了!彼此之间交流思想只好打手势,还有时用图画。一星期之 后,我们成了熟朋友。通过我,她结识了好几个文艺界人士,我还带她到香港湾仔、 官箕湾等渔港去玩,接触城市以外的天地。经过几次活动,我的英文口语渐渐可以 和她对起话来,我们之间去了一层障碍。她说她初到香港,只能和英语阶层交往, 我是她所认识的唯一来自杭城大后方的中国人,所以她对我有特殊的亲切感。我告 诉她,我在和她认识以前,从未和土生华侨有过交往,更没有和一个华侨艺术家接 触过。大概经过半个月光景,我们之间由社会人的关系升华到生物人的关系,速度 相当快,主动权在女方,男方没法抗拒。 通过接触我了解了戴爱莲的身世。她1916年出生在西印度群岛千里达岛(现称 特立尼达)一个三代华侨的家庭中。祖籍广东鹤山(现新会县),祖父小名阿大, 年龄很小就被作为华工招募,因广东话中“大”与“戴”同音,人们叫他“阿戴”, 并认定他姓戴,究竟本来姓什么,他自己也说不清了。父亲名艾石克,母亲姓刘, 也是侨生。爱莲姐妹三人,她最小。因母亲爱好音乐,她自幼受到熏陶,常常在母 亲的琴声中翩翩起舞,父母便把她送进岛上唯一的一所舞蹈学校习舞。十五岁那年, 她随母亲去伦敦定居,就在那儿继续学习舞蹈。不想好景不长,因父亲破产,家境 贫困,她不得不勤工俭学,自己设法谋生。由于学习勤奋,她很快具备了担任舞剧 角色的条件,但她的黄皮肤、黑头发和过于矮小的身材,使许多芭蕾舞团兴趣骤减, 她只能到处打零工,有时甚至因交不起学费而辍学。幸好她的老师——伦敦一位著 名芭蕾舞教授对她很赏识,愿意免费教她,她才坚持学习下去。在伦敦学舞九年, 打下扎实的基础,随后又进入莱斯里·伯·万森办的现代舞工作室学习。在艺术实 践中她把芭蕾舞和现代舞彼此取长补短,创造出十分完美的舞蹈,技艺大进。1936 年至1938年,她有机会随几个著名的现代舞蹈团工作、学习,并经过严格考试,成 了欧洲现代舞权威拉班的学生尤斯所办舞校的学生。靠着努力得来的奖学金刻苦学 习,她终于成为一名既精通芭蕾又掌握现代舞的年轻舞蹈家。抗日战争爆发后,她 返回祖国,第一站到香港,除了因为她姨母在香港外,更主要的是她十分敬仰宋庆 龄。在伦敦她就为“保卫中国同盟”作过募捐,如今,她怀着一颗火热的心,亲自 参加抗战,决心和祖国人民同呼吸,共命运。我是她回到祖国后最亲密的朋友,我 俩的心很快便相通了。 在我们快速的谈情说爱过程中,九龙半岛酒店那场舞蹈表演会是一个重要契机。 我为这次演出尽了最大努力,既是舞台监督,又是服装管理,还请了一位话剧团的 朋友管灯光。廖梦醒是前台经理。我们三个义务劳动者,帮助戴爱莲为祖国的抗日 神圣事业献了艺,筹了款,为保卫中国同盟完成了一个政治任务。 演出之后,戴告诉我,她想去延安,为中国共产党的革命事业献身。我说,我 为《今日中国》继续出版问题也要去重庆向政府请示,我俩可以结伴同行,但要先 确定我们之间的关系,先结婚,后上路。爱莲高兴得像孩子似的把我抱住,连连亲 我,我的反应,当然是欣喜若狂,暗暗自慰。我在地上失去了一个梁白波,从天上 又掉下来一个戴爱莲,丢去了的艺术家庭又可以重建了。 为组织这个家庭,爱建十分主动积极。我们在一个印度人家里租到一间房,作 为短期的窝。宋庆龄亲自当我们的主婚人。她在自己住处为我们举行了一个宴会, 宣布我们结成夫妇。参加宴会的有“同盟”成员爱泼斯坦、廖梦醒、柳无垢、巧茉 菜和今日中国的丁聪、刘邦深。宴毕,新郎新娘乘船到香港澳门之间的渔岛“长洲” 去度“蜜月”,三天后回香港,在新居又举行了一次茶会,招待双方的亲友。戴家 到了姨母李夫人和她的一子一女;叶家到了驻港的文艺界朋友,其中有夏衍、马国 亮、张光宇、张正宁、郁风、黄苗子、盛舜、丁聪、刘邦探和冯亦代等。 一周后,1940年春天,我们踏上回大陆的征途。先措船到广州湾的赤坎镇,然 后赶早步行,我为爱莲雇了乘凉轿,一路连宿遂溪、廉江、陆川三站,然后换乘单 车尾(自行车)奔玉林、资县。在贵县换拖渡走水路到柳州,在柳州坐上湘桂铁路 的火车到达桂林。这一路,自贵县以下的公路因战略关系早已被破坏,所以只能步 行或乘单车尾,走了五天;三天乘拖渡在西江和柳江中行驶,待到柳州,才有条件 享受现代化的交通工具——火车。这一切在我看来司空见惯,爱莲却觉得特别新鲜。 在桂林,我们受到广西艺术馆欧阳予情的接待,看了广西地方戏桂戏的演出。爱莲 初次接触到中国戏曲中的舞蹈身段,爱不忍释,当即下定了学习祖国舞蹈的决心。 三天后离桂林赴重庆,先乘火车到广西的荷池,湘桂铁路到此为止;再换乘去 贵阳的长途汽车,到贵阳又换乘去重庆的汽车。这一路,颠颠簸簸走了五天,若从 广州湾赤坎算起,已经走了十五天了。旅途极其劳累,幸好那时我们都还年轻,我 三十三岁,她二十四岁,要是现在,我们的骨骼早散架了。可是那时,当朋友们从 重庆北岸到南岸来接我们时,我俩依然精神抖擞。 到了重庆,老朋友包围住我们,要看看叶浅予凭什么魅力,骗来一个华侨舞蹈 家。爱莲不懂中国话,见了他们目瞪口呆,只顾问我朋友们议论些什么。我把实话 告诉她,说朋友怀疑我使了骗术把你骗来重庆的。她急了,用英语回答说:“不! 不!是我甘心情愿嫁给他的,他是个好人!”朋友都哈哈大笑。事后,爱莲悄悄对 我说,在香港时,我只认为你是个有才华的画家,到了重庆,看见你有那么多艺术 界朋友,我才知道你是中国有名的画家。我问,你看的东西太多了,路也走得够多 了,可知道你只走了中国西南的一角?她大惑不解,问,若去延安,是否还要走这 么远?我说,岂但远,路还不好走,说不定半路上被截住,送你回重庆哩。她似信 非信,催着我赶快去找周恩来,她说她有一封来庆龄给周恩来的信,介绍她想去延 安的意愿。 武汉时期,国民党履行和共产党联合抗日的诺言,在大本营成立了政治部,部 长是蒋介石的亲信陈诚,周恩来代表共产党担任副部长,负责指导郭沫若第三厅的 文化宣传工作。我是三厅成员,被派在香港工作。武汉撤退后,大本营移驻重庆, 蒋介石翻了脸,把共产党撇在一边,周思来、郭沫若下了台,政治部成了清一色国 民党的天下。我一到重庆,新任厅长就把我召去,问这问那,还问我是不是国民党 员。我说不是,他说这可不行,《今日中国》将另派别人接办,你应回去办移交。 我顺水推舟,立刻送上辞职书,不久就被批准了。在这个过程中,我陪爱莲去见了 恩来。周在化龙桥八路军办事处接见我们,他非常诚恳地告诉我们,大后方更需要 我们,希望我们留在重庆开展工作。我觉得此说有理,因为我这条鱼适合在大后方 的水域里游泳,爱莲的工作又离不开我的帮助,于是决定暂时不去延安,就在重庆 打开局面。 正在此时,日寇向重庆发动连续一周的疲劳大轰炸,二十四小时内夜以继日向 重庆倾泻炸弹。这样继续了一星期,一切生活都被搅乱。起初我们寄住在张家花园 一个朋友家里,第一批炸弹就毁了那座房,只得另找别处。第二批炸弹又毁了我们 寄住的小旅馆,我们一星期搬了三次家。重庆人也真经得起考验,炸毁了旧房,第 三天就能盖起新房住进人。整整一星期的疲劳轰炸,日寇以为中国人会挺不住,可 以乘机逼迫蒋介石投降,岂知中国人就有这股子宁死不屈的硬劲,倒是日本人挺不 住了,疲劳轰炸宣告破产。 爱莲经过这一番火的洗礼,渐渐能适应战时重庆的生活了。她说,这次轰炸, 比之希特勒夜袭伦敦厉害得多。重庆房屋一片片倒坍,伦敦房屋可结实得多;希特 勒逼邱吉尔投降,英国人硬是挺得住,日本人逼蒋介石投降,重庆人虽然付出了重 大代价,可是也挺住了。她觉得这次下决心回祖国来,和重庆人一道接受战争的考 验,心里特别痛快。 轰炸过后不久,在抗建堂举行了一次戴爱莲舞蹈表演会,演出的节目和香港那 次基本相同,使重庆人第一次认识了这位把芭蕾和现代舞蹈揉合在~起的华裔艺术 家。演出后,戴爱莲结识了音乐家马思聪,把马的两个小提琴曲《思乡曲》和《新 疆舞曲》编成两个独舞节民在重庆交响乐团的演奏会上搬上舞台。 这年秋末,我们回到香港,我把这次大后方之行所见所闻的材料画成《重庆行》 漫画八十幅,在香港展出。原拟不久与爱莲一同去新加坡作一次旅行,她表演舞蹈, 我举行画展,然后回香港定居。不料这年年尾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寇进攻香港,我 们被困在九龙山尾村一个农民家中,为时将近一月。后来乘日寇疏散人口之机,和 几个朋友混在难民队伍里,通过澳门、石歧、新会日寇占领区,在江门买了良民证, 走到自由区,在肇庆搭上西江拖渡,回到桂林。在桂林期间,我画成《逃出香港》 二十三幅,纪录这次被困受难的经历。爱莲则拜桂剧名演员小飞燕为师,学得《哑 子背疯》一折,成为以后的保留节目。当时适逢田汉在此组织活剧会演,集中了南 方几个演剧队表演节目,广西艺术馆乘机请爱莲办了一次短期舞蹈班,指导话剧演 员作形体训练。第一课教演员们练习肌肉放松,爱莲只知英语“nelex ”这个词, 不知中国话该怎么讲,幸亏丁聪在场,当了临时翻译员。 香港沦陷后,文艺界朋友先后集中到桂林,保卫中国同盟的爱泼斯坦和巧茉莱 夫妇也从日本集中营逃出,偷渡到了桂林,和我们同住一处民房,后来他们和美联 社取得联系,先期去了重庆。经朋友们的督促和支持,爱莲和艺术馆的一位钢琴家 组织了一次音乐舞蹈表演会。我和香港那两次一样,在后台管服装。说实在的,除 了我,谁也摸不清什么节目该穿什么服装,该用什么道具;也只有我,能适应爱莲 在换服装时的紧张节奏。一些熟朋友笑话我,说我是戴爱莲的“跟包”。跟包者, 京剧“角儿”的专任管事打杂者是也。可我这个跟包,除了在后台为戴爱莲管事打 杂外,还得做饭,当翻译,必要时甚至兼任演出经理和舞台监督。1949年重庆那次 “边疆乐舞大会”,戴爱莲是主演者,我则既是节目组织者又是海报设计者和公共 关系联络者。 1945年,爱莲为育才学校创办舞蹈组,成立了一个民间舞蹈采访组,决定到川 西北和西康去采访藏族乐舞资料。我们两人先期到成都,寻求去西康的关系,同时 我托人卖画,筹集旅费。最后,我们通过西康省政府和康藏贸易公司的双重关系到 了康定。 在康定住了一个月, 爱莲采集到大量藏族乐舞资料,编成了《春游》和 《巴安弦子》两个节目,我写成了《打箭炉日记》四万字,两人双双获得丰收。 1946年我受美国国务院之聘,赴美访问,戴爱莲反过来成为我的跟包,当我的 对外联络员、翻译和画展招待员。但她开表演会,我仍然是她的眼色,而且是乐队 成员,《哑子背疯》的锣鼓点子,就由我来打锣控制节奏。 1943年我们住在四川北温泉时,爱莲是电化教育训练班的舞蹈教师,我作为家 属住在学院的松林宿舍里,因生活艰苦,用不起做饭的阿姨,我们有时在小饭馆包 饭,有时则由我掌灶管两人的饭。这次在纽约期间,因跑唐人街饭馆花钱太多,住 处又有厨房,就仍由我来掌灶。我每星期跑一次唐人街,把一星期副食品奖齐。那 时老舍也在纽约,我们经常请他来共享我做的美味佳肴,一同解馋。 爱莲十五岁离开千里达老家,随母亲在伦敦学舞,1939年母亲去世,她独自跑 到香港,和我结了婚,1947年我四十岁,她三十一岁,她思家心切,决定从美国回 老家去探望父亲和二姐,也让他们见见她从祖国带来的这个老大不小的女婿。这女 婿和她一样有一手吃饭本领,必要时还能做一顿祖国的美味孝敬老岳父和二姨哪! 可惜,千里达的华侨全是两三代的华裔,祖籍广东,自己老家是哪县哪乡都弄不清。 戴家连自己的姓都没了。平常说的英语,满带乡土口音。他们引以为自豪的是出了 一个陈友仁,当过北伐时代武汉政府的外交部长。戴爱莲是回过祖国的唯一舞蹈艺 术家,千里达人民特别欢迎她,不久前她在纽约表演两场节目,千里达报纸一片赞 扬,盼望她回来为故乡表演一场精彩节目。为了表演《春游》和《巴安弦子》,我 们特地从纽约请来一位男伴舞的名叫乔治。演出那天,我照例只能躲在后台管服装, 但为了显示戴家女婿不是一个平凡的人,我们把我在纽约展览过的画全部带来,在 爱莲的表演会前几天展出。岳父虽穷,还搜索钱柜,买下了我的一幅画。 回纽约时,海关检查行李,发现爱莲衣箱里装的都是花花绿绿奇形怪状的服装, 以为我们是服装贩卖商,要上税,经再三说明她是舞蹈演员,是表演节目用的舞台 服装,才免税通过了关卡。 1949年春北平解放,7 月举行全国文学艺术界代表大会,解放区和国统区两支 队伍会师,成立了文学艺术联合会和各协会,我当了美协副主席,爱莲参加华北大 学文工团,当了舞蹈组的领导。1950年文化部聘请爱莲任北京舞蹈学校校长。秋末, 我受命参加民族访问团去新疆,冬天回来,冷不防戴爱莲向我提出离婚,这真像晴 天霹雳,使我大吃一惊。我问为什么?她说,她已爱上别人了。我问是谁,她说是 个在我家住过的青年舞蹈家。我明白了,我这个高级跟包,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已 不再符合她的需要。捏指一算,从1940年到1950年,我们在一起生活整整十年。 翻阅画筐,发现1944年在四川北温泉松林宿舍画的一幅题为《松林人物志》的 画,其中有一对走江湖的夫妇,女的跳舞,男的击鼓,那就是我们两人生活的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