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为“第五代”立军令状 广西电影制片厂筹建于1958年,最初称南宁电影制片厂,建成后易名为广西电影 制片厂。由于技术实力和经济实力均不足,广西电影制片厂的厂名使用的时间并不长, 1960年进行了改组,仅仅保留一个新闻纪录片摄制组,厂名也随之改为广西电影摄制 组。14年后,为了应对国内新闻简报的大量需求,或者说应对政治宣传的需要,这间 制片厂开始发展,在原有基础上进行扩建,组成了广西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1974年 又改名为广西电影译制片厂。当时考虑主要从事电影的译制工作。可是,当年电影进 口非常少,绝大多数译制工作均由北京、上海等大厂承担,广西厂接到的任务极少。 为了生存,他们不得不另想办法,从1975年开始筹资自拍故事片。不过由这些名 称的变化可以看出,这是一间没什么实力的制片厂,是一个真正意义的小厂,由于资 金以及人才的缺乏,数度面临生死存亡。 “文革”结束,接着改革开放,文化事业得到较大发展,尤其是电影业出现了空 前的繁荣局面,各省纷纷筹建自己的电影厂。广西方面抓住了这一有利时机,于1978 年11月得到国务院批准,成为以生产电影故事片为主的电影厂,正式定名为广西电影 制片厂,1980年正式挂牌运营。 张艺谋这批人到达之前,广西厂虽然也曾拍了几部故事片,可真正有影响的几乎 没有。 1982年秋天,广西电影制片厂以极大的热忱迎来了张艺谋、张军钊、萧风、何群 等北京电影学院的毕业生。这些毕业生或许怀有被发配“戍边”的心情,可广西厂却 认为他们得到了宝贝,一下子有了兵强马壮的感觉。 早在张艺谋他们到来之前,广西厂便已经立下雄心壮志,要拍出有影响的电影, 他们弄了一个本子叫《凝视》,特从北京厂请来了一位导演。这位导演快50岁了,还 在北影排队,根本轮不上独立执导的机会。用张艺谋的话说:“那个导演由于长时间 不能发挥自己的才能,精神上的创伤极深,做什么事情都很急,最后反而什么都做不 成。”像这样的导演,在北影厂、上影厂以及长春厂,积压着大一批,有些人窝了一 辈子,根本就没有出头之日。当时张艺谋就感慨自己分到广西来也许是一种幸运,至 少排队的时间不需要这么长。 事实也正是如此,广西厂憋足了劲要突破,根本不考虑排队,将他们全都派上了 用场。当张艺谋的那些同学还在北影、上影、西影担任二助等待机会时,他已经进入 《凝视》摄制组,成为摄影助理。 但这次经历并没有给张艺谋或者广西厂带来良性影响。这位导演老兄不知哪根筋 不对,太执著于自己的感觉,并且完全不肯变通。他希望在电影中出现带有眼睛一样 树疤的白桦树,便下令全剧组去找。其实像眼睛一样的树疤可以通过很多种途径得到, 比如由美工组进行加工。可这位老兄非常固执,一定要实景。于是,整个摄制组整个 下午都干这一件事,跑遍了外景地,最终也未能找到符合要求的白桦树。 拍电影是个烧钱的活儿,许多人集中在一起,吃喝拉撒睡,还有租机器等,支出 是按小时算的。电影是一种感觉的真实,而不是现实的真实,如果一定要强求现实的 真实性,很多事便不可为。比如后来的武侠电影中,演员们要在天上飞,如果导演一 定要演员演出这种真实,世界上显然没有一个演员能够做到。 因此,看到大量的人力物力浪费在这件事上,厂领导痛心疾首,多次在各类场合 表示:“我们再不能花钱让别人练手,一定要培养自己的导演。” 张艺谋在这个摄制组的时间并不长,感慨却极其多:“我当时对此非常感慨,觉 得如果把握不好,自己将是这个导演的翻版,生怕自己也这样被耽误了。要是被这样 窝了十年八年,人也就完蛋了。” 于是,张艺谋决定退出这个摄制组。广西厂也深感这次借鸡下蛋的失误,有意要 培养自己的人才。张军钊、萧风、何群等人此时仍然待在广西厂,基本处于无事可干 的状态。他们了解到领导的意图,觉得是一次机会,便想扯起大旗自己干。要扯起大 旗,自然少不了张艺谋。他们想在广西厂组建一个青年摄制组,需要张艺谋回来一起 去游说领导。 从北方返南宁,原本走京广线一直南下,到湖南后再改线。可张艺谋惦记着肖华 和她肚子里的孩子,趁着这次返南宁的机会绕道西安。到达之前,他给肖华发了一封 电报;考虑到她行动不便,张艺谋特意没有写明车厢号,目的是不想她去车站。可肖 华想法不同:男人可以将自己的一切寄托于事业,女人却只寄托于所爱的那个男人— —几个月没见了,她能坐得住吗? 列车是晚上8 点到站。肖华借口出去散步,独自出了门,乘公共汽车赶去车站。 此时正是下班高峰,车少人多,公交车厢挤得满满的。好不容易赶到车站,早早地买 了站台票进去等。可因为不知道车厢号,只得从后向前一节一节车厢找。整列车都找 遍了,没有见到张艺谋。她不甘心,又从头向尾再次寻找,还是没有。她哪里知道, 张艺谋是有意不告诉车厢号的,也认定她不会来车站,列车停稳后,他下车直奔公共 汽车站,根本没有丝毫停留。 张艺谋来到岳母家,岳母见他一个人回来了,便问:“肖华呢?怎么,没接到你 吗?” 张艺谋了解情况后有些着急,立即转身出门,返回了火车站。他走了不久,肖华 独自回来了。母亲见到肖华,立即问:“你是不是去火车站接张艺谋了?”肖华原想 不承认,见母亲那一脸焦急,有些不忍,点了点头。母亲说:“你看你们——张艺谋 已经回来了,见你不在,他把东西一放,又去找你了!” 此时的肖华哪里等得了?她转身又走了。这次她不去火车站了,而是去公共汽车 站。可到了汽车站,她又有些傻了。她家在前后两个站之间,距离差不多,在哪个站 下车都可以,车票价格也都一样。她先去了一个车站,没有见到人;便又赶去另一个 站,恰好看到张艺谋在这个车站。他激动地奔跑起来,那感觉颇有些电影中的韵味。 他冲上前抓住她的手说:“谁让你跑出来接站呢?我一回来见你不在,听说可能去火 车站了,就怕你出事。再等不到你,就又要去火车站了。你以后可再不能干这种冒险 事了,太叫人担心了。” 这些话,如果不是肖华亲口说出来,谁都不相信,张艺谋这个石头一样坚硬的汉 子竟然会如此柔情。 几天后,张艺谋返回了南宁。此时,张军钊他们正在秘密筹划成立青年摄制组, 张艺谋的归来使得他们更增添了信心。他们谋划了几天,拿出了一个详细方案递给了 厂领导。厂领导自然会算账:这几个年轻人虽然嫩了点,毕竟是科班出身;他们如果 能尽快成长起来,是整个广西厂之福。 实际上,他们在向厂领导提出申请之时,便已经确定了自己的首个目标,即郭小 川的长篇叙事诗《一个和八个》。 郭小川是当代中国诗歌界的一座丰碑。《一个和八个》写于“反右”斗争最激烈 尖锐的1957年。据郭小川说,有一天,北京电影制片厂的海默来到他家,给他讲了一 个故事。他在1937年至1940年间就曾听说过这个故事,当时也曾冒出过创作念头。只 不过,海默讲的比他过去听到的要完整得多,也生动得多。尤其重要的是,1957年的 社会环境极其特别。“我为什么写了那么一些杀人犯?为什么让他们都被‘感化’过 来?这也反映了我当时复杂的思想感情。这期间,我对周围的许多人都是很讨厌的。 我觉得,这些人钩心斗角,追名逐利,有时又凶暴得很,残酷得很,简直没有什么好 人。生活在这里,甚至像生活在土匪窝里一般。我想,在这样一种环境里生活,一定 得有一种出污泥而不染的坚贞性格,一定要能忍辱负重,委曲求全,从自己做起,才 能有些用处。” 诗作写出后,郭小川交给了《人民文学》,当时期刊的负责人却拿不定主意,于 是打印出来给一些诗人传阅,仍然没有结果。郭小川便又将诗稿寄给上海的《收获》, 上海方面认为还是不发表为好。 到了1959年,《一个和八个》突然被打印出来,首页标着“内部批判”字样。为 此,郭小川写了一次又一次的检讨,这部诗稿也一沉十几年,直到“文革”结束后才 得以正式发表。 对于张艺谋他们来说,既然这首诗能够公开发表,便说明它在政治上已经没有问 题。 1983年4 月1 日,《一个和八个》摄制组成立,导演张军钊,美工何群,摄影是 萧风和张艺谋。对于广西厂来说,这是一件大事,为此特别举行了一个仪式,由张艺 谋代表整个摄制组向厂里立“军令状”。 仪式刚结束,有人给张艺谋送来一封电报。电报是张艺谋的岳父发的,告诉他, 肖华在前一天为他生下了女儿。应张艺谋的要求,大家一起为他的女儿取名字。张军 钊说:“今天是4 月1 日,从今天起我们就开始干事业了,就要走向不平凡了。3 月 31日是我们大伙儿平凡生活的最末一天,就叫张末吧。”大家同时叫好,于是张艺谋 的女儿便有了“张末”这个名字。 女儿出生,张艺谋并没有赶回家,他已经铆足了劲,要拼上一场。 从4 月1 日开始,几乎每个晚上4 个人便凑在一起谈剧本。他们之所以选择这个 题材,和郭小川当初写这部作品的初衷几乎一样,就是要标新立异,就是要对一些传 统进行反叛,就是要给电影一个全新的视角。 张军钊说:“常有人问我,《一个和八个》为何要在历史观和电影形态上采取极 端叛逆的态度?我们只是本能地要求标新立异。想出的这个东西,别人没整过,这是 当时咱们确定的一条原则。”张艺谋则说:“由于我们对以往中国战争片的那种矫饰 感、那种贪花好色极为反感,于是走了一个极端,拍广阔的天和地,拍寸草不生,对 民族危亡关头的严酷性进行抽象的表现。”他们一反当年银幕上热衷于奶油小生、世 俗化的阴柔之美,追求一种粗犷、原生的阳刚之美。影片中除了唯一的女性杨芹儿之 外,所有男性一律剃成光头。连摄制组的汉子们,也一样剃了光头。这已经是个彩色 片时代,可张艺谋在镜头颜色的处理上也极其大胆,拍得近似于黑白片。影片主要场 景是外景,几乎没有出现代表生命的绿色,把原本织满青纱帐的田野拍成戈壁滩式的 荒凉。这种环境造型为了体现这样的主体意念:日本人的“三光政策”,将生机盎然 的中国土地变成了种族灭绝的沙漠,从而赋予影片一种历史的悲怆和沉重。 在镜头处理上,他们较少使用传统导演喜欢用的远景或者特写,几乎全部是中近 景,人物也不放在画面的中心位置,一般只占一个边角,以求用画面向观众传达一种 力量。这是一种被压迫的力量,也恰恰是作品本身所内含的力量。影片的最后,锄奸 科长拄着拐杖,斜倚在王金身上,构成一个大写的“人”字,这个字几乎占满了画面, 在高光背景下,产生剪影的效果。这显然是当时呼吁人性回归的体现。 张艺谋第一次看到女儿已经是5 月的事。当时,《一个和八个》完成了在河北外 景地的拍摄,转往宁夏外景地,途中张艺谋回了一趟家。初为人母的肖华是异常辛苦 的,她说:“丈夫回来了,孩子也躺在我身边,我感到无比幸福和充实。长久以来的 辛苦、劳累、委屈,似乎一下子都得到了补偿。看到张艺谋第一次见到女儿,想抱不 会抱,想摸不敢摸,想亲又怕把女儿碰疼的样子,我心里真是满足极了。” 没想到,张艺谋回家的第二天张末突然发起了高烧,夫妻俩急忙将她送到医院。 大夫怀疑孩子有心脏病。张艺谋在西安待了5 天,都是陪着生病的孩子度过的。此后 他再回家之前,都要在信中叮嘱肖华:“你这些天,一定要看管好末末,不要让她在 我回家期间再生病。” 这次回家,张艺谋还带回了《一个和八个》的剧本让肖华看。张艺谋问她第一印 象是什么,见她答不上来,多少有点得意地说:“共产党员的种子作用。”肖华说: “哦,你问的是这个呀,我还以为你要我说什么艺术呀情节呀什么的,所以吓得我在 你这个艺术大师面前不敢胡说。” 张艺谋告诉她:为了这个剧本他们4 个人可是使出了吃奶的劲儿,每天晚上讨论 剧本到深夜;何群和萧风困得熬不下去,他和张军钊还在谈;张军钊也熬不下去了, 去睡了,只有张艺谋一个人还在苦苦思索。后来好多被认为出彩的镜头都出自张艺谋 的创意。 这部电影拍摄完成后,被管理部门下令修改,先后删改了150 多处,以至于不能 恢复本来面目。即使如此,管理部门仍然不能下决心公映,仅仅在小范围内放映。 肖华经历了《一个和八个》在西影厂放映的过程。当时张艺谋已经开始另一部电 影《黄土地》的拍摄工作,不在西安。肖华很想看一看丈夫拍的第一部电影,便找到 《一个和八个》以及《黄土地》的编剧张子良,要求他在西影厂放映《一个和八个》 时通知她。两个星期后,张子良告诉了她确切日子,并且约定见面时间和地点,由他 将她带进了西影厂的放映室。肖华进入时大家都在谈论这部影片,因为下午已经放过 一场,反响极其强烈,不少人是想再看第二遍。肖华坐下来,耳边便传来议论声: “听说这部片子不错,哪个厂拍的?”“广西厂拍的。广西厂能拍出这样的片子,真 让人刮目相看!”“比杨在葆还杨在葆,如果其中一段不改,就更气壮山河了!” 放映完后,灯一亮,大家就“噼噼啪啪”地拍起手来。这种情形在电影院是不可 能见到的。这充分说明了一点:这部电影得到了同行的高度肯定。 事实也正是如此,这部影片虽然未能通过审查,但它被视为中国新电影的里程碑, 是“第五代”导演的开山之作。此后只要谈这一代电影人,没有人能够跳过这部电影, 也没有人能够跳过张艺谋。 那么,这部电影最本质的突破是什么?张艺谋说:“当时中国还处于‘文革’后 的复苏阶段,电影普遍重社会意义而轻艺术形式。本片是一个反正。” 这就是根本,而张艺谋的这种说法显然是太客气、太谦虚了一些。 -------- 虹桥书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