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1．民选馆长

　　1949年初，南京国立编译馆馆长赵士卿博士（原来的馆长陈可忠博士当时离开
了编译馆。49年以后，陈可忠担任了台湾编译馆馆长）突然不告而别，跑到上海大
学里教书去了。赵博士留学德国，是个化学家，与著名诗人冯至是好朋友。赵是国
民党员，还是本单位国民党的书记（在国民党统治下许多大单位的" 第一把手" 必
须是国民党党员，这一点和日后共产党的做法相似）。他对共产党即将渡江感到恐
惧。杨宪益在自传中说：他知道国民党政府即将垮台，不愿意在共产党到来时面对
自己馆内这批贫穷而愤怒的人。这样一来，编译馆陷于" 群龙无首" 的处境。当时
的编译馆" 员工福利会" （" 员工福利会" 是编译馆全体员工为保护自身利益而自
发组织的，杨宪益是福利会主席）出面主持了一个全馆职工大会，决定选出一个临
时馆长以维持局面。那天到会的有二百多人，实行公开的民主选举。监票人把每个
人的选票集中起来后由唱票人把得票者写在黑板上，最后统计。结果是杨宪益得票
最多。这是有史以来编译馆的第一次民主选举，意义重大。一个同事曾画了一幅漫
画，记录这次" 民选" 实况。杨宪益在自传中说：

　　国立编译馆的馆长历来都是由国民党政府指派的，并且必须是国民党党员。我
成了唯一不是政府指派、也不是国民党党员的馆长。（杨宪益：《白虎星照命》，
P164）

　　既然当了馆长，就得对这二百多号人负责。这时，南京城已经一片混乱，政府
机关瘫痪，国民党的高官们陆陆续续都离开南京，逃往台湾了。国立编译馆的上级
部门教育部的部长杭立武也准备飞台湾。编译馆的同事得知这一消息，建议杨宪益
在杭立武临走之前去见他一面，请他留些钱给大家渡过难关。杨宪益去了。他以编
译馆的民选馆长的名义去见了这位多年来都十分善待他的" 学长" 。杨宪益回忆说
：

　　我对杭立武说，我们的馆长跑了，群众要我做代理馆长。虽然上面没有批下来，
可是我得暂时对这些人负责。你们要走了，下个月工资不发的话，大家都要饿饭，
怎么办？他说那我给你开一些钱吧。杭立武很大方，开了两百多人的两个月的工资
给我。交给我拿回去给了编译馆。这样子安定了一下人心。那时候南京非常紧张，
物价膨胀的厉害。早上发的金元卷，到了下午只等于这钱的一半，两三天以后只等
于十分之一了。所以大家拿了工资都跑到马路上去买大头，换银元，换美金。我们
每个人都是这样做，到街上去换钱。那时候已经紧张到那个程度了。大家都是怕要
饿饭。（杨宪益口述，1994年5 月9 日，北京）

　　杭立武虽然对杨宪益这个民选馆长的合法性没有表态，但是却在最后关头支持
了他。这笔钱使编译馆的多数员工留了下来，安心等待到解放的那一天。杭立武与
杨宪益见面那天，恰是他留在南京的最后一天。他与杨宪益作了最后一次交心的谈
话。杨宪益回忆说：

　　杭立武跟我说，看起来共产党要渡江。我们还是躲一躲好。他跟我说的很坦率。
他说我已经听说北大哲学系的教授已经挨斗了。共产党来了我们知识分子一定没有
好日子过。还是走吧，跟我们一块儿走。杭立武倒是很够朋友，临走头一天还跟我
说：" 第二天早上我就有飞机，我就要走了。你跟乃迭两个人加上孩子，跟我一块
儿来罢。你不要带多的东西，只带一个箱子，别的东西就扔了。一块儿坐飞机走罢。
" 我谢了他。我那个时候很坦然，因为我已经跟地下共产党有了联系，我不害怕。
这个话当然不能明白的跟他说。我就跟他说我还是再呆几个月看一看，再观望观望，
我想一下子对我们不至于会怎么样，要不行的话我再走。我就谢绝他了。（杨宪益
口述，1994年5 月9 日，北京）

　　杭立武走了，从此与杨宪益永别。今天，当内战的烽烟平息五十多年之后，对
国共两党用武装斗争的方式来争夺和交接权力的" 玄黄之变" ，后人们可以看的更
清醒更超脱。对于国共两党的争端，作家李锐说了一段话：" 由于国共两党在内外
交迫的历史限定下，都各自坚持了以武装斗争夺取国家政权的道路，所以在一场反
复的、你死我活的军事较量中，已经预先排除了任何现代意义上的政党政治，已经
预先排除了相互间合法生存的可能；没有对国家合法地位的承认，也就没有任何"
宪政" 的可能。所谓的民主和自由就变成消灭对手之后的" 理想" 假设。" 当年，
由于政权更替导致中国知识分子的这一场" 走" 与" 留" 的抉择，李锐称之为" 新
文化的生死劫" 。正如李锐所说，" 面对着城外隆隆的炮声，所有对于主义的探讨、
设想，所有对于思想的追问、争论，所有写在纸上的判断、推理，全都变得无足轻
重，全都简化成一个迫在眉睫的生死抉择--走，还是留下？"(李锐：《新文化的生
死劫》，载《读书》1999年第6 期) 从此，同是诞生于西方文化的影响和冲击下的
两种主义--中国的三民主义和中国式的共产主义以及代表他们的两个政党及其知识
分子分流了，他们中的一部分人从此浪迹天涯，至死也无法回到自己的父母之邦。
而留在大陆的另一部分人则经历了" 脱胎换骨" 的生死磨难。

　　1949年的3 月底，南京似乎隐约听到了长江对岸解放军的隆隆炮声。但是，对
于大多数老百姓来说，他们不存在" 走" 与" 留" 的选择问题。因为他们没有" 选
择" 的资本，没有任何可供选择的经济上和政治上的" 条件" ；他们唯有一条路--
接受" 现实" 。而杨宪益不同，他在最后一刻仍然有" 选择" 的条件和可能，但他
选择了" 留下" 。日后的历史将证明杨宪益为自己的选择承担了" 当时难以预计的
后果" 。( 钱理群：《1948：天地玄黄》，山东教育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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