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城市之光》作宣传(2)
现在我和拉尔夫来到伦敦,丘吉尔先生就邀我们去查特威尔度周末。那天天气
十分寒冷,我们驱车到达那里。查特威尔别墅是一所美丽的老式房子,里面陈设得
很朴素,也很雅致,有着那种家庭的亲切气氛。我只是在第二次来到伦敦时,才真
正开始对丘吉尔有所了解。当时他是下议院一位后座议员。
我认为温斯顿爵士比我们多数人都更会寻欢作乐。在人生舞台上他扮演了许多
角色,表现出了勇气、兴趣与巨大的热情。这个世界上的有趣事情,很少有一件被
他错过了。人生对他是有趣的。他生活得痛快,玩起来也痛快——他押了很大的赌
注,并且是一个赢家。他享受了权力,但从来不曾对权力着迷。在事务繁忙的生活
中,他能够挤出时间来从事他所爱好的消遣:砌砖,跑马,绘画。我在他餐厅里看
见壁炉上边挂着一幅静物油画。温斯顿看出我对这幅画很感兴趣。
“这是我画的。”
“啊,太美啦!”我热情激动地说。
“算不了什么——我在法国南部看见一个人画风景画,我就说:‘我也能画。
’”
第二天早晨,他领我去看他自己给查特威尔砌的围墙。我大为惊奇,说砌墙并
不是一件像看来那样轻而易举的事。
“我来教你怎样砌,五分钟内你就可以学会。”
第一天晚上,席上有好几位年轻的议员,这些人真可以说是都拜倒在他门墙之
下,其中有布思比先生(即现在的布思比勋爵)和已故的布伦丹·布雷肯(后来成
为布雷肯勋爵),两位的谈吐都富有风趣。我告诉他们,说我要去会见当时正在伦
敦的甘地。
“我们把这个家伙纵容得也够了,”布雷肯说,“管他什么绝食抗议,当局应
当把他送进牢房,永远关在牢里。除非我们拿定主意,否则就会丢了印度。”
“如果监禁能够解决问题,那倒是一个挺简单的办法,”我插嘴说,“但是,
你把一个甘地关进监狱,就会有另一个甘地出现。甘地像征着印度人民的需要,除
非是他们的需要得到满足,否则就会陆续产生甘地。”
丘吉尔转过身来向我笑了笑。“你倒可以成为一位出色的工党党员。”
丘吉尔的可爱之处,就在于他能宽容和尊重别人的意见。对那些与他意见相左
的人,他好像是从来不去记恨的。
布雷肯和布思比当天晚上就回去了,第二天我和温斯顿一家人很亲密地共度假
日。那是一个政局动荡不安的日子,比弗布鲁克勋爵整天连续打电话到查特威尔
来,温斯顿晚餐时几次离席去听电话。当时正在进行选举,国内处于经济危机之中。
我觉得吃饭时的情景很有趣,温斯顿在桌上大谈其政治,一家人听着,都显得
那么怡然自得。你感觉到,这是他们日常生活中的一部分,大家对此已经习惯了。
“内阁大臣谈到平衡预算如何困难重重,”丘吉尔说时偷偷地向家里人瞟了一
眼,然后看了看我,“说什么经费已经到了拨无可拨的地步,说什么再没有其他东
西可以上税的了,因为英国人拌起他们的糖茶来已经像是在搅糖浆一样了。”
他停了下来,留心看大伙对这几句话的反应。
“如果再在茶叶上征收一笔税,预算是不是可以平衡呢?”我问。
他看了我一眼,迟疑了一下。“可以的,”他回答——但是我觉察出他的口气
并不是十分肯定的。
我很喜欢查特威尔那种朴素的、几乎是斯巴达式的风格。丘吉尔的那间卧室是
和图书室合而为一的,里边四面沿墙壁都高高地堆满了书。有一面全部摆的是国会
议事录。还有许多有关拿破仑的书籍。“是呀,”他承认,“我是十分崇拜他的。”
“我听说,你有意思拍一部以拿破仑为主题的电影,”他说,“你应当去拍嘛
——这方面有极精彩的喜剧片资料:有一次,拿破仑正在洗澡,他兄弟热罗姆穿着
一身金线绦镶边的制服,冲到他的跟前,以为这是一个好机会,可以使拿破仑在尴
尬的情况下答应他提出的要求。但是拿破仑故意在浴缸里滑了一下,泼了他兄弟制
服上一身水,然后吩咐他离开那儿。兄弟狼狈地退出来了——那是喜剧片里一个很
精彩的镜头呀。”
我记得,有一次丘吉尔先生和夫人在奎格利诺酒馆午餐。温斯顿满面怒容,那
样儿像是一个孩子在闹脾气。我走到桌子跟前去招呼他们。“看样子您好像是受了
谁的气似的,”我笑着说。
他说刚在下院里辩论了出来,对讨论德国问题的情况很不满意。我以为这是一
件稀松平常的事,但是他摇了摇头。“不,不,这问题非常严重,确实非常严重。”
在丘吉尔家里作客后不久,我见到了甘地。事先有人来问我是否愿意去会见甘
地。我听了当然非常兴奋。对甘地我是一向尊敬的,我钦佩他那精明的政治眼光和
钢铁般的坚强意志。但是我认为他去伦敦是一个错误。因为,到了伦敦这种环境里,
他那传奇式的重要意义就会随之消失,而他那样举行宗教仪式也会贬低了自己的形
象。在寒冷阴湿的英国,很不整齐地围着他那惯用的缠腰布,那样儿就显得与四周
的一切很不调和。所以,他来到伦敦,给一些人提供了挖苦嘲笑的资料。一个人往
往是在离得你更遥远的地方,会给你更崇高的印象。
我会见他的地方,是在离东印度码头路不远贫民区内一幢简陋的小房子里。街
上站满了人,两层楼上都挤着新闻记者和摄影记者。接见是在楼上一间大约十二英
尺见方的前房内。我去时圣雄还不曾到,我在那里等他的时候,就开始考虑应当对
他谈些什么。以前我曾听到,他怎样入狱,怎样绝食抗议,怎样为印度的自由进行
斗争,此外还约略知道一些他怎样反对使用机器。
最后他到了,当他拢着他的缠腰布走下汽车时,人们都向他高声欢呼。在贫民
窟里那条拥挤不堪的小街上,看见许多人欢呼簇拥着这样一个外国人,走进一幢简
陋的房子,那情景确是很奇特的。他上了楼,走到窗口,招手叫我过去,于是我们
俩一起向下面人群挥手。
我们刚在沙发上坐下,照相机的闪光突然在屋子里四下照亮。我坐在圣雄右边。
这时,想到了必须就一个自己一无所知的问题发表相当精辟的谈话,我就开始局促
和害怕起来。坐在我右面的是一个脾气很执拗的少妇,她向我说了一大堆话,可我
一句也没听进,我只表示赞许地点着头,同时心里却在盘算:应当向甘地谈一些什
么。我知道,这一次必须由我来开场,不能等着圣雄来说给我听:他是多么爱着我
最新的一部影片,等等——他是否看过影片都成问题。后来,一个印度女人突然用
命令口气打断了那个少妇喋喋不休的谈话:“小姐,请你说到这儿为止,让卓别林
先生和甘地谈话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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