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相（5）

    作为中美上海公报最核心、最敏感的问题，当年对台湾问题的处置方法是“求
同存异”。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副所长苏格在接受杨澜采访时，表达了自己的观点，
那就是在20世纪70年代冷战背景之下，基于对付来自北方的危险，建立统一战线的
国家利益的融汇，才有了互相的妥协，两国政治家运用了自己的政治智慧，“逾越”
了“台湾问题”这样一个难关，而实际上台湾问题就是暂时地被搁置了。无论是与
历史现场的见证人面对面探求真相，还是聆听国际政治领域专家的深度观点，杨澜
个人的观察总是有着英语语言专业上的敏感。在1979年的中美建交公报中，她关注
到有这么一个细节，就是说美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唯一合法政府，美
方用recognize 这个词，后边谈到美国“承认”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
分时，则用了acknowledge 这个词，在翻译成中文的时候，可能两个都是承认，但
是acknowledge 在英文也可以翻译成认知，意味着“知道有这么一个现实”。类似
于这样在语言上的不同运用，成为《联合公报》在法律文本上的灰色地区，对于它
们的不同解释，也成为双方各执一词的一种来源，或者是一种依据。

    大到实用主义的传统思维，小到修辞语义上的微妙差异，跨体制、跨文化之间
的沟通显然不是可以轻松实现的，而对于中美两个大国之间存在的交流瓶颈，《杨
澜访谈录》致力于做的事就是在东方与西方之间亮出这只瓶子。

    2001年11月，在中国“入世”前夕，WTO 首席谈判代表龙永图在上海接受了杨
澜的采访。回顾中国“入世”的艰难，他打趣说：“我的英文名字是Mr. Long，所
以外国人说，你做的这个事注定是个漫长的过程。”16年的谈判生涯，失望与惊喜
并存，挫折催熟了成果。其中最令龙永图感叹的是，在最初6 年里，“入世”谈判
的焦点竟集中在“中国到底是不是市场经济”上。1986年，根据当时中国的经济体
制，中方给出的定义是“市场调节与计划调节相结合的商品经济”，但“商品经济”
是英语中并不存在的词汇，如何表达出来才能让对方明白？

    杨澜：“商品经济”，英文怎么说呢，美国人能理解吗？

    龙永图：commodity economy ，英文他们搞不懂。

    中美两方的“入世”谈判就像是在自说自话。对于中方翻译过来commodity economy，
美方谈判代表根本无法理解。直到1992年，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提出了社会主义市
场条件下也可以搞市场经济，中国谈判代表终于找到了一个打破对话迷阵的缺口：
将“商品经济”改为“市场经济”。可是“市场经济”之前的“社会主义的”限定
词，仍然让对方迷惑不解。他们不知道何为socialist market economy？

    杨：那么这个定义他们就能够认同吗，“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什么意思呢？

    龙：我说我们在搞市场经济的时候，更注重social justice，注重社会的公正、
公平，所以我们中国一个方面搞市场经济，另一方面搞社会保障体系。

    Mr. Long的解释最终得到了美方的认同，双方的谈判才得以继续进行。

    语言哲学奠基人维特根斯坦说过这样一句话：“语言的边界，是我世界的边界。”
游走于两个体系之间做一名沟通者，语言的能力是具备超越性对话的关键因素。杨
澜记得当年自己考大学前夕，本打算报考艺术类或者社会学、历史学专业。经过许
多的犹豫和彷徨之后，父亲最终帮她做了一个决定。父亲告诉她：“你还是去学英
语吧。中国正在改革开放，正在逐渐与世界融合。无论将来在哪个领域，英语都会
成为一个有用的工具。而且等到你再成熟一点之后，还可以有进一步选择的自由。”
于是，杨澜选择了去北京外国语学院学习英语专业。

    直到现在，杨澜都深深感谢自己的父亲，是父亲的抉择给予了她语言的优势，
并因这个优势得以走进电视主持行业的大门，又在今天《杨澜访谈录》的对话平台
上，与东西方的各路精英们谈古论今，从容交流。就在这个过程中，杨澜以对话者
和沟通者的姿态推进着中国与世界的融合，也让西方世界和外部世界逐渐加深了对
中国的了解。随着工作的开展，杨澜越来越感到，掌握母语之外的一种语言，绝对
不仅仅是获得了一种学习工具，而是得到了一种新的思维方式，甚至是被引领着进
入了一个新的世界，进入一种文化的比较，对于不同世界的一种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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