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7．山雨欲来风满楼

　　杨宪益在自传中对文化大革命的最终到来有两段很重要的话：

　　对于许多不了解中国近几十年历史的境外人士来说，" 文化革命" 的同义词就
是" 疯狂" 。他们认为，只有在1960年代后半期到1970年代的前半期中国才走向了
疯狂。实际上，这种疯狂早在十年前就开始了。也许是毛主席和其他的老革命被绝
对权利冲昏了头；也许是毛主席感到自己年纪老了，想加快社会主义革命的步伐，
以便在他死以前可以看到共产主义在全世界的胜利。总之，从1955年的肃清暗藏的
反革命运动开始，到1957年的反右运动，再到1959年的大跃进运动，连续不断的开
展政治运动，没有片刻的喘息。整个国家变的越来越激进。中国知识分子的社会地
位降的越来越低。我并不是说，这四十多年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没有取得
某些重要的成就，尤其是在工业和军事力量方面。但是，我们付出了什么样的代价
呀！（杨宪益《白虎星照命》，205 页，雷音译）

　　文化大革命仅仅是这一系列重大事件的最高潮，是整个事态达到的极点，而不
是由一小撮野心家阴谋家妄想篡权的偶然事件。尽管文化大革命以雷霆万钧之力爆
发于1966年的夏天，但在一、两年之前，人们就感觉到一场可怕的暴风雨将要来临。
实际上，自反右运动以来，党的趋向就是越来越左；加之十年前在1950年代中期进
行的工业、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全国范围的肃反运动，斗争会，大字报的兴起等
等，所有的" 文革" 的配料都已经齐全了。整个国家，尤其是青年人，都已经培训
完毕，时刻准备开始这场疯狂的试验。只待毛主席在天安门上一声号令，就能点燃
冲天的大火。（杨宪益：《白虎星照命》，216 页，雷音译）

　　这两段话，深刻而形象地概括了中共在解放后几十年的历史走向。杨宪益驳斥
了官方的所谓文革是" 一小撮野心家阴谋家" 妄图篡夺国家权力的谎言。尤其是他
提出了" 一代青年人被训练出来，成为这场' 大革命' 的先锋和炮灰" 这一历史现
象，引人深思（直到今天，关于" 文革" 的起源和反思文革这两个命题远远没有得
到彻底的揭示和总结）。

　　杨宪益在自传中谈到了他早就预感到自己要" 出事" ，一系列迹象表明，" 斧
子" 正高悬在他的头顶，随时都会砍下来。

　　第一个事例是他翻译的《史记选》被封存，有关部门明确告诉他，接到" 上面
" 通知，凡署名' 杨宪益' 翻译的著作暂时都不能付印。

　　第二件事是他被取消了第三届全国作协大会和文代会代表资格。已经发给他的
代表证被收回，没有给他任何解释。

　　第三件事更严重：他被取消了工作的权利。还在1965年，" 上面" 就通知他，
停止《红楼梦》的翻译工作，也不再做任何别的翻译工作。这就是说，杨宪益连"
控制使用" 的资格也被取消了！杨宪益已经完全落入和" 地富反坏右" 相差无几的
地步了！

　　尽管杨宪益是一个豁达的人，但是如此一步紧逼一步的针对他的警报声使他再
也不能掉以轻心。在文革以前很长一段时间，杨宪益就开始过着阴云密布的日子了
；如今，他更感到一阵阵的风声鹤唳，不知道哪一天就会大难临头。他把这种终日
悬心的日子比喻成" 每日都感到有一把斧头高悬在头顶" 。他写道：

　　我知道，斧头就要砍下来了。但是，它还要等一等，直到1966年的夏天，毛主
席一声呼唤，号召所有的红卫兵开始文化大革命的那一天。（杨宪益：《白虎星照
命》，217 页，雷音译）

　　在那一段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日子里，杨宪益十分关注局势的发展。他分析每一
个大批判的动向。当时，毛泽东直接推动了" 上层建筑" 各个领域的阶级斗争，发
起了一系列的大批判。不妨简单回顾一下文革前夕越刮越烈的" 阶级斗争台风" ：
哲学界批判了杨献珍的" 合二为一" 论；史学界批判翦伯赞的" 清官论" 和" 让步
政策" ；戏剧界批判了孟超的" 李慧娘" 、田汉的" 谢瑶环" 和夏衍的" 赛金花"
等戏；电影界则批判了" 早春二月""舞台姐妹""北国江南""逆风千里""兵临城下""
抓壮丁" 等一大批影片；最后，1965年11月，上海《文汇报》发表了由姚文元秉承
毛泽东的旨意写下的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拉
开了" 文化大革命" 的序幕。

　　1966年2 月，江青在上海召开了" 部队文艺座谈会" ，写了座谈会" 纪要" 。
提出文艺界建国后十五年来，" 被一条与毛主席思想相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
线专了我们的政" 。

　　3 月28日和30日，毛泽东在两次与康生等人的谈话中批判彭真五人小组的《二
月提纲》，还点名说" 三家村札记" 和《燕山夜话》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毛泽东
提出" 打倒阎王，解放小鬼" ，号召各地" 造中央的反" ，" 大闹天宫" 。

　　4 月16日，《北京日报》发表《关于" 三家村" 和〈燕山夜话〉的批判》。该
批判被指责为中共北京市委" 舍车保帅" 的阴谋。

　　5 月5 日，毛泽东在会见阿尔巴尼亚的谢胡时说：" 头一个可能是反革命专政，
反革命复辟。" 会见在场的有周恩来、林彪、邓小平、伍修权。

　　5 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文革纲领性文件"5．16通知" 。

　　5 月18日，林彪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发表著名的"5．18讲话" 。大谈" 反
革命政变" 。

　　5 月18日，就在林彪讲话的同一天，" 三家村" 的主要执笔人邓拓自杀。

　　5 月23日，毛泽东的秘书田家英自杀。邓拓和田家英是文革的第一批牺牲者。
他们的自戕，预示着文革的" 血雨腥风" 的性质。

　　5 月25日，在康生的操纵下，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人贴出《宋硕、陆平、彭佩云
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了什么？》的大字报。毛泽东看到康生送给他的大字报底稿后，
将其誉为" 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 ，并决定向全国广播。

　　6 月1 日，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向全国广播。从此，爆发了震惊全世界的" 文
化大革命" ！

　　尽管以上某些重大事件是后来才公布于众的，但是每一天的报纸都传来这种信
息：绳索越拉越紧了！当时的杨宪益，还没有被剥夺和大家一起参加政治学习的权
利。他看到《北京日报》上批判了《燕山夜话》以后，猛然想起自己在1964年曾为
《北京晚报》写过一篇《说龙》的杂文，该文引用" 叶公好龙" 的典故，讽刺某些
口头革命派。既然" 三家村" 和《燕山夜话》都被批成反党反社会主义，那他这篇
文章也肯定" 在劫难逃" 。于是，他在学习中主动批判自己的这篇文章是" 毒草" ，
并表示" 欢迎同志们批判" ⒃。这件事虽然不大，却很重要。它显示了杨宪益的心
理变化。解放后，中国知识分子受到了一次又一次的" 洗脑" 。由于杨宪益的" 反
蒋" 光荣历史和他政协副秘书长的特殊地位，他没有参加这些" 思想改造" 的运动。
故而，他的思想较少受到" 改造" ，保持了一个" 独立思考" 的头脑，使他能在许
多问题上得出迥异于官方的结论。但是，当" 阶级斗争的强台风" 越刮越猛，整个
国家都在风暴前颤抖时，注定要第一个遭难的杨宪益们的心境和思维就再也不可能
保持正常和平静了。" 终日战战兢兢，过着朝不保夕的日子" 就是他们日常生活的
写照。在" 高悬的斧头" 威胁下，坚强如杨宪益者，也做出了" 主动自我批判" 的
姿态。这个行动，反映了政治高压的可怖，也反映了他的心理开始被扭曲了的事实。

　　关于当时知识分子的心态，杨宪益在回忆中，曾谈到了文革前的老舍。从他与
老舍的一次简短相遇中，可以看出老舍" 胆战心惊" 的精神状态：

　　文革刚要开始的时候，我在理发店里头看见他（老舍）在理发。我就跟他说刚
看了个苏联电影（雷注：当时内部常播放一些苏联电影以供批判），那个片子你看
了吗，他说我看了。我说那个电影拍的很不错呢。他忽然就紧张起来了。他哆嗦着
说恐怕思想上立场上有点问题，有点问题。我觉得他的紧跟是假装的，我说你是假
装的，你要假装立场坚定，我心里想。他说的好像不是真话，胆子太小了。我们在
理发店里随便聊天，有什么关系？他就不敢说。那个时候老舍就是这样的。还有就
是周恩来那次在那儿讲他家里的生平变化，老舍在那里吓的不得了。一个是萧乾，
一个老舍，简直像耗子看见猫似的那么紧张……后来老舍在文革中挨了一顿揍，去
世了，我听了很难过，我很同情他。（杨宪益访谈，1994年5 月16日）

　　那一次，杨宪益从老舍谈起，进一步涉及到了文艺界其他老知识分子：

　　老舍解放前并不是怎么特别进步。人是非常聪明，的确是有才华。从前写的小
说《老张的哲学》、《赵子曰》写得的确好。还写过一个《猫城记》，是有点讽刺
苏联、延安那样的什么人说话都是一个调子，带点讽刺极权主义的。但是呢，《猫
城记》解放以后说是老舍的一个败笔。虽然西方有翻译本，可是在国内从来不宣传
也不提这本书。解放后，老舍的东西越写越糟。越写越糟的原因是共产党要他写什
么宣传，他就按照那个道理来写。什么《龙须沟》啦，《方珍珠》啦，以及更糟的
就是到朝鲜前线写的那些东西了，跟巴金一样。他们那个时候写的东西都不是心里
头的自己的想法。不过老舍本人当然有他可以原谅的一点，就是他真害怕。共产党
来了以后他真不知道怎么样才好。真是觉得我要得罪了共产党，共产党也许就要把
我打死了。他作为一个少数民族，作为满族人的后代的确有这个。我看过一个他没
有写完的带点自述性质的东西叫《正红旗下》，就是谈他们家里头的事情。他们那
个时候很害怕汉人反对满人，杀满人。他小时候那个印象很深刻，就是汉人不能得
罪；汉人的统治者就更不能得罪。他始终是有点这个样子。所以有的时候他讲的话
呢有点言不由衷，解放以后写的东西有点好像不是他真正想说的话。可是我们汉族
那个时候也那样子。比如说巴金，解放以后也写不出好东西了。那个时候也是吹捧。
吹捧有两种，一种是害怕，还有一种是由于那个时候我们大家对共产党的热情有点
冲昏头脑，所以都是歌功颂德的一套东西。郭沫若也是那么写，巴金也是那么写，
曹禺也是那么写，还有好多人都是那么写；结果都没有写出像样的作品。（杨宪益
访谈，1994年5 月16日）

　　杨宪益的这个回忆从一个独特的视角观察了老舍，揭示了解放以后，战战兢兢
的作家们在失去" 创作自由" 之后，创作生命" 集体死亡" 的残酷事实。他的回忆
对研究文革前夕知识分子的真实心态和研究老舍提供了宝贵的第一手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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