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6章 袁世凯认为,“作养人材,实为图治根本”。他鉴于旧式的书院已经过时,不 能满足需要,便大力提倡兴办新式学堂。 早在1901年9月14日,清政府曾命令各省将省城书院改设大学堂,各府 及直隶州书院改设中学堂,并多设蒙养学堂(即小学堂)。当时,袁世凯还在山东, 便抢先拟定学堂章程,聘请美国人赫士(W。M。Hayes)为总教习,于11 月16日在济南试办大学堂。这是中国最早的一所省立大学堂。它成为后来各省举 办学堂的榜样。袁世凯到直隶后,又延聘日本人渡边龙圣为教育顾问,制定创办学 堂的计划。1902年5月,先在保定办起直隶大学堂,聘美国人丁家立(C。D。 Tenney)为总教习。8月11日又奏设学校司,分置专门教育、普通教育及 编译三处。同时创设师范学堂,考选举人、秀才作学生。还命令各州县设立“劝学 所”,各府设中学堂,州县设高等小学堂,村镇设初等小学堂。1903年4月, 又以盛宣怀创办的中西学堂为基础,在天津成立北洋大学堂,派日本留学生黎渊为 总办。与此同时,他又奏请普及游学。并派遣大批留学生出国,以赴日本者为最多。 如1903年北洋派赴日本的官费留学生共计60人,仅次于湖北(81人),居 第二位,占全国所派官费生279人的五分之一强。②其中仅8月一次就选派举人 或秀才吴鼎昌、高步瀛、王振等二十名赴日留学。甚至他自己也曾扬言要赴日本去 访问参观。 1904年初,清政府批准了湖广总督张之洞拟订的《奏定学堂章程》,并以 法令形式公布,在全国推行。各省都办起一些新式学堂,而以直隶、湖北、江苏、 广东、四川为多。但当时科举还没有废除,人们对学堂仍然观望。袁世凯联合张之 洞于1903年3月13日奏请递减科举,以促进学校的兴办。1905年9月2 日,又由袁世凯起草奏章,和张之洞联合奏请“立停科举,推广学校”。③他们的 理由是:科举一日不停,“士人皆有侥幸得第之心,以分其砥砺实修之志”,“学 堂决无大兴之望”。而只有尽快兴办学堂,才能改变内外“危迫情形”,“化群疑 而消积侮”,不仅使各国“刮目相看”,未敢存“轻侮之意”,更为重要的是使人 们“益将励志潜修,不为邪说浮言所惑,显收有用之才俊,隐戢不虞之诡谋”。④ 尽管袁世凯和张之洞废科举的主要目的是抵制日益高涨的民主革命运动,使大清王 朝“转危为安”。⑤可是仍然遭到守旧派的激烈反对,尤其是非科举正途出身的袁 氏,一时成为众矢之的,“朝士攻之尤力”。⑥但是,清政府认为袁、张“所陈不 为无见”,并于当年10月下令自丙午科(1906年)开始,所有乡会试及各省 岁科考试一律停止,“其以前之举贡生员分别量予出路”。⑦12月6日,又设立 学部,以荣庆为尚书,熙瑛、严修为侍郎,管理和推广学校。从此,学堂的发展更 为迅速。至1906年6月,直隶省各类新式学堂计有:“北洋大学堂一所,高等 学堂一所,北洋医学一所,高等工业学堂一所,高等农业学堂一所,初等农工业学 堂暨工艺局附设艺徒学堂二十一所,优级师范学堂一所,初级师范学堂及传习所八 十九所,中学堂二十七所,高等小学堂一百八十二所,初等小学堂四千一百六十二 所,女师范学堂一所,女学堂四十所,吏胥学堂十八所,此外尚有客籍学堂、图算 学堂、电报学堂各一所,凡已见册报者入学人数共八万六千六百五十二人。”⑧遵 照清政府颁布的办学规定,这些学堂都贯彻“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方针,形式 上都具有西方资产阶级学校的一般特点。中等以上学堂,大都聘请外国人担任总教 习和教习,其中以日本人最多。一般学堂的课程设置也有数学、物理等“西艺”课 和外语课。但学堂所注重的仍是经学的传授和旧礼教的陶冶。小学的主要课程有 “读经讲经”,中学则必须读完《左传》、《周礼》、《孝经》、《论语》等十经 的节本,高等学堂也都有必读的经学课。总之,“勿论何等学堂,均以忠孝为本, 以中国经史之学为基”。⑨所以,这些学堂本质上仍是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的,主 要传播的是封建文化和买办思想。它是洋务学堂的延续和发展,是为袁世凯的“新 政”服务的。 然而,学堂既采取资产阶级的新形式,便决非封建军阀和官僚所能全部包办, 更不是八股出身的腐儒所能应付的。因此不能不利用一些在国内外受过资本主义教 育的人,传授自然科学知识,这样就为资产阶级革命派进入学堂开了方便之门。袁 世凯既要使学生掌握近代科学知识,又严禁学生挣脱封建专制政治的枷锁,这本身 就是一个很大的矛盾,恰如当时进步报纸所指出的,这种做法无异是“开一窗隙, 使窥见外界之森罗万象,且导之出游,使之领略良辰美景、大块文章之滋味,又复 从而锁之,不毁瓦破壁以思突出者,未之有也”。⑩所以,新式学堂的开办,在客 观上不可避免地给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更广泛地向前民展造成了有利条件。袁世 凯为维护封建制度所锻炼出来的各种武器,后来差不多都倒转过来成为反对封建制 度的工具。显然,这是出乎他主观意料,也绝非他的意志所能左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