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5章 1900年以前,除帝国主义盘踞的租界以外,中国各城市都没有正式的警察, 而由驻防军队和衙门中的捕役担任维持“治安”的任务。袁世凯一到直隶,就把 “仿照西法编练巡警”作为“新政”的要务之一。1902年5月,他托日本驻华 公使聘请日本警视厅警官三浦喜传为警务顾问,同时派赵秉钧和三浦一起“参照东 西成法”,拟定警务章程。在保定创办巡警局,以赵秉均为总办。赵秉均创办了巡 警学堂,迅速地组织起一支五百人的巡警队,分布于保定城厢内外,维护所谓“治 安”。不久,清政府命令各省仿照直隶警务章程试办巡警。 1902年8月,八国联军交还天津,并附带种种苛刻条件,其中一条规定, 中国军队不得于天津城周围二十里以内驻扎。为适应帝国主义的规定,又要实行对 人民的监督和镇压,袁世凯将其训练的新军三千人改编为巡警,“授以巡警管理各 法”,以半数驻天津,成立南段巡警局,派赵秉钧为总办,以另一半分驻塘沽、山 海关各处,称北段巡警局,派刘金标为总办。又聘请日本警官伊藤次郎为巡警总局 帮办,原田俊三郎为顾问。在原田和伊藤的指导下,赵秉钧在天津“画区域,清户 口,督率官弁兵丁昼夜巡守”。不久,又组成天津侦探队(后改组扩大为探访局)。 又创办天津巡警学堂,1903年底将保定巡警学堂并入,更名为“北洋巡警学堂”, “造就通省巡警官弁”,以三浦为总教习,和泉正藏、中岛比多吉、河崎武、小川 胜猪、葛上德五郎、天野健藏等日本警官为教习。此后,袁世凯又命令各州县设立 “巡警传习所”(后改名“巡警教练所”),在全省建立起警察网,成为镇压人民 的工具。巡警到处敲诈勒索,鱼肉人民。“侦探队”更是无恶不作。据当时报纸揭 露:“北洋侦探因贪功之故,偶有可疑之人,不问平日操业若何,即指为秘密党, 拘之于狱。既入狱后,又闻有用刑迫其供认者,生死不明,殊骇人观听。”②袁世 凯并不以控制直隶警政为满足,还不遗余力地夺取北京的警权。在八国联军占领北 京期间,旗饷中断了数月,日本人乔口勇马和川岛流浪速招练巡警,旗人应募者甚 多,所以“内城巡警多旗人”。③工巡局成立后,毓朗为总监,由肃亲王善耆直接 掌握。满人或汉军旗人充当警官。这些警官,多是日本弘文学院和北京警务学堂的 毕业生。北京警务学堂由善耆督办,川岛浪速担任监督。1905年9月,革命党 人吴樾在北京正阳门车站用炸弹轰炸出洋考察政治的五大臣,举朝震惊。袁世凯乘 机插手北京警政。他一面推荐赵秉钧偕同天津侦探队长杨以德进京“协助破案”, 一面建议设巡警部。10月,巡警部成立。经他保荐徐世昌为尚书,赵秉钧为右侍 郎,毓朗为左侍郎。参丞有张元奇、钱能训、吴廷燮。赵秉钧的特务“才干”,超 过他的主子袁世凯和徐世昌。他对北京的警政“事皆亲躬经理。时常便服外出,私 行考察一切”,④次年1月,他又奏请从天津、保定抽调巡警官兵一千余人进京, 改组北京巡警机构,成立内外城巡警厅,以荣勋、朱启钤为厅丞,把北京的警权完 全夺到袁党手中,再加上不久袁世凯入京担任军机大臣,暗中极力扶植赵秉钧,因 此使善耆“地位颇危,仅乃能保”。⑤赵秉钧把侦探巡警布置到各个角落,不仅广 大人民受其迫害,就是达官贵人的日常言行都不能逃出他的监察,甚至宫廷的动静 也在被注视之列,所有情报都能及时送到袁世凯的手中。因此,袁对京城的政治行 情一清二楚。在揣摸西太后的旨意,“得君行权”方面,他大大超过了李鸿章,形 成所谓“有奏必行,权倾中外”的局面,因而使他在统治集团内部的政争中经常占 上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