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6节：故事：关于教授(20)

　　通过协助苏教授撰写自传，我有机会比较详细地了解他的生平。我知道了自
传和年谱这两部书之外的很多事情。苏教授年轻时的学习条件，现代人根本不可
能与其相比。我们今天常讲现在的中小学生学习负担太重，其实苏教授小时候，
学习的负担又何曾轻松过。那时候没什么重点中学，上大学只要有银子就行，苏
教授一生和清贫无缘，他常说自己的学问，都是用白花花的现大洋堆出来的。苏
教授从小就习惯于自己被当做神童，他所处的环境，让他除了不停地学习之外，
没有别的任何事情可以干。在上海读教会学校时，苏教授的祖父害怕他学了洋文，
忘了祖宗的遗训，又特地在上海替他请了位遗老教古文做法，每周法定要听两次
课。四年以后，苏教授中学尚未毕业，遵父亲的指示，去美国弗吉尼亚州立大学
旁听，很快转为正式学生，然后又去了哈佛，受教于该校当时著名的学者白璧德
教授。

　　苏教授在美国待了差不多六年，然后又去欧洲周游了两年，先后就读于柏林
大学、巴黎大学和伦敦大学。八年后他回到中国，从一个游学的公子哥儿，摇身
一变，进入南京中央大学担任外文系最年轻的教授，讲授英文文法。也就是在这
一年，一个偶然的机会，他又成为当时也在中央大学教书的黄侃先生的私淑弟子。
早在出国前，苏教授就听说过黄侃的鼎鼎大名，那时候他的年岁还小，苦于没有
机会结识，现在终于遂了心愿，并且十分后悔自己去国外浪费了八年时间。一位
外文系的教授拜中文系的教授为师，这在当时是一个很重要的话题，它意味着中
国文化对西方文化的一次战胜。虽然苏教授追随在黄侃先生左右，也就四年多的
时间，然而这四年多的学习生涯，奠定了此后一生的努力方向。他对训诂产生了
极大的兴趣，并且几十年一以贯之，在这门学科方面，深得恩师黄侃的真传。黄
侃先生1935年秋天病逝，据说在晚年的弟子中，苏教授是侍奉老师最殷勤的一位，
他当时不仅每日登门求教，而且亲自过问黄侃的生活起居。黄侃先生嗜酒，名士
气很重，他的逝世和伤酒有关，苏教授力劝老师戒酒不成，每逢喝酒总在一旁把
关，不让他多喝，为此屡被责骂，有时甚至当众被黄侃轰走，然而下一次酒宴上，
苏教授依然如故。

　　多少年来，苏教授一直以博学卓识著名。在1952年以前，他始终是外语系教
授，除了英文文法，开授的课程还有莎士比亚导读、英国诗歌、西方哲学的演变
等等。很难说什么是苏教授的真正特长，外文系没人敢怀疑他的英文有任何问题，
中文系的教授也从来不敢小觑他的国学，因为事实上，他厚实的国学基础，足以
证明他绝对不比他们中间任何一位逊色。人们敢说他的恩师黄侃保守、顽固，却
很少用同样的词汇攻击他。人们常说，苏教授所以胆敢不趋" 新" ，不靠贩卖"
新" 的时髦来显示自己的学问，和他在国外期间见惯了太多的" 新" 有关。温故
而知新，只有真正地了解了旧，才可能实实在在地理解新。苏教授这一生中，似
乎只对做旧学问有兴趣，很难找到像他这样执着于死啃书本的学者，有关他如何
用功苦读的故事，有很多生动的版本。譬如在抗战期间，他就住在图书馆楼上，
在书堆里搭一个铺，每周至多下一次楼去讲课，连续有两年，吃饭用厕甚至敌机
轰炸，都坚决不离开一步。天才常常是通过勤奋体现出来，学问之外的事情，很
少有能让他动心的。苏教授不止一次拒绝担任系主任，无论是在外语系，还是后
来在中文系，他对涉足官场不感兴趣。

　　苏教授唯一的一次出仕，是在抗战前夕，他担任了当时中央大学校长罗家伦
的校长助理。说来很可笑，苏教授对于官僚，从来没什么好印象，但是对于仅比
自己大了八岁的罗家伦却很推崇。有很多理由都应该让苏教授不喜欢罗家伦，罗
家伦是胡适的学生，在" 五四运动" 时，是著名的学生领袖，曾先后留学于美国
的普林斯顿大学、哥伦比亚大学，而且和苏教授一样，也在欧洲的一些知名大学
就读过。在历史教科书上，罗家伦被称之为国民党的政客，最后好像是客死在台
湾，然而苏教授对他却从无贬词。苏教授始终认为他是自己所遇到的最想办一所
好大学的校长。由罗家伦担任校长的中央大学，是当时国内最好的大学，所开设
的学科、学生和教职员人数，以及年度经费，都相当于当时同样是名牌大学的清
华大学、交通大学、武汉大学、浙江大学四校的总和。罗家伦的野心，是把中央
大学办成美国的哈佛、英国的牛津、日本的东京大学，他的雄伟计划，不仅打动
了对仕途不感兴趣的苏教授，而且让当时还很年轻的苏教授立刻走马上任，为实
现这一理想奔走卖命。

　　担任校长助理的苏教授，为罗家伦贡献的第一个良策，就是将中央大学从市
中心迁移出去。因为当时的校本部面积，只有300 亩，很难有进一步的发展，参
照国外的名牌大学，中央大学若想发展，必须从城市中突围，搬到空旷的郊区去。
罗家伦十分重视苏教授的观点，让他率人立刻踏勘南京四郊，最后选定了中华门
外的石子岗一带为新校址。这一带风光明媚，在二水三山之间，北面遥望紫金山，
南面是当年岳飞大胜金兵的牛首山，东南面则是名为方山的一死火山，登高可西
眺长江，又有秦淮河的一条支流从中穿过，山抱水环，充满了灵气。罗家伦对这
一选择十分满意，新校址初次征收土地就有8000亩，并由教育部出面，聘请国内
建筑方面的顶尖人才设计，可惜这庞大宏伟的计划，刚动工两个月，就发生了卢
沟桥事变，抗日战争全面展开，迁新校址的计划也因此夭折。

　　苏教授又恢复了做学问，他常说八年抗战，是自己当教授以后，面壁读书的
第一个最佳时期，他所在的大学一路颠沛流离，西迁到了重庆。很多人在国难当
头的形势下，开始感到读书再也没什么用处，有的热血青年当兵去了，有的在鬼
混，还有的去做买卖，剩下的也不肯太用功。苏教授当时有一句名言，这就是打
仗乃是国军的事情，大学师生最好的抗日，就是埋头做学问，把学问做好，力争
让自己的学校水平，超过日本的东京大学和京都大学，能超过就是抗日战争的胜
利。他的观点一时成为大学里的笑柄，进步学生一提到他，就嗤之以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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