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早年——六十三年前 那是在1933年圣诞节,英国正处于可怕的大萧条最严重时期。伦敦的大街小巷 充斥着衣衫褴搂、面如枯槁。在生命线上挣扎的人群。孩子们赤脚在街道上而行, 向行人乞讨食物。只有牛津大街是迥然不同的另一番景象:有钱人在圣诞节前几天 抓紧购买圣诞礼物直到商店关门前的最后一分钟。 我穿着一套蓝色的童装西服在大街上悠闲漫步,我的父母牵着我的手,有说有 笑,不时地逗逗我。我不记得那年冬天下雪了没有,不过我仿佛记得有一些雪花落 在我头上,父母不等雪融就立刻把雪花从我头上拂去。我一路想着快要见到圣诞老 人他会送我一份贵重的礼物,还会讲一些逗乐的故事,因此异常地欣喜、激动。 因为这是一个特殊的节日,我们走进赛尔弗里奇大厦后,父母出于传统的观念 要我先去理发。理发店里有专门为孩子们服务的设施,有一台漂亮的老式的、可以 上下升降活动的木马,孩子们坐在木马上很开心,能较好地配合理发师理发。我有 一头厚密的卷曲的棕发。理发师叫我弗雷迪·巴塞洛缨,那是当时一位著名童星的 姓名,理发师照他的发式来给我理。我记得理发师还给了我一块糖果,称赞我听话。 那天,我们在店外边等候舅舅,他总是开一辆老式的帕卡德牌汽车来,那是他 从美国买来的大型轿车。他待我真好,只要我想要的东西他都给我买,我想我要是 向他要帝国大厦的话,他也会买下来运到英国来给他的小外甥的。 我——莫里斯·斯用林,生于1928年4 月6 日,是家中的独于。父母本杰明· 斯琅林与玛丽·斯珀林属于上等中产阶级的犹太家庭。他们结婚多年才有了我,因 此对我十分溺爱。我们最早住在托特纳姆市雷文斯代尔路46号,那是一座相当普通 的中产阶级住房。我的父母出生于伦敦东区。祖父母出生于俄罗斯,后来住在爱沙 尼亚,在1917年俄国革命前逃来英国,以裁缝制衣为生。祖母每逢星期二晚都来看 我们,给我带来一块雀巢牌的巧克力排。 那些岁月,日子过得很有趣。我们什么东西都不缺。我们正好处于伦敦最富裕 的地区,有足够的金钱来抵消大萧条的影响。有许多有钱人来购买我父母裁制的服 装。因此对我们家庭来说,钱是不成问题的。 我父亲是裁缝,我母亲组织生产女装,她自己也会制作女袍。母亲同她的哥哥 亚历山大·戈登合伙,舅舅非常有钱,在服装业差不多是首屈一指。他是信奉东正 教的犹太人,是犹太协会的理事。他以自己的姓氏命名公司,并在伦敦牛津广场附 近的大波兰街上经营一幢大楼,同位于牛津大街的赖曼斯大厦背靠背。第二次世界 大战期间,德国人的空袭炸毁了赖曼斯大厦,也把舅舅的大楼炸塌了。 我母亲是同她哥哥合伙生意的中坚力量,其结果是攒了很多钱,只不过比舅舅 还差得远就是了。他们雇着数百名女工,包括机械师、剪裁师,成品既在国内销, 也出口到海外。仓库就在大楼内。制作间也在大楼内,沿街的铺面设店售衣。 我常常驾一辆小型运动车在托特纳姆大街上转,这辆车一定花了一大笔钱。 我在这么可爱、富有的环境中成长起来,定使其他孩子羡慕不已。我对父母、 对舅舅再也提不出什么要求来了。我是家中的独生于又是晚生子,家庭对我倾注了 大量的爱心与关怀。有些时候,妈妈在店门口把我抱在膝上颠我,我则对顾客们品 头论足。但有一个暗淡的回忆,可以作为形成我后来的生活道路的线索来追踪。 那时我还不到六岁,正像每个六岁小孩儿那样早早就上了床。睡了几小时后醒 过来了,听到餐厅那里传出来喧闹的笑声。作为一个好奇心重、喜欢冒险的小男孩 儿,我自然爬下床来,走近半开着门的餐厅。门半开着大概是怕我夜里呼唤妈妈、 爸爸,便于他们听到。餐厅里的电灯都关了,只留下少些灯光足以照亮一张铺着绿 呢的桌子,桌上有纸牌。我母亲、父亲、舅舅,还有两位朋友,正在聚精会神地玩 儿着扑克赌输赢。其中一位客人是主办拳击赛的,另一位也是服装商。他们玩得那 么投入、那么开心,我真想参加进去。我坐在过道里望进去,眺望着他们玩儿牌, 坐了一两个小时。可能是玩儿牌的乐趣渗进了我的潜意识,我不知道。但不管怎么 说,玩儿牌以后就成了我生活的主要部分,有时我不禁想起那一夜的经历也许与此 大有关系。 后来我才知道,牌局的组织者是我母亲。她常做这事,一周数次。母亲嗜赌如 命,父亲也一样。其结果,我们全家不得不搬到哈灵格租一套公寓去住了。金钱流 进又流出,几乎有固定的流速。等我到了十七岁,家中的日子便艰难了。但我还拥 有一辆奥斯汀牌运动型小汽车,可能是舅舅慷慨为我付的账。 我渐渐长大,才开始了解父母亲嗜赌所产生的问题。父亲总是不能及时付清账 单、偿还债务。我发现他常在赛狗场泡。母亲开始同他争吵,有时吵得很凶。后来, 过逾越节,我头一次体会到了赌博会使一个人变到什么程度。 逾越节是一个古老的犹太节日,长达八天。头一夜称“赛德夜”,祈祷至某个 阶段,家中的幼子须去打开大门迎进天使。那一年,轮到我来做这件差事。但我开 门迎来的,不是天使,而是两名执行官,手持授权证,来没收我们的家具以抵偿父 亲的债务。 我的童年时代大部分就在托特纳姆度过的,直到1940年大空袭期间,疏散到了 威尔士地区。将近十二岁,我携带一只箱子,同一帮孩子一起被送到乡下,距加的 夫不远。在布里斯托尔郡的萨默维尔市,我寄居在一位乐队指挥的家中。我住的地 方名叫雷德尔,这是一个可爱的小镇。我甚至参加了教堂唱诗班。多奇怪:一个犹 太教的小孩儿竟在天主教堂里唱诗。那并不是惟一的一次经历。后来,多年以后, 我又在一座法国监狱中,在天主教堂里唱圣诗。 我有一副好歌喉,有一年在利特尔汉普顿的一个节日,在唱歌比赛中获了奖。 我非常喜欢在威尔士过的那几年。我母亲时不时地来看望我。寄居的那家人都很可 爱,待我再好不过了。英国皇家空军送走了德国空军之后,我才回到伦敦。 我是个好学生。成绩最优秀的是历史、地理与数学,在班上名列前茅,只是物 理成绩不好。我还是个体育狂,是本县游泳代表队的队员。如果我再努力一点儿, 就会把游泳作为一项事业。我不喜欢足球,而喜欢板球。我热衷于运动。每星期六 早上,父亲就带我去埃格尔顿路的犹太教堂做礼拜。我穿一套传统的安息日黑色礼 服,白衬衫,黑领带。在礼服里面,穿着玩板球的白球衣。礼拜一结束,我就发疯 似地奔跑到板球场玩一局板球。我是个极佳的投球手,曾在北伦敦少年队里同全国 各少年队进行对抗赛。从克拉文公园路中学(初中)毕业后,进入唐希尔斯中央中 学上高中。无论初中或高中,我都是板球队的队长。我是伦敦中学生中最佳投球手 的名声远播各地。我一进高中,原任的队长立刻说:“你来代替我。” 然而,我的击球技术却很差劲。一次北伦敦赛球,到决赛时,我们相遇贝尔蒙 特队,这是北伦敦的一支常胜队。我队的击球手逐个上场,均无所获。我是第九或 第十个上场的。贝尔蒙特队勇猛快速的投球手投出的球飞快向我袭来。我闭上眼睛, 抡起木棒,打了个四分。我们全队只得了这四分。我退场时,受到明星般的鼓掌欢 迎。后来我又进了六次三柱门,但仍未能赢得这场比赛。 那个时候我已经开始逃学,一有机会便开小差。有一天逃学后,头一次冒险涉 足赌博。伍德格林有一家游戏厅,我在那里认识一个女孩子。我每天都要去那里, 只为见她一面。在等她露面的空闲时间,我就去玩玩“老虎机”(也叫“吃角子机”)。 不一会儿,我袋里的几个先令就消失在那架机器里了。玩老虎机从没赢过,你打不 过这些机器。但是,我发现这种游戏的吸引力太大了,以至无法放弃。我被它钩住 了,那时我只有十四岁。尽管父母给我零用钱很大方,但钱都喂了“老虎”。为此, 我开始偷我母亲提包里的钱。我想她知道的,但她从不责备我。一天,邮差送来一 封挂号信件,我拆开了。那是会计给我母亲寄来的一笔钱,我拿去花了。这是我头 一次从事真正意义上的偷窃。 由于耽溺于赌博,连板球活动也停止了。我是板球队队长,掌握着一些购置设 备的基金。一天,校长决定要购买球棒、球、板子、手套,但发现连一个便士也没 有了。我无法自圆其说,便以挪用基金的罪名立刻被逐出球队。回顾那段日子,我 不承认自己是小偷,但我确实偷窃过。我只不过是把一些偶尔碰上的无关紧要的现 金装迸自己的口袋而已。那也是战争时期的一段不平常的日子,如果你够聪明的话, 你完全可以过着双重生活,毫无麻烦。不是说人们不管这些事,只是因为他们脑子 里有更加烦心的事。 我十四岁就辍学,使父母亲大为烦恼。他们要求我接受顶尖的教育,他们对我 在一流中学的学习成绩一直是相当满意的。 我没能完全逃脱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灾难。我的最要好的朋友在一次地雷爆炸中 丧了命。他的姓名是赛迪·尼德。我们走进学校,地雷正好在学校旁边爆炸。我不 愿多想赛德的死,但他的身影一直留在我脑中。一个充满活力、勇气过人的翩翩少 年,一下子就被夺去了生命,真太可怕了。这样的事发生在你的亲近朋友的身上, 你无能为力,只有感叹生命究竟是什么。也许赛德的死同我在三项事业上采取“让 魔鬼去管吧”的态度有一定关系,这三项事业就是:赌博、偷窃、追女人。 我父亲是空袭期间的警卫。这本是一桩好事,但他从未挽救过什么人的生命, 因为他太忙于玩牌了。许多夜晚,飞机扔炸弹的时候,我们就蹲在餐厅大餐桌的下 面。不在这里躲、就去税路地下车站,那里是我们这一街区的指定防空场所。 就在离开学校之前,我学到了人生最有价值的一课。一次我在学校里打架,打 输了。我知道我不是个斗士;我是个情圣,不是斗士。我在一次百码赛跑中获胜, 使一个家伙恼羞成怒。尽管我当时又瘦又小,也只得摆好架势。他一拳把我打倒在 地,我又像个傻子那样站了起来。他又打我一拳。这次我倒下就起不来了。 舅舅想说服我去学做买卖,可是1942-1944年间大部分时间我都用来逛大街、 泡舞厅。我在十五岁的年纪上,经常去光顾的舞厅有三家:托特纳姆的“皇家舞厅”, 阿尔德威奇河边的“莱辛姆舞厅”与“百乐门舞厅”,去百乐门舞厅的顾客最多。 两年的时光就这么着过去了,都是些不值得回忆的事,我也大都忘却了,只能 说,我甚至从这个时候起,大概已经走上了一条邪路。