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爷爷”“奶奶”大胆地往前走 对于一部电影来说,选本子、选外景也许是和选演员同样重要的事。 《红高粱》拍摄前,张艺谋选姜文出演“我爷爷”这个角色,让他从幕后走到台 前应该说没有什么悬念。 姜文1963年出生于唐山的姥姥家,整个童年都在唐山度过。他的父亲是名参加过 抗美援朝的军人,母亲是一名小学音乐教师。后来他离开唐山的姥姥,和父母一起生 活。因为父亲是军人,他也就随着父亲迁徙,先后在贵州、湖南等地生活过,1973年 来到北京。 据说,小时候的姜文绝对是个调皮捣蛋的孩子,自认为长得丑,但他身上有着别 人所没有的活力,充满了运动细胞。到北京之后,中学时代的姜文认识了一个好朋友, 他就是英达。姜文因为常去英达家玩,深受英达的父亲、著名表演艺术家英若诚的影 响,迷上了演戏。 1979年,姜文高中毕业后报考北京电影学院,没有被录取。此事后来成为北京电 影学院的一个故事,意指像姜文这样有潜力的演员,当初都吃了闭门羹,可见北京电 影学院招人时是多么严格。第二年,姜文报考中央戏剧学院,最终依靠张仁礼的慧眼 赏识,被破格录取。 姜文和张艺谋虽然不是同校学友,但两所学校间常有来往,谁在学校有点名气, 立即就会传到另一所学校。姜文读大学一年级的时候,张艺谋已经是大三学生,而且 在北影相当活跃;据姜文后来说,他入校时,张艺谋已经是极其活跃的学长。也许在 那个时候他们便已经有了接触。 可以试想一下,张艺谋心目中的“我爷爷”会是个什么模样?他最初是“我奶奶” 出嫁时抬轿的轿子头,后来发生了诸如单挑土匪等一系列事件,这样一个人绝对是一 个外形上比较壮硕的汉子;而在“我奶奶”回娘家的时候,他又在高粱地里将“我奶 奶”强奸了,他身上还需具有一股匪气,有着一般男人所没有的气概和力量;同时, 大概还应该有相当不俗的外貌吧,否则,以“我奶奶”那般的花容月貌,又在那样的 社会环境中,怎么心甘情愿去做这件事? 将诸多因素摆在一起考虑,没有比姜文更合适的人选了;更何况,学生时代姜文 就是张艺谋的“小兄弟”。 “第五代”导演和他们的前辈在工作作风上最大的不同,就是“说戏”和“侃戏” 的区别。此前的导演往往是在要拍某一场之前,将相关演员叫到自己面前,分别向他 们说戏,将自己对这一场景的理解、要求以及需要达到的目标告诉演员,启发演员在 表演时发挥和把握。在这一过程中,演员并不参与剧情的创作,也不需要考虑剧本是 否存在某些问题,他们唯一需要做的,就是将导演的意图准确生动地贯彻。但到了 “第五代”导演,这一点根本改变了,拍摄前导演会召集演员以及相关主创人员在一 起侃戏,他们有了一个相对固定的术语,叫“攒戏”。 所谓“攒戏”或者“侃戏”,其实就是一大帮人坐在一起预习第二天要拍的戏。 以前,相关的戏是由剧本作者和导演设想好的,演员只要背台词和临场发挥。但“第 五代”导演的风格是:在没有拍摄完成之前,剧本绝对没有最后定稿,一切都有可能 改动。以前拍戏,剧本作者、导演和演员之间缺乏互动,尤其缺乏对剧情的沟通。 “第五代”导演改变了这一点。剧情是演员演的,许多时候,剧本作者设想某些剧情 很可能对情感、逻辑、自然等诸多因素把握并不准确,尤其是台词,剧本作者想象中 是可以的,演员具体演的时候却有语气接不上来或者情感调动不起来之感。观众看戏 也往往会发现这类破绽,比如发现演员在不该哭的时候哭得一塌糊涂,吵架尚没有进 入状态便已经动手打了起来等等。让演员和剧作者以及导演等在一起攒戏,弥补的是 以前戏中的“假”。再者,正所谓“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几个人在一起攒戏, 说不准谁就能有一些好点子。《一个和八个》以及《黄土地》的拍摄过程中,张艺谋 就出了很多很好的点子,远远超出了他当时作为摄影师的工作范畴。 张艺谋在当导演之前,有四部戏。前三部戏他都是和“第五代”导演一起攒的, 第四部戏《老井》是和前辈大导演吴天明一起攒的。显然,张艺谋从吴天明身上又学 到了很多东西,这就使得他当导演的条件更加成熟,对于导演手法方面的了解、感知 也更加全面。 拍摄《红高粱》时,张艺谋将这种攒戏的方法带了过来,并且在后来的导演工作 中一直坚持运用。 这种攒戏的做法还成就了另一个名导演,他就是姜文。 多年以后,姜文回想起当初和张艺谋的合作,心生感激。其中最重要一个原因, 就是在攒戏过程中姜文完善了他的电影梦,也成就了他作为“第六代”导演的领军人 物。 姜文拍《末代皇后》以及《芙蓉镇》已获得了很大名声,而《红高粱》则让他走 向了国际舞台。正因为如此,张艺谋在姜文心目中,始终都是一个师傅加兄长的形象。 选谁来担任《红高粱》中的“我奶奶”九儿,是一件令张艺谋颇费思量的事情。 选演员这件事,张艺谋委托给了副导演杨凤良。1987年的初夏,杨凤良一直为这 事儿忙得不亦乐乎。这一天,他们再一次来到中央戏剧学院,找了很多人打听,也搜 罗了一大批照片和简历。正准备离开的时候,北京电影制片厂导演李文化的女儿、中 央戏剧学院导演系学生李彤对他们说:“如果要选九儿这个角色,我觉得整个中戏只 有二年级的巩俐最合适。” 杨凤良听了这话觉得奇怪,问她为什么这样说。李彤说,她看过莫言的《红高粱 家族》,对九儿这个人物印象特别深。加上她自己是学导演的,对中戏的学生特别关 注,她感觉巩俐活脱脱就是一个九儿。听了这话,杨凤良立即返回表演系,去找巩俐。 不料,当时巩俐正在广州拍一个电视短片,一时回不来。 杨凤良给在西安的张艺谋打了个电话。张艺谋答复,那就先看一看照片。李彤没 有巩俐的单人照,只是找出一张巩俐和全班同学的合影。张艺谋后来说:“人头跟米 粒似的,看不清。但在中戏找人打听,几乎所有人都说,要说合适还是二年级那个巩 俐最合适。因为见不到巩俐本人,所以我决定再见见别人。这时我的副导演杨凤良碰 到史可,觉得可以考虑把史可列为候选人之一。我们那时还有几个候选人。” 张艺谋准备在外地几个城市再转转看看,突然杨凤良告诉他:巩俐回来了。于是, 他们决定去看一下。张艺谋曾回忆说:“在李彤的房间里我跟她见了面,谈了不到10 分钟,并把莫言的小说给了她。她当时看起来很瘦,给我和杨凤良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虽然说不出什么,但觉得她特有味道。后来我们决定分别给巩俐和史可造型看看。造 型之后,我们发现那感觉不太一样。之后,我们又排了她们两段小品,觉得巩俐是最 适合的。” 张艺谋谈起巩俐试镜的情景时说:“当时她穿着一件宽大的衣服试镜,与我想象 中的《红高粱》女主角对不上号。当时我心目中的女主角应该是一位漂亮的女子,而 且有一种强烈的情感。当然,巩俐的样子也很清秀、聪明,眼睛很有表达力。后来, 经过进一步接触,巩俐的性格正是人物所需要的。她在外表上很纯真,不是那种看起 来很泼辣的样子。外表不很张扬,内心活动及性格又可以表达出来,这样在戏里出现 会更好。” 张艺谋从北京回到西安几天后,西影厂的聘书就发到了巩俐手中。 许多人后来说,巩俐太幸运了,还没毕业呢,一名二年级学生,便被张艺谋选中, 直接踏上了成为国际巨星之路。当时西影厂也有很多人对此不解,认为让一个从未正 式演过戏的二年级学生担任一号女主角,实在是太冒险了。何况生活在20世纪30年代 中国北方农村的“我奶奶”和长在城市的巩俐有着天差地别,这样一个女孩怎么可能 演绎好那样一种角色?莫言在得知这件事时也都暗捏了一把汗。 多年后,张艺谋也坦率地承认,他当时也非常担心这部戏砸在巩俐的手中。 剧组成立了,不叫“《红高粱》剧组”,而叫“《九九青杀口》剧组”。 开机仪式是在莫言的故乡山东高密举行的。莫言告诉剧组成员,他想将所有人请 到他家去做客。要知道,莫言可是当时最著名的作家之一。受这样一个大作家的邀请, 剧组成员自然感到荣幸。接下来,莫言将这一消息告诉了家里人。这里毕竟是乡下, 大家都只看过电影,却没看过拍电影,更没见过电影明星。莫言的提议却遭到了老父 亲的反对,他扛着锄头下了地,临行前扔下一句话:“你做事要谨慎,不要张狂,否 则必遭祸患。” 莫言并没有理会父亲的话,而是和母亲一起张罗这次特别的家庭聚会。“一大早, 我母亲、我婶婶忙着擀饼,我媳妇忙着上集采购。大约10点钟,一辆涂着若干大字的 面包车停在我家打麦场上,从车上下来了张艺谋、杨凤良、姜文、巩俐,还有摄影师 顾长卫等人。” 对于巩俐,莫言很坦率地说:“说实话,我一开始对巩俐的印象一般。她当时在 高密县招待所的大院里挑着木桶来回转圈,身上穿着不伦不类的服装,脸上凝着忧虑 重重的表情。”莫言心目中有一个“我奶奶”形象,那是当地的一朵花,是一朵鲜艳 欲滴的刺玫瑰。可面前的巩俐呢,看上去就像一个嘻嘻哈哈、啥也不懂、啥也不会的 中学生。 这种印象直到电影出来、看样片的时候才改变。莫言说,看样片的时候,他感到 了强烈的震撼,它给了他崭新的视角、强烈的色彩。他也第一次感受到了电影的影响 力。他说,那篇小说写完后,除了文学圈也没什么人知道,但是1988年春节过后,他 返回北京,深夜走在马路上还能听到很多人高唱“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他承认, 遇到张艺谋是他的幸运。 巩俐的表演,质朴、自然,不矫揉造作。当整部电影中几乎每一个细节都极尽夸 张之能事时,巩俐的本色表演自然就格外突出。 《红高粱》成就了张艺谋,也成就了巩俐。还有姜文。此前,姜文在国内已经非 常有名,《红高粱》之后,姜文的名字真正漂洋过海。 这部戏拍摄前后,巩俐的态度也是极其有趣的。最初,巩俐对得到这部戏并不感 到惊喜。她表示,就算不拍电影,她还可以演话剧。对于初次执导的张艺谋,她也不 是信心满满的;对于出名,她更是没有足够的思想准备。 电影拍摄完成之后,她的感觉又完全不同。 据巩俐的同班同学赵亮回忆,巩俐接拍《红高粱》这件事,班上所有人都知道。 大家唯一想到的是巩俐运气真好,才大二就接到了女一号。至于这部电影能给巩俐带 来什么名声,还真没人想过。 回到学校,拿了一笔演出费的巩俐请班上几个同学吃饭。餐桌上,她悄悄地对赵 亮说:“哎,哥们儿,我可能要红啊。再过一段时间,我就不能请你们吃饭了,因为 那时候很多人都认识我了。”赵亮当时根本不相信这话,认为巩俐在吹牛。何况这部 片子才刚刚拍完,镜头是零散的,能剪出个啥模样,演员自己并不清楚。 赵亮说,当时他这个班的同学,在演艺方面比较出色的还有好几个人,接到一号 的也有几个,比如伍宇娟和史可当时都有戏;为什么就不能是他们先红,而一定是你 巩俐? 不久之后,《红高粱》真的红了,是先在外国红的。 1988年2 月23日,柏林国际电影节上,《红高粱》一炮走红,反响极其强烈。当 时柏林自由电台发表影评说:“拍摄《末代皇帝》的贝尔托鲁齐也要向张艺谋请教”。 投票时,11个国际评委一致将选票投给了《红高粱》,中国影片第一次夺得金熊奖, 刷新了中国电影此前从未获得过国际大奖的纪录。不仅如此,这还是亚洲电影首次在 这一电影节上夺得最高荣誉。 此时,张艺谋不想红也不行了,一夜之间,大街小巷全都唱起了“妹妹你大胆地 往前走”。 -------- 虹桥书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