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相(2) 蒋昌建对这个问题的关注是有意味的。20世纪60年代中期,蒋昌建出生于南部 沿海城市厦门,在中国内地还很闭塞的70年代,刚刚看到电视的他同时也看到了 “来自海上的信号”。父亲是常驻部队的军人,对他成长影响更多的是做纺织工人 的母亲。仿佛是命运的吊诡,一个“宽松”的环境造就出了一个具有“自尊心”的 好学生。“自尊”产生的力量驱使着蒋昌建选择了安徽师范大学政治教育系,这位 青年人的目的很明确,就是“要在这个领域里成名成家”。他的这个“伟大”的想 法在当时太正常了,因为80年代的中国泛滥的不是“金钱和奢侈品”,而是像金子 一般璀璨的“理想和主义”。当萨特的《存在与虚无》成为年轻人人手一册的必备 读物时,喜欢朦胧诗派的蒋昌建在外文系的资料室又遇到了波德莱尔,一朵《恶之 花》给予了他“新的战栗”:原来诗歌也可以这样写!来自于外文系的种种新奇又 像新一轮来自“海上的信息”,让蒋昌建感喟如舶来品一般的“真相”。 一代人接近真相的方式是如此趋同,当政教系学生蒋昌建流连于外文系英美文 学原著和大部头哲学书籍中时,北京外国语大学英美文学专业的学生杨澜将阅读范 围渐渐锁定在了与人文历史有关的书籍:尼克松的《领导者》、“美国电视新闻第 一夫人”芭芭拉的个人传记、关于两次世界大战的内幕,甚至苏伊士运河危机,这 些还原真相的书籍和专题片总是能格外满足杨澜对历史深处的“窥探欲”。 1994年,杨澜远赴美国继续求学,还未来得及在纽约站稳脚跟,哥伦比亚就给 这位来自中国的好学生来了一次下马威。在国际和公共事务学院开学进行的基础概 念课摸底考试中,杨澜得了一个“不及格”。何谓“联合国系统中的几大机构”, 何谓“古巴导弹危机中对峙与心理战”等考题,对于一个国家电视台综艺节目主持 人来说是陌生的概念,尽管杨澜非常喜欢相关的知识,但感性上的兴趣爱好和建立 一个“政治、经济、法律、外交”四维框架的专业能力有着天壤之别。经历过这次 魔鬼考试之后,26岁的杨澜开始了一段疯狂填补空白知识的学习历程。 成人的世界观也许不可能被后天启蒙,但可以被补充完善。经过1993年国际大 专辩论赛的洗礼,蒋昌建将“最佳辩手”的得来归于自己在复旦大学经历的魔鬼般 的阅读与讨论。在教授们开出的长长的书单里,学生们先是认领各自的阅读对象, 往往是间隔很短的时间,老师就会开展讨论对话课程。在老师们轰炸似的提问下, 那些未被认真阅读的书籍就会自动露出原形。讨论的过程既是对知识的高浓度提炼, 又是对表达能力的残酷锻炼,两者相结合的最好效果是催生“创造性的思维”,这 个思维是对一名学生知识体系和表述能力的全方位锻造。也只有经过这样的一段 “厚积”才会有辩论会上的“薄发”,因此蒋昌建评价复旦的学习训练使得他“敢 于站出来,能够说对的话”。 “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对于这句17年前被自己引用 过的著名诗句,蒋昌建曾经纠结过,比赛前的头一天晚上本不想用这段话,在他看 来,其实不讲这段话,结尾也可以完成这个任务,也能赢。但是后来征求队友以及 老师的意见,他们觉得还是要用,所以就用了。没想到,两个月之后,这首诗的作 者顾城就自杀了。直到今天,蒋昌建还认为“我不该讲这句话,冥冥之中,我不知 道,不该讲这句话的”。虽然这次巧合强化了蒋昌建的“纠结”,但在这个“纠结” 背后是他对“辩论实质”的探询,相对于外界对于辩论出输赢的观点,他认为 “辩论的目的恐怕是以辩论形式充分展开对立双方的观点、相互比照,以利接通趋 近真理的线路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