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3．去向决择

　　面临毕业的杨宪益去向何处？他有几个选择，其中最主要的是两个：一个是去
美国继续深造古典希腊文和拉丁文，另一个是去西南联大教书。

　　1940年春，一位哈佛大学的美国学者巴列特（Barlett ）突然给杨宪益写了一
封信( 巴列特曾在牛津大学当过研究生，认识杨宪益) ，信中说如果杨宪益想继续
学习古典希腊文和拉丁文的话，哈佛大学可以邀请他担任中文助教，他可以一面深
造希腊拉丁文，一面工作，生活费学费都不用发愁，将来毕业以后就留在哈佛大学
教书( 杨宪益访谈，1994年4 月23日，北京百万庄) 。这可真是一个天外的" 福音
" ！对于所有的中国留学生来说到美国第一流的哈佛大学去深造自己的专业都是一
个不可多得的机会，何况对方提出了如此优惠的条件！可是杨宪益回信谢绝了巴列
特的好意。杨宪益在英文自传中说：

　　尽管我在英国已经呆了六年而且很少给国内的妈妈和妹妹们写信，但我始终知
道牛津毕业后我会回到中国。我从没有怀疑过这一点，即使中日战争使一切都变了
样儿。我知道我回不了天津的老家了，因为它已经被日本占领。但我还是必须回到
中国--那就意味着我必须到内地去，到我从未去过的地方，直到中国从她的侵略者
手中获得自由的那一天。（杨宪益：《白虎星照命》P88,雷音译）

　　这是杨宪益给自己选定的路，他的确从没有怀疑过这一点。在收到巴列特信的
同时杨宪益又收到了来自中国西南边陲昆明的一封信，那是西南联大给他的聘书，
聘请杨宪益担任古希腊文和拉丁文的教授。原来，是两个从未谋面的著名学者兼教
授向西南联大校方推荐了杨宪益。一位是作家沈从文，当时他在中文系教书，是杨
宪益小妹妹杨苡的老师。他从杨苡口中知道了杨宪益其人其事，对他很感兴趣。另
一位就是吴宓。吴宓和杨宪益的渊源是杨宪益的同窗好友兼诗友廉士聪搭的桥( 《
吴宓日记》（36-38 年）中记有廉士聪与吴宓的往来) 。廉士聪特地向吴宓推荐杨
宪益并把杨在高中时期写的五言古体诗拿给吴宓看，吴宓看过这位年仅十七、八岁
的高中生的诗后大为欣赏，他对杨宪益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当时西南联大正准备开
一门教授古希腊和拉丁文语言和文学的课，想聘请这方面的人材，沈从文和吴宓教
授就热心地向校方推荐了杨宪益。杨宪益接到聘书后立刻决定：接受邀请，到西南
联大去（后来杨宪益没能去成西南联大，他与沈、吴这两位好心的前辈学者也未见
面。直到几十年后杨宪益与沈从文在北京政协会议上才互相认识，而与吴宓先生却
最终缘铿一面！）。

　　作出到中国内地去的决定以后，对自己的爱人格莱迪丝能否吃得了那里的苦杨
宪益心中并不是没有怀疑。采访中杨宪益说：我们那个时候也有难的选择。我觉得
中国那个时候的情况是很艰苦的，什么也没有。尤其是我们不是回到天津或者上海
那样的环境里去，也不是回到北京那样的环境里去。我们是到一个我们所不知道的
内地去。听说那都是很糟糕很落后的地方。我就怀疑乃迭（格莱迪丝的中文名字）
受不受得了这个物质的苦。我是预备回国去受苦的。我就是怀疑她受不受得了。所
以我跟她谈过好几次。我说你看怎么样？跟我订婚结婚，我们不是一块儿到美国去，
而是到中国去，而且是到中国的内地去，这个你能不能？后来她说我还是坚决地跟
你一块儿到中国去。这样子所以我们就决定一块儿走。（杨宪益访问谈话，1994年
4 月23日，北京）

　　格莱迪丝的抉择的确比杨宪益要困难得多。杨宪益毕竟是回到自己的祖国去。
内地再苦，也是自己的国土，还有千千万万的同胞与自己同甘共苦；而格莱迪丝却
不同，她是要去到一个完全陌生的贫穷落后的地方，与一个完全不同的文化和民族
融合在一起，何况那个国家还正在打仗！她周围的人对她的抉择都大为惊奇，她的
母亲更是明确表示对她的订婚持保留态度。唯有她的父亲--老泰勒先生祝福她，愿
他们两人永远相爱。但是泰勒先生仍然告诫自己的女儿：先别忙着结婚。一定要在
中国的内地住上几年。如果觉得可以受得了那个苦，再结婚( 杨敏如访谈，1994年
6 月11日，北京三里河) 。

　　在格莱迪丝申请去中国的护照签证时，有一段签证官员与她的对话，这段对话
说明了格莱迪丝当时的举动在一般人心目中是多么" 出格" ：官员问：为什么一个
年仅21岁芳龄的年青姑娘要在那个时候（战争时期）去中国？

　　" 我要去中国一所大学任教，我有合约" 。

　　" 您不能相信中国人的合约。我们将不得不由政府出钱将您带回。" " 我跟一
个中国人订了婚，我们将一起去。" " 您要是发现他早已有两位太太了呢？那我们
将不得不由政府出钱将您带回。" " 我父亲在中国，为工业合作组织工作。" " 那
就另当别论了。" 那个官员听说了这个情况才算放下心来，给她签了证。( 戴乃迭
：《我觉得我有两个祖国》，李晶译，《上海文汇读书周报》2002年6 月7 日)

　　格莱迪丝决定和杨宪益一起回到战火纷飞的中国不仅显示了她对杨宪益的坚如
铁石的爱情，也显示了她对中国和中国人民的一片赤诚之心。杨宪益内心感到极大
的安慰，大大缓解了他离别牛津的惆怅。他在自传中说：

　　战争的气氛已笼罩了天空，英国完全变了，再也不是以前那个安静、和平的地
方。……那时牛津大学已经变的认不出来了。我所有的大学的老朋友都走了。许多
人参军当了少尉，从此断了音讯，成了战争的第一批伤亡者。……我结束了最后的
考试，该离别了。我离开牛津没有任何的遗憾，因为有格莱迪丝陪我一起回去。（
杨宪益：《白虎星照命》，P87,91, 雷音译）

　　四十多年之后，对于当年的抉择，戴乃迭用精辟简洁的语言概括说：" 不同于
过去许多的外国友人，我来中国不是为了革命，也不是为了学习中国的经验，而是
出于我对宪益的爱，我自己儿时在北京的美好回忆，以及我对中国古代文化的仰慕
之情。"(戴乃迭：《我觉得我有两个祖国》，李晶译，上海文汇读书周报，2002年
6 月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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