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北京时期（上）（1952-1966）

                            71．新事业的召唤

　　1952年10月的北京，天空湛蓝，古木参天。浓荫婆娑之中绿瓦红墙的古建筑时
隐时现，高大的古城墙在落日之中显得格外壮丽，宁静的小胡同纵横阡陌，遍布全
城，与庄严辉煌的皇家紫禁城相映成趣。这座美丽的古都是戴乃迭的诞生地，旧地
重游，引起她多少童年的回忆和遐想！杨宪益和戴乃迭一下子就爱上了北京。杨宪
益在自传中说：

　　解放后的北京给我们的印象非常好。尽管我的出生地天津离北京不远，但我在
童少年时代只去过北京两三次。我喜欢旧北京，但是它满是灰尘，不太干净。但是
这座古城一解放就马上变得清洁起来。而且，它基本上保存着旧时的美丽：有许多
称作" 胡同" 的静谧的小街和古董铺和旧书店，那时古城墙也没有被毁掉。1952年
这里开展了一场爱国卫生运动，整个城市一尘不染。人民对新政权很满意。年轻人
对未来更是充满了热情。（杨宪益：《白虎星照命》，P186, 雷音译）

　　杨宪益和戴乃迭一到北京马上就投入到亚太和平会议（会议日期是10月2 日至
10月13日）的工作中。可刚报到没两天，领导又把他们俩从会议抽调出来，专门为
宋庆龄编辑她的英文版文集《为新中国而奋斗》。杨宪益和戴乃迭很快就完成了任
务。赶在会议结束之前把这本文集发给了每一位与会代表（宋庆龄也送给杨宪益和
戴乃迭两本由她亲自签名的文集以表示感谢他们的工作）。

　　短暂的北京逗留期间，他们与许多学术界的老朋友见了面。朋友们力劝他们到
北京来。北大历史系的向达动员他们到北大工作，北京外语学院英语系主任初大告
教授（也是留英时认识的朋友）劝他们到外国语学院教书。其中动员他们最积极、
要求最迫切的却是一个新认识的朋友--刘尊棋。

　　刘尊棋刚解放时也在南京，他在军管会新闻处当副处长。但杨宪益并不认识他。
后来他调任北京中央人民政府新闻总署国际新闻局副局长。在亚太和平会议工作期
间他是杨宪益的顶头上司。但他毫无" 官架子" ，为人谦和，办事能干。他虽然是
副局长，但却是国际新闻局的实际当家人（局长乔冠华另有任务）。为了搭好对外
宣传机构的班子，刘尊棋从全国各地拉来了许多外语人才。著名作家萧乾、诗人徐
迟、冯亦代、李荒芜等都是他的" 部下" 。当时，国际新闻局刚刚改组为" 外文出
版社" 。刘尊棋任副社长兼《人民中国》的总编辑。刚满41岁正当壮年的刘尊棋对
新中国的对外文化出版事业有一个宏伟的计划。正是这个宏伟的计划吸引了杨宪益。
他回忆说：

　　刘尊棋是个很能干的人。他很会用人，也很会拉人。他在上海、北京拉了很多
不错的编辑人才和翻译人才。他拼命地要拉我们参加这个外文出版社。（刘尊棋）
说是要搞一个像商务印书馆那样子的，不过都是外文的，对外的，有系统的介绍中
国的文化。我说这个我倒有兴趣。刘尊棋跟我商量，他说你到这儿来，主要由你们
负责，我再安排一两个年轻编辑跟你合作。我们初步想把古典文学名著从《诗经》
《楚辞》那个时候开始吧，一直到清末，古典文学我们想选一百五十种。当代文学
从鲁迅起到现在再选一百种。我觉得这个计划我倒是很有兴趣。所以我就同意了。
（杨宪益访谈，1994年5 月16日）

　　这是一个庞大而宏伟的计划！这个计划足以使杨宪益为之怦然心动，它的制定
渊于一个伟大的理想：把中国的独有的文化介绍到西方，促使东西方文化的真正交
流和融合。杨宪益愿意为实现这一理想付出毕生的精力！三十年代在英国牛津时，
作为学生的杨宪益就翻译了楚辞《离骚》，他的直接动机是想让老师布伦顿知道"
我们中国也有伟大的文化传统" 。回国后，他在重庆中央大学分校教书时又利用业
余时间翻译了《儒林外史》和《阿Q 正传》。后来他到国立编译馆又开始了更为雄
伟的工作：翻译历史巨著《资治通鉴》。现在，刘尊棋向他描画的事业上的前景正
合乎他二十多年来时断时续但从未放弃过的理想。这一次，刘尊棋向他提出了实现
理想的道路。正是刘尊棋的建议促成了戴乃迭和杨宪益这一对中西合璧的最佳翻译
拍档的正式形成。从此，戴乃迭和杨宪益几十年如一日的亲密合作，推出了质、量
双高的中国古典和现代文学作品的译作。

　　戴乃迭和杨宪益一样兴奋：她可以和丈夫在一起合作，从事他们心爱的事业了！
当初，她之所以义无反顾地抛弃一切来到中国，除了对杨宪益的爱以外，一个重要
因素是她对中国文化的仰慕之情（她对中国文化终生不渝的热爱和呵护足以使许多
中国人感到相形见绌，这一点后文还要谈到）。他们果断地谢绝了复旦大学的邀请，
辞去了南京市政协副秘书长的职务和南京大学的工作，折价卖掉了刚刚买来不久的
房子，全家搬到北京来了。

　　搬家到北京，有一件曲折事值得说一说：当时的上级领导有一个奇怪的规定：
杨宪益一家只许从南京直达北京，中途不能在别的地方停留。杨宪益在回忆中特地
说起了这件事：

　　那时候调工作，从一个地方到北京，只能直接到北京来，不能路上到别的地方。
不知道是为什么，大概刚解放不久，警惕性比较高。我说我们的老家在天津，我母
亲我妹妹都在天津，我总得到天津去看一下子。多少年没见面了，他们一直也没看
到我们的小孩儿。结果柯庆施还特别作了照顾，说是你可以特许，特别允许我从南
京先到天津住个几天，然后再到北京来。（杨宪益访谈，1994年5 月14日）

　　事隔几十年，杨宪益还是不明白到底是哪一级" 组织" 不允许他们一家顺路去
天津老家，不允许的理由又是什么？他的一个朋友、当时在南京军管会文艺处任"
总干事" 的邹霆说出了事实真相：原来这个规定是南京市公安局做出的( 邹霆：《
永远的求索》，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戴乃迭作为一个" 外籍公民" ，她的行动
一直受到公安局的严格限制，几十年来她一直是被当作" 准间谍" 对待的（当时几
乎所有外籍人都是如此待遇）。戴乃迭在南京时，她的行动就受到限制。有一次她
为了去一下玄武门，还得特别向公安局" 申请" 报告( 邹霆：《永远的求索》，华
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而杨宪益在这个问题上却显得非常糊涂。公安机关的某些人
对他们早已经" 另眼看待" 了，他却浑然不知。几十年之后说起这个问题来，他仍
然是那么语焉不详。

　　1999年11月，当戴乃迭去世以后，一位与她共事几十年的外文局同事说了这么
一段话，代表了国内许多人的共同心情：" 现在看来，戴乃迭除了是个翻译家以外，
就是个普通的母亲和妻子，她就是个" 家庭妇女" ，可我们却一直虎视眈眈地盯着
她，以为她肩负着外国的某种' 特殊使命' ，真是天大的笑话！" 这番" 盖棺论定
" 的话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戴乃迭在中国的处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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