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相（2）

    蒋昌建对这个问题的关注是有意味的。20世纪60年代中期，蒋昌建出生于南部
沿海城市厦门，在中国内地还很闭塞的70年代，刚刚看到电视的他同时也看到了
“来自海上的信号”。父亲是常驻部队的军人，对他成长影响更多的是做纺织工人
的母亲。仿佛是命运的吊诡，一个“宽松”的环境造就出了一个具有“自尊心”的
好学生。“自尊”产生的力量驱使着蒋昌建选择了安徽师范大学政治教育系，这位
青年人的目的很明确，就是“要在这个领域里成名成家”。他的这个“伟大”的想
法在当时太正常了，因为80年代的中国泛滥的不是“金钱和奢侈品”，而是像金子
一般璀璨的“理想和主义”。当萨特的《存在与虚无》成为年轻人人手一册的必备
读物时，喜欢朦胧诗派的蒋昌建在外文系的资料室又遇到了波德莱尔，一朵《恶之
花》给予了他“新的战栗”：原来诗歌也可以这样写！来自于外文系的种种新奇又
像新一轮来自“海上的信息”，让蒋昌建感喟如舶来品一般的“真相”。

    一代人接近真相的方式是如此趋同，当政教系学生蒋昌建流连于外文系英美文
学原著和大部头哲学书籍中时，北京外国语大学英美文学专业的学生杨澜将阅读范
围渐渐锁定在了与人文历史有关的书籍：尼克松的《领导者》、“美国电视新闻第
一夫人”芭芭拉的个人传记、关于两次世界大战的内幕，甚至苏伊士运河危机，这
些还原真相的书籍和专题片总是能格外满足杨澜对历史深处的“窥探欲”。

    1994年，杨澜远赴美国继续求学，还未来得及在纽约站稳脚跟，哥伦比亚就给
这位来自中国的好学生来了一次下马威。在国际和公共事务学院开学进行的基础概
念课摸底考试中，杨澜得了一个“不及格”。何谓“联合国系统中的几大机构”，
何谓“古巴导弹危机中对峙与心理战”等考题，对于一个国家电视台综艺节目主持
人来说是陌生的概念，尽管杨澜非常喜欢相关的知识，但感性上的兴趣爱好和建立
一个“政治、经济、法律、外交”四维框架的专业能力有着天壤之别。经历过这次
魔鬼考试之后，26岁的杨澜开始了一段疯狂填补空白知识的学习历程。

    成人的世界观也许不可能被后天启蒙，但可以被补充完善。经过1993年国际大
专辩论赛的洗礼，蒋昌建将“最佳辩手”的得来归于自己在复旦大学经历的魔鬼般
的阅读与讨论。在教授们开出的长长的书单里，学生们先是认领各自的阅读对象，
往往是间隔很短的时间，老师就会开展讨论对话课程。在老师们轰炸似的提问下，
那些未被认真阅读的书籍就会自动露出原形。讨论的过程既是对知识的高浓度提炼，
又是对表达能力的残酷锻炼，两者相结合的最好效果是催生“创造性的思维”，这
个思维是对一名学生知识体系和表述能力的全方位锻造。也只有经过这样的一段
“厚积”才会有辩论会上的“薄发”，因此蒋昌建评价复旦的学习训练使得他“敢
于站出来，能够说对的话”。

    “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对于这句17年前被自己引用
过的著名诗句，蒋昌建曾经纠结过，比赛前的头一天晚上本不想用这段话，在他看
来，其实不讲这段话，结尾也可以完成这个任务，也能赢。但是后来征求队友以及
老师的意见，他们觉得还是要用，所以就用了。没想到，两个月之后，这首诗的作
者顾城就自杀了。直到今天，蒋昌建还认为“我不该讲这句话，冥冥之中，我不知
道，不该讲这句话的”。虽然这次巧合强化了蒋昌建的“纠结”，但在这个“纠结”

    背后是他对“辩论实质”的探询，相对于外界对于辩论出输赢的观点，他认为
“辩论的目的恐怕是以辩论形式充分展开对立双方的观点、相互比照，以利接通趋
近真理的线路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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